孙中山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秘书蔡廷干为他剪掉辫子。此后的袁世凯，就是银币上这个形象。当时，袁世凯和手下人都很高兴，“咸与维新，喜庆共和”。袁世凯是很满意的。

　　在南京，2月14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对于这一结果，孙中山先生也是满意的。

　　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全案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一时，媒体纷纷称赞袁世凯为“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

　　以往对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评价是负面的，不外乎“窃取了革命果实”、“无耻狡诈”等。现在，对袁世凯的评价正面起来，甚至有说袁世凯运筹帷幄，为民所忧，创建共和，利在民国，似乎袁世凯功勋盖过了孙中山等人。

　　客观地说，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是连唬带蒙，手段不怎么光明正大，套用罗贯中的话，就是“欺他孤儿与寡母”；至于与南方革命党谈判，连拉带打，手段无所不用。袁世凯促成南北和谈，是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权利，并非什么不忍生灵涂炭，把袁世凯吹捧过高显然不符合史实。

　　但袁世凯能与南方革命党达成和平协议，是应该肯定的。唐德刚先生说：“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无可厚非。”而骆宝善先生说得更直接：“这种不流血的政权更替，对于人民来说是有利的。”

　　如果袁世凯效忠清室，挥师南下，再像曾国荃那样来个火烧南京城，半个中国将狼藉一片，袁世凯岂不真成了彻底逆潮流而动吗？以往政权更替，多是充满战争，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南北能达成和平，避免了全国范围内的烽烟，其实是庶民之福。

　　为了限制袁世凯，孙中山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定都南京，二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被视为革命党约束袁世凯的三道“绊马索”。

　　南京建都，似乎没有道理，何况北京已是百年都城。但孙中山偏爱南京，非得建都于此。临时参议院首度表决时，28人有20个不赞成，大多仍选择定都北京。结果这个决议让孙中山和黄兴大发雷霆，限期议员们改正，“不然就派兵来”。据吴玉章回忆，“经过一天紧张的努力，终于把决议纠正过来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办完临时参议院的手续，孙中山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五位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

　　孙中山有点天真了，袁世凯毕竟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场老手，孙中山以为议会通过的就是法律，但对袁世凯来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把人吓个半死，法律就活了。

　　1912年2月26日，专使团到达北京，第二天见到了袁世凯，相谈甚欢。袁世凯和宋教仁、汪精卫都是熟人，特意摆了一张地图，给专使们指点行进路线。一时间，专使们都相信，“中国第一华盛顿”真不愧为民国伟人。

　　谁知，29日深夜，东安门、前门突然传来枪声，“兵变”士兵甚至一度冲入专使驻地，吓得宋教仁等人翻墙逃走，最后由专人保护跑进了六国饭店。

　　据史料记载，第二天，天津和保定也发生了骚乱。

　　北京“兵变”究竟谁人主使，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袁世凯幕后操纵，也有人说是袁克定所为。

　　据张国淦所言，他听徐世昌说，“兵变”是袁克定所为，袁世凯不知情，袁克定是想效法陈桥兵变，逼父黄袍加身，自己好做太子。张国淦为北洋高官，曾几次入阁，他的话流行一时。

　　更多的说法是“兵变”乃袁世凯所为，目的是逼迫专使团支持自己在北京就职。但史学大家吴相湘多方考证认为，“兵变”和老袁、小袁都没关系。

　　到目前为止，北京“政变”各种说法都缺乏过硬证据，尚无定论。但“兵变”最大的受益者是袁世凯。

　　“兵变”发生后，京、津、直隶三地的商会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袁世凯不要南下，以稳定北方秩序。随即，西方各国公使也以保护使馆为名，调集兵力进入北京，京津一带的局势显得异常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专使们主动向南京发电，主张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参议院随即通过决议。

　　后人评价这件事时，无不指责专使们天真幼稚，上了袁世凯的当，南京临时参议院“墙头草”。其实这个观点有点站不住脚。专使团和参议院不少人只是借坡下驴罢了，当初投票时大多数人就不赞成定都南京，现在有了定都北京的机会，何必非得揭穿“兵变”的把戏呢？

　　制定约法，孙中山以此制约袁世凯

　　一些文章说，《临时约法》起草人为宋教仁，这是不确切的。回国时，宋教仁是非常热心设计法律的，比如到武汉后，就帮助黎元洪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及管制草案》，这部法律已经具备了共和制度下宪法的雏形。但据《宋教仁传》等资料记载，宋教仁没有参与起草《临时约法》。

　　孙中山回国后，和宋教仁就临时政府的很多事宜发生了冲突。孙中山崇尚美国体制，极力推崇总统制，革命党内基本都是总统制的赞同者。当宋教仁提出采取内阁制后，遭到了孙中山等人的反对。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到临时参议院宣布各部门负责人人选，征求各方意见，其他人都没问题，但当念到宋教仁的名字时，有的人跳到桌子上叫喊，有的人大骂宋教仁是假民主、真专制，有的指责宋教仁在清廷官员家里住过，背叛了革命。（《宋教仁传》）

　　一时间，群情激愤，场面失控，孙中山和黄兴连声解释皆无济于事，不得不取消宋教仁的提名。

　　1月15日，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总统府法制院总裁。在南京工作期间，宋教仁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起草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法令。据《宋教仁传》记载，《法制院官职令草案》、《中华民国内务部官职令》、《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等都出自这位宪政专家之手。正如后来蔡元培所言：“民国官职，先生（宋教仁）所创也。”

　　本来，起草《临时约法》是宋教仁的分内之职，但考虑到宋在革命党内部的不良“影响”，只好由临时参议院起草委员会来起草。

　　《临时约法》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七章，共五十六条。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11日公布施行。关于这部约法的意义，我觉得有必要着重强调的是，它的宪法意义在于实现了宪政原则。正如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揖美追欧’的结果，也是‘五·四’以前八十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

　　但问题是，这部《临时约法》采纳的是宋教仁的理念——内阁制。这并非宋教仁的想法得到了参议院的支持，而是孙中山“看人下菜”——以《临时约法》来制约袁世凯。

　　孙中山做大总统时，实行的是总统制，让位给袁世凯了，就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以《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让袁世凯去做虚君元首。袁世凯能干吗？

　　唐德刚先生就指出这部《临时约法》所遗留的问题：“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了：袁世凯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子解决。”（《袁氏当国》）。

　　问题是，《临时约法》能制约住袁世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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