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为而治

万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懒惰的皇帝，多年不上朝，不批奏章，不任用官吏，被称为“万历怠政”，然而通过仔细考察，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如果认为万历怠政，那么万历三大征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人们对万历在三大征中的表现却集体沉默，这种选择性健忘，岂不怪哉？

世人认定万历怠政的主要表现是多年不上朝。

的确，万历十五年开始，他基本上就不上朝了，但是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早朝其实是一种礼仪，是大臣们向皇上颂贺的一种形式。皇上可以在上朝时问政，但早朝并不是问政的唯一渠道，皇帝也可以通过单独召见大臣，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多种渠道处理政务。早朝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不上朝，对政务影响相当有限，以此作为万历怠政的依据，经不起推敲。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

万历作为明朝最大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刚性制度、道家思想和君臣关系的影响。

先来说说刚性制度。

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

在祖训中，朱元璋苦心孤诣，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为确保祖训的神圣不可侵犯，朱元璋一再强调，如有大臣冒犯或意欲改变祖制，将受到凌迟处死，诛灭全家的处罚。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

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刚性制度虽然有固步自封的一面，但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无论皇帝在与不在，政府官员各施其职，各项政务按部就班，社会运转有条不紊，形成了“神明自运”的统治局面，皇帝无需事必躬亲。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明朝灭亡以后，社会还在有序运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

再来看看道教的影响。

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北修故宫、南建武当”，道教领袖经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政务，受道教的影响，明朝皇帝大多喜静不喜动，有事被动应付，无事则无为而治。

这种状况在嘉靖时尤为明显，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嘉靖来自湖北钟祥，他的问政风格深受湖北武当山道家思想的影响，喜静不喜动。这与他的前任，经常闹出动静的堂兄正德皇帝来了个大翻版。

大礼仪事件中嘉靖与群臣关系产生了裂痕，从此更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政风格颇为“老道”。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老黄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万历的静摄，也有在三大征之后的休养生息的意思。静摄其实是一种执政的理念，精髓是形散而神不散，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像太极拳，看似绵软无力，其实一旦攻击，迅猛无比。

因此不能简单将静摄看成是怠政，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执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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