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制造京保津兵变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接任。

1912年2月29日晚8时，北京城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直到深夜，人们才得知是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了兵变。

次日，兵变蔓延到了保定和天津地区。驻保定的北洋陆军第二镇突然起兵，将城门烧毁后，到处劫掠纵火，附近百姓纷纷出逃，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建都何处，一直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孙中山强调“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另外，要远离北洋势力的控制范围，使其鞭长莫及。因为孙中山事先有言，在袁世凯说服清帝退位后，他便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其继之。故建都南京之举，意在使袁世凯离开其根深蒂固的巢穴，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作为约束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一种有效办法。

袁世凯一向拥兵自重，不愿意离开其北洋军阀势力盘踞的北方而南下。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便已向唐绍仪交底：“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袁世凯表面上在致孙中山电中表示：“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既表白自己当以国事为重，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不能立即启程，意在拖延抵制。

孙中山仍旧坚持原议，在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他亲自致电请袁南下就职。2月16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正式表态拒绝南下。

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改变决议，仍然按照既定的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位欢迎员前往北京“专迎大驾”，敦请袁南下，造成一种让袁世凯骑虎难下的态势。

为缓和态势假意许诺

蔡元培一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当日下午会见了袁世凯，并递交了临时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之通告，申明袁氏南下就职之必要。南京方面的态度和举措使袁世凯已处于政治斗争的被动境地。然而，袁世凯在这个关乎北洋根基的重大问题并不让步。

袁世凯施展其政治“机智”，与数日前强硬的态度截然相反，此时的袁世凯一脸诚恳之色，表示甚愿即时南行。

2月29日，袁世凯举行茶话会为专使团接风，蔡元培即席讲话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袁满口答应，还与专使团讨论了南下路线，先到武汉，再去南京，仿佛启程在即。一时，专使代表团对袁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感觉成行是指日可待。

事实上，袁世凯的这番“诚意”，不过是做给专使团看的。如再冰冷地拒绝南下，不仅舆论对他不利，更主要的是担心明确表示拒绝后，若是孙中山真的不解职，或参议院另有拥戴，反而落得个鸡飞蛋打。

南方专使代表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革命党人对这位清朝权臣的为人深为知之，但还是寄予一定希冀。

于是，袁世凯一面盛礼欢迎专使，极尽忽悠之能事，一面又打出北洋军这张嫡系底牌来，于是，一系列“兵变”迅即在北京、保定、天津三地相继发生，造成北方形势异常紧张。

操纵舆论哄骗专使团

袁世凯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袁世凯的亲信、后来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秉承袁意对专使们振振有词：“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一时间，“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之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袁世凯的这一套骗吓伎俩果然奏效，让蔡元培等专使相信：如果袁世凯真的南下，那北方政局就难以控制。

袁世凯一面向南京临时政府作出解释，“安抚”专使团，一面又操纵舆论，谓北方大乱，商民愈不欲其南行。支持袁世凯的舆论一时甚嚣尘上，连南方各省也纷纷附和妥协，副总统黎元洪也通电全国表态：“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接下来的局势使蔡元培也不免受到蒙蔽，他于3月2日向南京临时政府电告：“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要求参议院迅即同意“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和“袁不必南行”之要求。

情势急转之下，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受到迷惑，他们难辨乱源，反而对孙中山迫袁南下的主张发生动摇，甚至认为是他的失当，处于被动的孙中山只得作出让步。3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孙中山煞费苦心设计的“紧箍咒”，就这样被袁世凯略施小计给解除了。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如愿以偿，竟在血与火中实现了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