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一盏灯

一九七一年六月，北岭油田家属区。

那盏灯是十点四十灭的。

灭了以后，街上就黑了。整个家属区六十来户，早睡，剩下一两扇窗户还是黄的。

屋里刚躺下，门外就出事了。

先是东边第二条巷子里有响动，像谁把一只桶踢翻了。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了半句，被什么堵住了。

然后是脚踩在碱地上的声音。跑几步，又停一下。

王秀芹坐起来了。

“对门赵家。”

“嗯。”

“谁去管？没人管。”

范江海披衣裳下床。他刚摸到门，王秀芹在后头说了一句。

“你出去，他们家就多一个外人。”

范江海的手停在门闩上。他站着听了半分钟，又回到炕沿上。他心里头不是滋味——这条街上，头一回是对门出事，他不敢出门。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听。

外头的响动没有再大起来。它换了个地方。

它在他们自家的院门外。

咚、咚、咚。

三下。轻，短，敲得人心里发空。

范江海站着没动。他听着这三下的间隔——不长不短，敲的人还知道收手。

“谁？”

门外没答。

咚、咚、咚。

又三下。后头跟了一句：“范科长，是我，柳静。”

范江海把门闩抽开了一寸。风先挤进来，跟着是一股铁锈味。

门外站着一个人，光着脚，头发贴在脸上，脚后头一串湿印子，一直拖到巷口。她怀里抱着一只搪瓷脸盆，盆沿磕掉了一块瓷，露着黑铁。

那盆他家里也有一个。

“你从哪儿走的？”

“从东边。”

“东边有井场，夜里有人。”

“我绕的。”柳静说，“从沟底下绕的。”

王秀芹站起来了。她没问怎么了。她伸手把里屋门推开，用胳膊顶住，让出一条道。

“先进来。盆搁下。”

柳静进了门。王秀芹把盆接过去，放在灶台边上，回手关上门，插上门闩，又多拧了一下。

范江海站在院里没动。他往对门看。

赵家那扇窗户还亮着。窗帘没拉严，里头有影子。那影子动了一下。

影子一动，他心里头就明白那是啥意思。

范江海看着那扇窗户。窗户上的灯灭了。

屋里，柳静的袖口被解开。胳膊上一道一道的，青的，紫的，挨着排。左肋那儿有一块新的，颜色还亮。

王秀芹从暖瓶里倒水，倒进一只缸子。柳静伸手接，手抖，缸子在手里磕了两下。

“你坐下。”

“嫂子，我明天一早就走。”

“你坐下。”

范江海进了外屋。王秀芹出来了一趟，站门口。

“今晚你在外屋将就。”

“我睡哪儿？”

“柴堆。”

“行。”

“江海，”王秀芹说，“门是我开的。你记着。”

范江海在外屋的柴堆上坐了一夜，一直坐到天亮。他一抬眼就能看见里屋门底下那条缝。

那盏灯没吹。灯光从缝里漏出来，一道黄线，搁在地上。

半夜，里屋有过一回哭声，压着，一会儿就停了。后来是两个人小声说话，说了很久，听不清字。

天亮之前，王秀芹从里屋出来倒水。她眼睛肿了。

“你睡了没有？”

“睡了。”

“赵长友。”王秀芹说，“采油四队的，开一辆水罐车。去年腊月里打她，那时候她还没到咱们街上来。这回是第三回。上回在灶台上按的，她拿锅铲挡了一下。”

范江海没说话。

“她身上有一个月零二十天的。”

“你怎么不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不问。”

“我摸的。”

范江海心里头咯噔一下，一直往下沉，没再往下问。

天亮以后，柳静要走。她先把那只脸盆从灶台边拿下来，抱在怀里，站在门槛上。

“嫂子，我走了。”

“走。”

“我不连累你们。”

“你别连累你自己。”王秀芹说，“先把粥喝了。喝了粥我不想留你，你就走。”

柳静端着碗喝粥。她喝得慢，喝到一半咳嗽起来。王秀芹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褂子，袖口补过两回，搭在她肩上。

柳静的鞋搁在地上，鞋帮还是湿的。

上午工间操的时候，赵长友来了。他没进门，站在巷子拐角上，脸冲着范家的院门。站了半个钟头。

王秀芹出去了。她走到巷子中间，站在离他两步的地方。

“昨天夜里她在我屋里。”

“我知道。”

“她今天在我屋里。明天她自己说去哪。”

“嫂子。”赵长友说，“你让范科长也说一句，行不行？”

“他不在。他一早就去三号井了。”王秀芹说，“你要看，你就看。屋里头有她，有我，两张床。”

赵长友往屋里看了一眼，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的时候他一步都没回头。

王秀芹回身进屋，在门槛上坐了很久。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等车的人。

中午范江海回来。

“你就让他看？”

“让他看。”王秀芹说，“看清楚了，他往外传的时候，一次就传干净了。他要是没看清，他能编一年。”

“说得对。”

“对不对不重要。”王秀芹说，“出了这条街，别人怎么说，咱们谁也管不着。”

下午打饭，家属区食堂窗口前有两个女人在说话。看见王秀芹过来，就都闭嘴了。

王秀芹打了四两饭。两个人吃。

那几天，街上有四种说法。

头一种：范科长家半夜进了一个女人。第二种：是柳静。第三种：门是范科长媳妇自己开的，范科长在外屋坐了一夜。

第四种最脏：那女人身上有了。

传第三种的人最多。传第四种的人，说得最细。越细的，越脏。

范江海一天一趟去三号井，一天划一道，回来走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他能遇见四五拨人。有人点头，有人绕着走，有人跟他并排走几步，什么也不问。

什么也不问，比问出来的还难听。

第四天傍晚，他走到沟沿上。

有人在等他。

孙顺子。

他面前摆着一块旧门闩，用脚踩着，手里捏一根铁丝。

“范科长。”

“嗯。”

“你家院门的门闩。”

“怎么了？”

“坏了。合不上。撬的。”

“铁丝是你搁的？”

孙顺子把铁丝从门闩上抽下来，缠在手指上，一圈一圈地缠。

“那天晚上我从西大洼拉水回来，走过你家院门口。”他说，“灯亮着。”

“灯亮着。”

“亮着，我就什么都看得见。”孙顺子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嫂子是个明白人。我就是不懂，她为什么不吹。”

他把那根铁丝揣进兜里，走了。

那一夜亮着的灯，街上的人记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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