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李姐与真假账

第二天一大早，李姐来了。

怀里抱着两摞竹简，一摞是账本，一摞用布裹着，鼓鼓囊囊的。进了门，先拿眼睛扫了一圈柴房，又看了看沈文和的后脑勺。

“包消了点。”

“嗯。大夫扎了针。”沈文和把凳子往前推了推，“坐。”

李姐没急着坐。她把竹简往桌上一搁，解开布包，抽出一卷，摊开。“真账。昨晚熬到后半夜。”

沈文和凑过去看。数字密密麻麻，每一笔进出都记得清楚——货从哪来的，走的哪条路，进的哪个库，出的哪个门。末了附一行小字，挤在竹简边角上：“以上四笔，与库房原簿对不上，疑。”

“疑什么？”

“疑是大公子的人做的。”李姐这才坐下来，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我昨儿晚上把城东铺子这三年的账全翻了一遍。不止这四批。前年还有两批，量小，每批五六石，账上写的是‘鼠耗’。去年有一批，十二石，写的‘霉损’。”她拿手指头在竹简上点了点，“您大哥办事有个毛病，贪了货，舍不得多花心思做账。翻来覆去就这两招——鼠耗、霉损。看多了，一眼就能认出来。”

“一共多少？”

“前后六批。折成钱，一百一十贯出头。”

沈文和在心里过了一遍。一百一十贯，够城东铺子一年半的流水。沈柏这哪是贪，这是把城东铺子当自家钱柜了。

“之前的我，知道吗？”

李姐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带着琢磨。“知道前四批。后面两批是今年开春的，您那会儿已经不太管事了。”

沈文和点点头，没追问。他把真账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李姐批的那行小字。字写得很小，得凑近了才看得清。

“老刘头呢？”

“来了。外头跟苟叔说话呢。”李姐顿了顿，“耳背。您跟他说话得大声点。”

“行。叫他进来。”

老刘头进门的时候，沈文和愣了一下。七十岁的老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背佝着，走路拄一根竹杖，脑袋往一边歪。耳朵上塞着两团棉絮，看见沈文和，咧开嘴笑了笑，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

“四爷！”声音洪亮，调门起得太高，震得柴房墙皮直掉灰。

“老刘头，坐。”

“不坐了不坐了，站着就行。苟叔说您要问账的事？”

“对。城东粮铺三年前的账，是您做的？”

“啥？”

“城东粮铺！三年前的账！”沈文和把音量提上去。

“哦！对，我做的。做了七年，后来眼睛不中用了，李姐接的手。”

“三年前那会儿，大公子从铺子里调货，账上怎么走的？”

老刘头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调货啊……有。那会儿大公子刚管大库，从城东调过一批粟米，二十来石。说是‘总号急用，先调’。账上记了一笔‘借出’。后来还了没还，我就不知道了。我退休的时候，那笔还挂着呢。”

沈文和跟李姐对了个眼神。

“借出。还挂着。”沈文和翻了翻账本，找到那笔，指给李姐看，“后来怎么平的？”

李姐凑过来瞅了瞅。“我接手之后，这笔记到‘鼠耗霉损’里了。大公子的人让我改的。说‘借出’挂账太久不好看，改损耗就平了。”

“你改了？”

“改了。不改，我这份工就没了。”

沈文和没说话。手指头在桌面上画圈，画了两圈，停了。

“李姐，昨儿我让你做两本账，你做了一本。假的呢？”

“假的没做。先给您看真账再说。”李姐语气很平，每个字咬得清楚，“真账您要是兜不住，假账做了也白做。”

沈文和看了她一会儿。“行。那现在做假的。”

“您说怎么做。”

“三年前那笔‘借出’，改损耗，您已经改了。那就按改过的走。但真账上，您得记清楚——这笔货去了大库，大库收的。哪天收的、谁签的字、当时大库管事是谁，全记上。”

“大库管事是周魁。”

“那就记周魁。”沈文和把竹简翻到空白页，推给李姐，“后面这六批，真账上写清楚：货从城东出，进了大公子私库。私库管事是谁？”

“阿贵。”

“记阿贵。哪个月进的、进了多少、值多少钱，全记上。”沈文和顿了顿，“还有一件事。”

“您说。”

“假账上，给大公子留个钩子。”

李姐的手停了。“什么钩子？”

“大公子贪货，做损耗。但他不傻。他要查账，第一件事就是看损耗比例。城东铺子一个月走八十石，损耗一般在两石上下。这是常理。你把假账上的损耗做到两石半——比常理高一点，但不离谱。大公子看了，觉得‘有油水’，但看不出来具体是哪笔。”

“您让我把假账做贪？”

“对。假账上贪，真账上清。大公子查假账，查出来的是一笔糊涂账。他要是较真，把账本搬走，搬走的也是假账。真账在咱手里，什么时候他想起来搬真账，咱就有话说。”

李姐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眨了两下。

“东家，您这是拿假账钓他。”

“不算钓。这叫留个后手。”

“您就不怕他较真，把两本账都翻出来？”

“翻不出来。假账摆在明面上，真账锁柜子里。他搬走假账，回去慢慢查。查上十天半个月，查出一堆‘损耗’。他要是拿这个去老爷那儿告我，我就把真账拿出来。到时候谁贪谁没贪，一目了然。”

李姐把算筹往桌上一搁。“行。假账我做。但您得给我时间。三天。”

“两天。”

“两天做不细。”

“先做最要紧的那几笔。剩下的慢慢补。”

李姐叹了口气，把竹简拢了拢。“我上辈子欠您的。”

“不欠。工钱照发。”

“工钱是工钱，命是命。”李姐站起来，把竹简往怀里一抱，“两天。后天早上给您。”

“后天早上。不急。”

李姐走到门口，又回头。“东家。”

“嗯？”

“大公子那边，不会等两天。”

“我知道。”

“那您还让我慢慢做？”

“他那边我顶着。你只管做账。”

李姐没再说话，掀帘子走了。

老刘头还杵在原地，歪着脑袋看沈文和。耳朵上那两团棉絮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团，挂在耳垂上晃荡。

“四爷。”

“您说。”

“大公子那个人，心眼小。您跟他斗，得小心。”

“嗯。我记着。”

“还有，”老刘头凑近一步，压低了声音，尽管他压低了也比别人正常说话响，“大公子私库里，不光有粮食。还有铁。去年冬天，阿贵带人从城东调了一批豆子，我瞅见车辙印子不对。豆子没那么重。底下八成垫了铁。”

沈文和的手指头停在桌面上。圈画了一半，没画完。

“铁？您看见的？”

“我老花眼，但车辙印子还是看得清的。豆子二十石，车辙不该那么深。除非底下还有东西。”

“您跟别人说过吗？”

“没有。跟谁说？跟老爷说，老爷信吗？跟大公子说，我活够了？”

沈文和沉默了几息。“老刘头，您以后每天来铺子里坐坐。不用干活，就坐坐。工钱照发，跟李姐一个数。”

老刘头愣了一下。“我耳背，干不了活。”

“不用干活。您来坐着就行。有人问，就说帮我对旧账。”

老刘头想了想，把耳朵上那团晃荡的棉絮重新塞回去。“行。我反正也没别的事。每天来坐坐，听听戏。”

“听什么戏？”

“听您跟大公子唱戏。”老刘头咧嘴笑了，缺了门牙的牙床露出来，“比县衙门口那个草台班子唱得好。”

老刘头走了之后，苟叔溜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粟米粥，搁在桌上。

“东家，趁热。”

“嗯。”

“李姐跟老刘头说啥了？老刘头出来的时候笑得跟捡了钱似的。”

“捡了。我给他开工钱，让他每天来坐着。”

苟叔的嘴张了张。“坐着？坐着给工钱？”

“嗯。”

“东家，您这……”

“苟叔。你腿不好，也坐着。”

“我坐着谁干活？”

“吴大干。”

“吴大那腿比我还差呢，他走路都喘。”

“那你俩互相扶着干。”

苟叔不说话了。把粥碗往沈文和面前推了推，退到门口，又想起来什么。

“东家。大公子那边，上午没来人。”

“嗯。”

“但周魁在县衙门口放话了，说您打了他，要告到郡里去。”

“告什么？”

“告您……欺压兄长手下。”

沈文和笑了一下。“欺压？他把我打了，我砸了他一下脚面，叫欺压？”

“周魁说您拿砚台砸他脚，砸得他半个月走不了路。”

“走不了路好。走不了路，就不用到处搬账本了。”

苟叔没接上话，又站了一会儿，看沈文和把粥喝了，才退出去。

沈文和喝完粥，把碗搁在一边，重新翻开李姐做的真账。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那行小字。又翻到空白页，把老刘头说的那批豆子的日期、数量记了下来。

豆子里垫铁。铁从城东粮铺走，进了沈柏私库。

铁这东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卖的。大衍朝有铁禁，民间铁器买卖要凭官府发的铁引。没有铁引，私贩铁器，轻则流放，重则杀头。沈柏敢私贩铁，胆子比他想的还大。

沈文和把竹简合上，锁进柜子里。

不急。

等李姐的假账做出来，等大公子把假账搬走。等假账查不出毛病，大公子就会觉得城东铺子还有油水。他会再来。来的时候，沈文和手里攥着真账。

还有那批豆子底下的铁。

这事儿比八十贯的粮食大。大得多。

外头院子里传来苟叔的声音：“东家！大夫来了！”

“让他进来。”

“他说他吃过饭了！”

“那就让他进来吃饭！”

门帘掀开，一个背着药箱的老头探进头来，鼻子先抽了抽。

“谁是病人？”

“我。”沈文和指了指后脑勺，“包。”

大夫凑过来看了一眼。“被人打的？”

“嗯。”

“谁打的？”

“你没吃饭？”

“吃了。”

“吃了就干活。别问谁打的。”

大夫把药箱搁下，从里头摸出一把银针，一根一根摆开。“趴下。我看看包多大。”

沈文和趴下来，脸贴着竹简。竹简凉，他打了个激灵。

大夫按了按后脑勺的包，沈文和嘶了一声。

“没大事。淤血。放出来就好了。”

“那就放。”

大夫拿针，消毒，扎。

沈文和闭着眼，脑子里翻着那批豆子的日期。

沈柏。你贪粮食，我做买卖的，不跟你计较。你贪到我铺子里来，我也能忍。但你拿粮车运铁，这就不光是贪了。这是拿沈家全族的脑袋往铁禁上撞。

沈文和睁开眼。

“大夫，你这针，扎得准吗？”

“我扎了四十年。”

“那就多扎两针。”

大夫瞪了他一眼。“扎多了上火。”

“上火好。上火有精神。”

大夫没理他，继续扎。

沈文和重新闭上眼。

行。从账开始，从铁收尾。

一步一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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