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划去的旧字

第二日一早，沈砚没有先去修补房。

他照着昨夜留下的三项查验次序，先去了目录房东侧的旧文书柜。

腊月十二那册收发簿仍放在原处。簿页上“附纸二张”前面的旧字已经被划去，墨线不重，字迹却留得完整。若不侧着看，容易将它当成纸面原有的污痕。

沈砚把簿子摊在桌上，没有动那一页。

“你要找的是誊抄本？”梁守成问。

“先找有没有。”

“目录房的收发簿，平日不一定誊抄。”

“那就查有没有相关的日结抄件。”

梁守成从柜底取出一册《目录房日收汇记》。

这册汇记并非每日都有。它只将当日收发事项归成几类，供月底核对册数和纸件批数。记载比原簿简略，通常不抄经手人，也不抄每一项的完整来处。

腊月十二的条目只有三行：

“旧目册件收发一批。”

“回记类纸件若干，未逐件点验。”

“待核附纸二张，暂随旧目纸件存置。”

沈砚将这三行读了两遍。

“这里没有‘旧’字。”

梁守成说：“也没有说附纸是从哪儿来的。”

“更没有说它们随哪一项存置。”

“但至少有两张附纸。”

“是。汇记和原收发簿都记了两张。”

沈砚在抄录纸上分别写下两处来源。

原收发簿：“附纸二张，随前项暂存。”

日收汇记：“待核附纸二张，暂随旧目纸件存置。”

他在两条下面注明：汇记未写册名，未写经手人，未逐件列明。

梁守成说：“这算不算第二处证据？”

“算一处汇总记录。”

“与原收发簿互相印证。”

“能互相印证数量和暂存类别，但不能证明它们是两份独立的收件凭据。”

“为什么？”

“汇记很可能依据收发簿编成。若它只是抄录原簿，便不是另一名经手人独立见到两张纸。”

梁守成点了点头。

“那得查汇记是谁编的。”

“还有它是什么时候编的。”

两人翻到腊月末的月底核对栏。

那里记着各类纸件的总数，附纸二张被归入“旧目待核纸件”，没有单独编号。核对人栏只有一个“梁”字。

梁守成看了一眼。

“这个‘梁’未必是我。”

“你当时负责月底核对吗？”

“那段时间我帮着核过几回，但不能凭一个姓认定。”

“你记得腊月末有没有做过这册汇记？”

“我记得有一批旧目纸件重新点数，至于这几行是不是我写的，我不能确认。”

沈砚把“梁”字另抄下来。

“汇记编写人待核。”

梁守成又翻了几页。

正月初五有一项“待核纸件复点”，记载旧目纸件若干，回记类若干，未分列附纸。

正月初六有一项“待核箱纸件清点”，记“册后纸件若干，原项未明”。

正月初十则记“待复核杂记一册，入东架”。

这些条目与先前找到的目录房收发记录大体相近，却仍没有单件编号。

沈砚问：“这册汇记有原稿吗？”

“汇记本身就是一本簿。”

“我是说，月底核对时有没有另附的点数底稿？”

“有时有，有时没有。若只是对册数，可能直接在收发簿旁边点记；若涉及散页，才会另写一张清点纸。”

“腊月末那次有吗？”

梁守成想了想。

“我记得当时有一张长条纸，写着旧目纸件的类别。后来好像夹在旧目清点册里。”

“是哪本清点册？”

“可能是《旧目散页清点记》，也可能是临时待核纸件的点数簿。要找出来才能知道。”

沈砚没有让他继续凭记忆辨认。

“先找两册。”

目录房内与旧目散页有关的簿册不少，有些按年份分，有些按业务分，还有些只是临时收集的记录。两人逐册核对封面和目录，直到午前才找出一本《旧目散页清点记》。

这册簿子记载的不是每一张纸，而是各次清点时的批数、册数和暂存位置。

腊月二十七有一页，标题是“旧目散页及回记类清点”。

其下列了四项：

“旧目散页一批，原册未明。”

“回记类纸件一批，未逐张点验。”

“附纸二张，暂列待核。”

“旧目抄页二张，待原册核验。”

四项旁边都没有单独编号。

最下方有一行小字：

“以上依当日收发簿及各处暂存记合列，非逐件重验。”

沈砚看见这行字，停了片刻。

“这张清点记录不是重新点过每张纸。”

“它是把不同地方的登记合在一起。”

“对。”

“那四项之间是否有包含关系？”

“没有写。”

沈砚用指尖顺着四项逐一划过。

旧目散页一批。

回记类纸件一批。

附纸二张。

旧目抄页二张。

它们被并列写在同一张清点纸上，却不能因此认定彼此独立，也不能认定其中某一项包含另一项。

“这张纸有没有可能是薄纸的来源？”梁守成问。

沈砚看着最后那行“非逐件重验”。

“可能有关系，但还不是薄纸。”

“薄纸上也写了旧目抄页二张。”

“是。”

“这里也写了。”

“是。”

“连数量都相同。”

沈砚把两处文字并排抄下。

清点记：

“旧目抄页二张，待原册核验。”

薄纸：

“旧目抄页二张，仍待原册核验。”

两句措辞接近，数量相同，业务内容也相同。

他没有立即把它们画成箭头。

“这比单纯日期相近更值得查。”他说，“但仍然有两种可能。”

“哪两种？”

“薄纸抄自这张清点记录，或者清点记录与薄纸抄自同一份更早的登记。”

“还有没有可能，薄纸就是清点记录的一部分？”

“薄纸上没有这张清点记录的其他三项，也没有标题和日期。不能排除它是摘要，但不能确认。”

梁守成把清点记翻到前一页。

腊月二十五有一条“旧册附纸待辨，仍不编号”。

腊月二十七的清点记将“附纸二张”列为一项。

正月初六，另一页记“册后纸件若干，原项不明”。

正月初十，待复核杂记入东架。

“如果这几项都是同一批纸，时间上没有冲突。”梁守成说。

“没有冲突，不等于就是同一批。”

“我知道。”

“而且腊月二十七这张清点记明确说，它依当日收发簿及各处暂存记合列，不是逐件重验。它可能把此前已经登记的不同纸件放在一张纸上汇总。”

沈砚在抄录纸上写下：

“腊月二十七清点记将旧目散页、回记类纸件、附纸二张及旧目抄页二张并列汇总。未逐件重验，未记各项之间的包含或分离关系。不得据并列位置认定四项为四批独立纸件。”

梁守成看完，问：“那张清点纸的编写人是谁？”

清点记末尾有一个小小的“梁”字，后面另有“据簿合列”四字。

“还是梁？”沈砚问。

“不能确定是我。”

“你当时有没有编过这类清点纸？”

“有可能参与过，但我不记得具体哪一天。”

“这册清点记有没有其他‘梁’字样本？”

梁守成翻到前面。

冬月二十的一页，清点人栏有“梁守成”三个字。

腊月初三，一张补记的旁注有“梁”字。

腊月二十七这页，笔画与前两处并不完全相同。

“这能说明不是你写的？”梁守成问。

“不能。字迹会变，写字的纸和位置也不同。只能说目前没有足够依据确认。”

“那就先不认。”

沈砚将清点记放回原位。

他注意到这册清点记的后面还夹着一张窄纸。

纸上写着：

“二张附纸，原随旧目册后，今仍待辨。”

没有日期，没有经手人。

纸边有一道折痕，折痕处有淡淡的墨印。正面只有这句话，背面没有可辨认的字。

沈砚没有直接把它拿出来。

他先请梁守成找来目录房的夹纸登记，确认这张窄纸是否原本就夹在清点记中。

夹纸登记里没有这张纸的编号，也没有注明夹入日期。

“它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沈砚问。

梁守成摇头。

“我不知道。清点记一直放在柜里，期间有人翻阅，也有人临时借去核对旧目散页。”

“有没有借阅记录？”

“清点记本身没有单独借阅簿。有人拿去核对时，只在柜门外的取用纸上记过。”

“取用纸在哪里？”

“旧柜侧面。”

梁守成取下柜门上的一张纸。

纸上记录了近两个月的取用事项，只有日期、册名、取用人和归还勾记。腊月二十七之后，《旧目散页清点记》被取用过三次。

腊月二十八，取用人记“赵”。

正月初二，取用人记“梁”。

正月初八，取用人记“何”。

三次记录都没有说明取用目的。

归还栏中，腊月二十八有勾记，正月初二有勾记，正月初八没有勾记。

“这本清点记正月初八之后有没有离开目录房？”沈砚问。

“取用纸没有归还勾记，不代表它一定没回来。也可能只是忘了勾。”

“也不能说已经归还。”

“对。”

沈砚将正月初八的记录单独抄下。

“何”字没有全名。

他没有把它认作何守义。

“这本清点记被何姓人员取用过。”他说，“但取用目的、归还时间、是否带出过夹纸，都不明。”

梁守成看着那张窄纸。

“如果这张纸是正月初八之后才夹进去的，那它就可能是后来写的。”

“可能。”

“如果正月初八之前已经夹着呢？”

“也可能是清点时的原始附记。”

“怎么分辨？”

“先看纸张与清点记有没有物理上的对应关系，再查取用记录和其他副本。”

梁守成把窄纸放到灯下。

纸张比清点记的内页略薄，纸色也略浅。纸边没有与清点记装订孔相对应的孔洞，只有一处旧折痕。它的尺寸刚好能夹在书页间，却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固定在册内。

“这不是原册里撕下来的纸。”梁守成说。

“目前看不出撕裂关系。”

“那它可能一直是散纸。”

“对。”

沈砚在记录中写：

“窄纸一张，载‘二张附纸，原随旧目册后，今仍待辨’。无日期、无经手人、无单件编号。现夹于《旧目散页清点记》后部，但无装订或撕接关系，夹入时间不明。”

他又在后面补充：

“该纸所称‘二张附纸’，是否为腊月十二收发簿所记附纸二张，未证。”

梁守成说：“它写得比其他记录明确。”

“明确的是它自己的说法。”

“说原随旧目册后。”

“但没有写哪一本旧目册。”

“也没有写何时随册。”

“对。”

沈砚把窄纸单独放入纸套。

纸套上没有写“腊月十二附纸”，只写“清点记夹入窄纸”。

梁守成问：“你不打算把它作为腊月十二附纸的线索？”

“会列为可能相关的记录。不能把它直接归入那两张附纸。”

“它明明写着二张。”

“数量相同只是一个对应点。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知道它说的‘二张附纸’来自哪一份记录。”

“如果它是正月初八之后写的，写纸的人可能看过腊月二十七清点记。”

“也可能看过收发簿，也可能看过修补记录。”

“也可能根据口头交代写下。”

“都可能。”

梁守成轻轻叹了一声。

“你把每一个可能都留着，案子就不会往前走。”

“案子不是靠删掉可能往前走的。”

梁守成没有再说。

两人继续查《旧目散页清点记》的其他副本。

目录房的旧清点纸有些会抄入月底汇记，有些只留在原册。腊月二十七这一页在《目录房日收汇记》中没有完整副本，只能找到一项摘要：

“旧目散页及回记类，依各处暂存记合列，未逐件核验。”

摘要没有附纸数量，也没有旧目抄页数量。

这说明日收汇记并没有抄录清点记的四项细目。

沈砚把两册记录放在一起。

“至少可以确定，腊月二十七那张清点记不是完整照抄日收汇记。”

“它可能依据更详细的收发簿。”

“也可能依据临时暂存记录。”

“或两者都有。”

“对。”

他们又找到了临时纸件编号簿的前一册。

冬月末有一条记录：

“旧目附纸二张，随册暂存，未另立号。”

这条记录没有写具体册名，也没有写经手人。

日期是冬月二十九。

沈砚看着这条记录，久久没有动笔。

“这两张呢？”梁守成问。

“是另一条记录。”

“数量也一样。”

“是。”

“而且比腊月十二早。”

“是。”

“那么腊月十二那两张附纸，会不会其实是这批纸？”

沈砚把冬月二十九和腊月十二两条记录抄在不同的纸上。

冬月二十九：

“旧目附纸二张，随册暂存，未另立号。”

腊月十二：

“附纸二张，随前项暂存。”

两条记录间隔十余日。

前者没有说明是否归还、是否取出、是否转存；后者没有说明附纸的来源。

两处都记两张附纸，都没有编号。

但没有任何记录证明冬月二十九那两张附纸一直存到了腊月十二。

“我们还得查冬月二十九之后的转存记录。”沈砚说。

梁守成点头。

“也要查那一天有没有旧目册送修。”

“对。”

“这下又多了一批。”

“多了一条待查记录。”

沈砚把冬月二十九的条目另立一页，标注“不得与腊月十二附纸合并”。

“为什么要特别写这句？”

“因为数量相同，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同一批。”

“其实只是同样两张。”

“是。”

梁守成翻找冬月末的修补记录。

冬月二十九没有旧目册送修，但有一项“旧目册一册，暂存待核”，经手人记“赵”。冬月三十，该册被移至西架，未记是否带有附纸。

腊月初三，旧目册一册借出核对，腊月初五归还。

借出人只写“何”。

归还栏有一个“赵”字。

没有册名，没有编号，也没有附纸数量。

“这本册子会不会就是后来何守义借的那册？”梁守成问。

“日期不对。”

“何守义的借阅单是腊月十一。”

“而且这条记录没有全名，不能认定是他。”

“那冬月二十九的两张附纸有没有可能随这本册子？”

“可能，但没有证据。”

沈砚把冬月二十九到腊月初五的几项记录列成一段。

冬月二十九：旧目附纸二张，随册暂存，未另立号。

冬月二十九：旧目册一册，暂存待核。

冬月三十：旧目册一册，移至西架。

腊月初三：旧目册一册借出核对，借出人记“何”。

腊月初五：旧目册归还，经手人记“赵”。

这些记录在时间上能够构成一种可能的业务过程。

但第一项附纸记录没有写册名，第二项册本记录也没有写附纸，第三项没有逐件清点，第四、第五项更没有确认夹纸数量。

沈砚在段落末尾写：

“冬月二十九附纸二张与该旧目册是否存在随册关系，未证；腊月初三借出人‘何’与何守义是否同一人，未证；此项与腊月十二附纸二张是否同批，未证。”

梁守成看着纸面。

“这几条如果都不认，能用的东西就剩很少了。”

“不是不用。”

“那是什么？”

“用它们证明当时存在多次旧目附纸暂存，但暂存纸件的身份没有被连续记录。”

梁守成想了想。

“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两张纸去了哪里。”

“还有目录房为什么连续多次没有给它们编号。”

“这可能是当时的做法。”

“是。不能先把未编号当成异常。”

沈砚把临时编号簿翻到冬月末的说明页。

那里写着：

“随册附纸，待原项核明者，暂不另号；来源不明而须另存者，按批暂记；未逐件点验者，不得据批数推定单件数。”

这条说明解释了为何有些附纸不单独编号。

它们若被认为与原册有关，可能暂时随册存放；若原项不明，则按批暂存；若未逐张点验，就不能把批数直接换算成单件数。

“这条规则能解释冬月二十九和腊月十二的记录。”梁守成说。

“能解释记录方式。”

“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找不到编号。”

“能解释没有编号，不代表它们没有去向。”

梁守成点头。

沈砚把这条规则抄入核验簿，注明它来自临时编号簿说明页，不是对某一批纸件的实际核验记录。

午后，梁守成去修补房找腊月十四的送修原单。

沈砚留在目录房继续查冬月二十九之后的转存事项。

他先查了西架移册记录。

冬月三十，旧目册一册移至西架。

腊月初二，西架调整，旧目册与旧目录杂记分架放置。

腊月初三，旧目册一册借出核对。

腊月初五，旧目册归还。

腊月初八，旧目散页回记一批，暂与杂记分存。

腊月十一，《旧目核验杂记》一册借出。

腊月十二，归还。

这些记录之间有几次册件移动，但没有册号，也没有题名完整的对应关系。

沈砚把冬月二十九的“旧目附纸二张”单独标记，没有把它放进腊月十二的那一列。

他又查了腊月初八的“旧目散页回记一批”。

那一笔由“何”经手，接收人记“赵”。

两边都只有姓。

若把它与腊月初三的借出人“何”连起来，似乎也能形成一个人的连续活动；但腊月初三借的是旧目册，腊月初八收的是散页回记，业务不同，时间相隔数日，且没有全名。

沈砚在纸上写：

“腊月初三‘何’与腊月初八‘何’，是否同人未证。”

接着，他查了腊月十一的正式借阅单。

这张单子有何守义全名，册名为《旧目核验杂记》。它与腊月初三那项没有册名的借出记录不同，不能因借阅人姓何就认作同一人。

查到这里，沈砚才发现，过去几次记录中反复出现的“何”字，已经有了至少三种可能指向：

一是何守义。

二是另一名临时经手人员。

三是某项记录中的姓氏简称，实际姓名尚未核明。

它们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人。

他没有为这三种可能指定先后。

桌上的记录越积越多，目录房的光线却逐渐暗了。

梁守成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送修原单。

“找到了。”

沈砚抬头。

“腊月十四那张？”

“是。”

梁守成把原单摊开。

原单上写着：

“目录房送旧目册一册，书脊松脱，册后纸件未清。送件人梁守成。收件人周福。暂不拆夹，待目录房核验。”

下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备注：

“随册附纸，未计入册页数。”

沈砚逐字看过。

“周福全名写出来了。”

“这次可以确认收件人就是周福。”

“册名呢？”

“仍然没有。”

“纸件数量？”

“没有。”

“有没有写腊月十二附纸？”

“没有。”

沈砚把原单与副联并排放好。

原单证明了腊月十四的旧目册确由梁守成送修，修补房收件人是周福，册后纸件未清，要求暂不拆夹。副联与原单在主要内容上相同。

“原单比副联多了收件人全名。”沈砚说。

“还有‘随册附纸，未计入册页数’。”

“这说明当时至少把附纸视为随册纸件，没有计入册页数。”

“是不是就是那两张？”

“仍然不能确认。”

梁守成点头。

“我问过周福，他说记得腊月十四收过一本旧目册，但不记得册名。册后确实有纸件，他当时没有拆开，也没有数。”

“他能确认是几张吗？”

“不能。他说只知道册后有纸，数量没有点验。”

“有没有记得后来谁来取？”

“他说修补房只负责暂存和装订，取回时由送件人或目录房来人领走。他记得那册后来有人取回，但不敢说是腊月十八那一次，也不记得取件人的全名。”

沈砚问：“他有没有说那册旧目册是不是《旧目核验杂记》？”

“他说没有印象。”

“有没有提过丙项回单？”

“没有。”

“有没有看过册后纸件的内容？”

“他说没有拆夹。”

沈砚把周福的口述另记一页。

“周福事后回忆：腊月十四收过旧目册一册，册后有纸件，未拆夹、未计数；册名、纸件数量、纸件内容及取回人均不记得。回忆未经原单以外材料独立印证。”

梁守成说：“他记得的事情不多。”

“但比原单多一点。”

“他能确认有册后纸件。”

“原单已经写了。”

“他也能确认没有拆夹。”

“原单也写了暂不拆夹。”

梁守成笑了一下。

“那确实没有多出多少。”

“他能确认的是当时的处理方式，与原单一致。不能把这当成纸件身份的补证。”

沈砚将原单收进纸套。

“这条查完了。”

“那周福就不再问？”

“除非后面找到册名，或者有取件记录能让他辨认。现在继续问，只会让他在几个可能的册名之间猜。”

梁守成将修补房的副联放回原处。

“你下一步查什么？”

沈砚看着桌上两条日期。

冬月二十九。

腊月十二。

两个日期都出现了两张附纸。

“查冬月二十九那两张纸的后续。”他说，“若它们后来有明确转存，就能知道它们是否仍然留在原处。”

“如果没有？”

“那就保留为另一批身份不明的旧目附纸。”

“这会不会越查越多？”

“已经有两处两张附纸的记录。我们不能为了让它们变成一批，就把其中一处删掉。”

梁守成没有再劝。

他们重新将所有材料归入各自纸套。

第一套：腊月十二收发簿及日收汇记。

第二套：腊月二十七旧目散页清点记及夹入窄纸。

第三套：腊月十四旧目册送修原单与副联。

第四套：冬月二十九旧目附纸二张的临时编号记录。

第五套：旧目册移动、借阅及归还记录。

每一套封面都写明了能够证明的事项，以及尚不能证明的事项。

沈砚将第四套放在最上面。

冬月二十九那条记录没有明确的册名，也没有编号，只有“旧目附纸二张，随册暂存，未另立号”。

它比腊月十二早。

若这两张纸后来被取出、重新登记，或随册送修，可能会留下另一条去向记录。

若没有留下记录，就不能认定它们仍在腊月十二那批纸件之中。

沈砚翻开核验簿，写下当天的结论。

“新增发现：冬月二十九临时编号簿另记旧目附纸二张，随册暂存，未另立号。该项早于腊月十二附纸二张，来源及后续去向不明。腊月十二附纸二张不得与其合并。”

“新增发现：腊月二十七《旧目散页清点记》将旧目散页、回记类纸件、附纸二张及旧目抄页二张并列汇总，明确注明依各处暂存记合列，非逐件重验。四项之间是否包含、是否独立，未明。”

“新增发现：清点记后夹有窄纸一张，记‘二张附纸，原随旧目册后，今仍待辨’，无日期、无经手人，夹入时间不明。其所称二张附纸是否为腊月十二或冬月二十九所记，未证。”

“新增发现：腊月十四旧目册送修原单确认送件人梁守成、收件人周福，册后纸件未清，暂不拆夹，未计入册页数。册名、纸件数量及纸件身份仍不明。”

写完，他在最后一行画了短短一道横线。

原本要查的，是收发簿上被划去的一个“旧”字。

现在找到的，不只是一个被划去的字。

还有两处数量相同、日期不同的附纸记录；一张没有日期的窄纸；一册未写册名的旧目册；以及几次没有逐件核验的暂存和转存。

这些东西彼此靠近，却没有一件能够替另一件说明身份。

梁守成把灯移近些。

“明天还去东架二号柜？”

“去。”

“查什么？”

“冬月二十九那批附纸之后有没有单独转存记录。”

“若查不到呢？”

“再查当时那本旧目册的去向。”

“若册子也没有册名？”

沈砚合上核验簿。

“那就只能查它有没有被送修、借出或重新清点。不能因为找不到册名，就把所有旧目册都当成它。”

梁守成点头。

窗外有人关上院门。

目录房里的灯还亮着，桌上几只纸套整齐地分开摆放。腊月十二与冬月二十九，两处附纸记录各自留在原处，没有被写进同一份去向表。

沈砚临走前，又在核验簿封底写了一句：

“数量相同，不等于纸件相同；同册暂存，不等于同一原项。”

他将笔放回笔架。

明日要查的，不是那两张纸究竟是不是同一批。

而是冬月二十九之后，是否有人曾经把它们从原册后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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