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倾向维新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做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他的联系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

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谋划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袁世凯对维新派做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康有为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做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是多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

毕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事态紧急，维新派走投无路，就要把策划多日的密谋付之实施。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

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极危险的举动吗？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不惜一走龙潭虎穴。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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