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少东家

腊月二十二，雪化了。

水顺着砖缝往低处流，积在墙根，浮着一层灰。我拿扫帚把水往两边推，推了两下，扫帚头散了，竹丝扎进手心。

老周从里屋出来，手里捏着一截铁丝，蹲下去把扫帚头重新绑上。他绑得很慢，一圈一圈，铁丝勒进竹子里。

“好了。”

“你手不冷？”

“冷。”他说，“冷也得绑。”

我接过扫帚继续推水。推到巷口，看见一辆车。

车是黑色的，停得很规矩，车头朝外，离墙留一尺。这种停法不是随便停的，是算过的，随时能走。

我把扫帚靠在墙上，往回走。

铺子里站着一个人。

他站在柜台前面，没坐，也没四处看。深灰呢子大衣，扣子扣到第二颗，手腕上一只表，表盘很素，没有秒针。他手里提着一个纸袋，袋上印着两个字，是茶叶铺的名字。

“沈掌柜。”

“你是？”

“柳承宇。”

他把纸袋放在柜台上，往我这边推了半寸。

“我爸不知道我来。”

“你来干什么？”

“想请您看一样东西。”

他从大衣内袋里摸出来，放在柜台上。

一把钥匙。铜的，很长，柄上缠着一圈红绳，红绳已经发暗。钥匙上挂着一块硬纸牌，牌上是钢笔字：地下二层七号。

“这是什么？”

“长明大厦，档案室。”

“给我干什么？”

“想让您进去看看。”

“看什么？”

“看一九九三年的账。”他说，“我爸的账，我看不懂。看了七年，一句都看不懂。”

我把钥匙拨了一下，它转半圈，停住。

“你是他儿子。”

“是。”

“儿子看不懂爹的账，来找一个外人。”

“您不是外人。”他说，“您的名字在账上。”

我抬起头。

“哪本账？”

“我看不见的那本。”柳承宇说，“公司的账我都能看，只有一本不行。那本不在财务，在他的书房，第二层抽屉，锁是老的，铜的，钥匙他随身带。有一年他住院，我去开那个抽屉，开不开。锁眼里塞了东西。”

“塞了什么？”

“蜡。”

我没说话。

“后来我找人来看，人说这锁不是防人的，是防里头的。”他笑了一下，“我那时候二十二，觉得这说法很荒唐。现在二十八了，觉得挺对。”

“你想让我查什么？”

“查他到底当出去了什么。”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铺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老周在里屋，帘子垂着。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很好。”他说，“去年体检，骨密度、心肺、血管弹性，医生说他像五十岁。医生还开玩笑，说您这个年纪，这个指标，得申请个记录。”

“他笑吗？”

“他笑。”柳承宇说，“他说，我保养得好。”

“你信？”

“我以前信。”他说，“今年不信了。”

“为什么？”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三张东西，摊在柜台上。

三张身份证。

都是柳长明的照片，同一个人的脸，三张不同的出生年份。一张一九五三，一张一九六二，一张一九七一。三张都是真的，都有防伪，都能刷出来。

“在哪儿找到的？”

“保险柜。三张放在一起，用皮筋捆着。旁边还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行字。”

“什么字？”

“四月初七。”

我把三张身份证拿起来，一张一张看。照片上的人，一年比一年年轻。最下面那张，是一九七一年的，照片上的脸最老。

“你父亲今年多大？”

“七十三。”

“七十三的人，为什么留着一张说自己六十岁的证？”

“我也想问。”

我把身份证放下。

“柳承宇。”

“嗯。”

“你伸手。”

“干什么？”

“伸手。”

他犹豫了一下，把右手放在柜台上。

我把铜秤推过去，秤盘对着他的手。

“放上去。”

“放什么？”

“手。”

他看了我一眼，把手掌放进秤盘。

秤杆往下沉。

沉到一半，停住，晃了两下，又往上抬了一点，抬到秤星第三个点的位置，稳住了。

“多少？”他问。

“不是重量。”我说，“你身上有一笔当。”

他把手抽回来。

“什么当？”

“不是你签的。”我说，“是别人替你签的。签了十年。”

“十年什么？”

“十年。”我说，“你自己算，你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这十年，有没有哪一年，你觉得不像自己过的。”

他很久没说话。

我看见他手背上有一道旧疤，很细，从虎口往上，一寸长。他大概自己都忘了这道疤是怎么来的。

“有。”他说，“二十二那年，我出过一次车祸。车翻在高速上，我在车里坐了两个小时，等救援。后来人把我拉出来，我一点伤都没有，就手上划了一道。”

“那一年你做了什么？”

“那一年我爸让我进公司。”他说，“我不愿意，我想学建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学建筑，是给别人的楼打地基。你进公司，是给自己的楼打地基。”

“你进了。”

“我进了。”他说，“进去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不是忘记，是那一年像没发生过。我翻过照片，那一年我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把铜秤拉回来。

“回去吧。”

“您不查？”

“查。”我说，“但不是为你查。”

“那是为谁？”

“为这一百七十四笔。”我说，“你父亲欠的东西，总得有人跟他算。”

他站着没动。

“沈掌柜，我能问一句吗？”

“问。”

“您为什么不问我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那本账。”他说，“他死了以后，那本账就是我的。我不想接手的时候，连自己接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会死？”

“人都会死。”

“你父亲不一定。”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瞬间的东西闪过去，很快。

“那我更得知道。”

他把钥匙往我这边推了推，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他停下。

“沈掌柜。”

“嗯。”

“那块匾，我们家还有半块。”他说，“在我爸书房，挂在墙上，正面朝里。我小时候问过他为什么不挂正，他说，挂了就得还。”

门关上了。

我把钥匙拿起来，走到门边，挂在门框的钉子上。钉子是空的，原来挂过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

下午三点，苏晚来了。

她一进门就把一个牛皮纸袋扔在柜台上。

“长明大厦的图纸，我托人从档案馆调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

“你昨天在电话里问了一句，B2有没有独立通道。”她说，“你问的时候语气不对，我就去查了。”

我把图纸抽出来，铺在柜台上。

一层，二层，一直到二十三层。电梯井画在中间，旁边标着：B1 设备层。

“没有B2。”

“没有。”苏晚说，“消防图、结构图、竣工图，三套我都看了，全是B1。设备层底下就是基础底板，一米二厚。”

我把那把钥匙拿下来，放在图纸上。

“地下二层七号。”

苏晚看着钥匙上的纸牌。

“谁给你的？”

“柳承宇。”

“柳长明的儿子？”

“是。”

“他为什么给你？”

“他说他看不懂他爸的账。”

苏晚沉默了一会儿。

“沈砚。”

“嗯。”

“一个儿子，把父亲的钥匙交给外人。”她说，“你觉得这是背叛，还是试探？”

“都不是。”我说，“是报价。”

“报价？”

“他在告诉我，他手上有我要的东西。”我说，“他也在告诉我，他要的东西，比这把钥匙贵。”

我把图纸卷起来。

“明天晚上，我去一趟。”

“我跟你去。”

“你不用去。”

“我得去。”苏晚说，“你要是死在里面，我至少知道你是死在几层。”

她把牛皮纸袋收起来，抱在怀里。

“而且我带了相机。”

墙上的钟，从三点十九，往前挪了一格。

三点二十。

我盯着它看了三秒，它又退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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