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走

二〇五二年九月十四日，十一个人站在澄海基地的气闸前，穿着从地球带来的崭新舱外服，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刚入学的孩子。

他们是七号驱动器事故遇难者的家属。十年前的这一天，有三个人没有从七号轨道上回来：一位尼日利亚的结构专家，一位三十一岁的法国工程师，还有一位河南的焊工。磁盾署从那以后每年九月为他们开放一次月面纪念行，有的家属来了，有的年年想来年年没有来，今年是第十个年头，来的人最多。

奇迪的妻子阿达五十六岁，背有些驼，扶着女儿的肩。法国工程师的母亲八十三岁，坐在轮椅里被推进舱，一路上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舷窗外那个越来越大的灰色的月亮。最后一个走进气闸的是个十九岁的瘦高年轻人，肩膀还没有长开，脖子细得像一根竹竿，头盔里的脸黑黑的，眼睛亮得像两粒刚洗过的黑豆。

他叫钱小宝，是邓州钱营村的孩子，去年九月考进了太空蓝领学校，是那个村子里出来的第一个学生。他的母亲秀梅没有来，她说我晕车晕船晕飞机去了也是拖累你，你替我看一眼回来告诉我。临走前一天夜里她在灶屋里烙了一摞饼，用塑料布包了三层塞进他的行李，说月亮上饿了就吃，吃完把塑料布带回来。

陪他们同行的还有杜师傅。他六十一岁头发白了大半，两只膝盖在地球上就不大好使，上天之前医生问了一遍又一遍真的要去吗，他说我在那儿待过四年闭着眼睛也认得路。他是这趟纪念行的向导，也是除了守站的十二个人之外，对旧主建区域最熟悉的人。他在气闸里站在小宝旁边不说话，只在他的头盔上拍了拍，用河南话说别怕慢点走，月亮上没有人催你。

月球车沿着一条笔直的路往平原深处开。那条路是二〇四一年底最早铺出来的，宽六米长三十一公里，贴着七号轨道一直伸到天边，路面是压实的月壤，两边每隔五十米立一根白色的标杆，是澄海第一批工人用推土机和压路机一寸一寸压出来的，那时候基地里的人管它叫月亮第一路。小宝贴着车窗看了一路。他想起三年级那年写过的一篇作文，写爸爸在月亮上修路，他说月亮上没有路要先修路才能修别的，那时候他以为路是一种很长很长可以坐火车到的东西，现在才看见它原来是一条灰色的很窄的带子，在黑色的天底下静静地躺着一眼望不到头。

车在离十七号接头还有一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带队的是磁盾署派来的曼努埃拉，一位四十来岁的葡萄牙女士，她把大家聚到车尾，说："按规程，车只能开到这里，纪念碑在前面一公里，可以乘小车，也可以在两名守站员的陪同下步行。"有人说："那就坐车吧。"阿达扶着女儿说："我走不动。"法国老太太在轮椅里摇了摇头。曼努埃拉的目光移向队伍的最后，小宝举起了手。

"我想走过去。"他说。

曼努埃拉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旁边那位白头发的老人。她说："步行往返要两个小时，氧气按往返和应急留了余量，路上累了要报告，可以停下来检查。月面这个时候有一百一十度，地面反射的热很强，穿着舱外服走一公里，会比你想的累得多。"小宝说："我练过，学校里每周有三次月面步行课。"杜师傅这时开了口："我陪他走。"曼努埃拉皱了皱眉："杜师傅，您的膝盖——"杜师傅说："我走在他后面，慢一点。我这条腿在这儿走了四年没出过事，今天也不会出。"他说得很平，像在对一个熟人交代一桩已经说好了的事。

曼努埃拉让随行守站员跟在后面，小车留作接应。两个人这才踏上那条路。

走在月面上和走在地球上完全不同，小宝刚迈出第一步就差点飞起来，身体像一只被人从后面轻轻推了一把的气球往前冲了两米才落下。杜师傅在后面说慢，脚要贴着地不要跳，像在水田里趟，你把脚一点一点放下去地会托着你。小宝照着他的话重新迈，到第十步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节奏，膝盖微微弯着脚掌擦着地面，每一步都带起一小团灰色的尘，尘飘起来很高很慢又一粒一粒落回路面，像一场只落在他脚边的细雨。

头顶是黑的，黑得像一块没有边的绒布，太阳白得刺眼，没有一点云也没有一丝风。远处的地平线上那条七号轨道的银灰色长梁在阳光里闪着一线很冷的光，一根一根立柱向天边退去越来越小。小宝一抬头就能看见地球，一个很大很蓝的圆盘悬在黑色里，像一只被人托在手里的玻璃球，他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它。他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堂屋里那个穿着旧校服的九岁的自己，踮着脚尖拍一个陌生叔叔的肩膀说别哭爸爸说男人不能哭，便在头盔里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第七百米的时候杜师傅在后面唱了起来。

那是一种又粗又哑拖着长尾音的河南腔，从胸口最深处推出来，不像唱，像一个人把一口攒了很久的气用力往外送。小宝认得它。十年前他站在院子里看八个壮汉抬着一口棺木从堂屋出来，一路这样喊着往坟地走，喊得整个村子的地都在抖。他没有出声，可是脚步不知不觉跟上了那个节奏，一脚落下一脚抬起，每一个重音都落在同一个点上。杜师傅喊一句他的肩膀就往下沉一下，喊到第三句的时候他忽然张开嘴跟了上去，用的是他从来没有学过却不知什么时候刻进骨头里的那一声，嘿。

频道里一片安静。在车上等着的阿达和法国老太太和其余几位家属都听见了，没有人说话。守站员把音量调低了一点，又悄悄调了回来。

十七号接头在平原的尽头，是一座新换的银灰色合金梁，被太阳晒得发亮，梁脚下压着一座用月面玄武岩垒成的小小石堆，石堆前立着一块黄铜牌，上面刻着三个名字，一个尼日利亚的一个法国的一个中国的。小宝在铜牌前站住了，很久没有动，头盔里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很重。杜师傅在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没有走近。

过了很久小宝才蹲下来，慢慢解开舱外服胸前的一只小口袋，从里面取出一只透明的小密封袋。袋子里只有一颗东西，金黄色，滚着芝麻，黄豆大小，十年的时间让它的表面蒙上了一层很淡的雾，里面那个小小的气泡还在。他把它放在黄铜牌下面那块最平的石头上，放得很轻，像放下一颗刚刚摘下的星星。

"爸，"他说，声音通过频道传出去，在一百一十度的阳光里有点发抖，"路我走过来了。你修的那一半我看见了，还有一半，我来修。"

没有人回答。月面上没有风也没有声音，频道里只剩他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杜师傅站在后面，用戴着手套的手在头盔面罩前抹了一下，没有说话也没有上前，只是静静看着那个蹲在石堆前面的瘦长的背影，看着那颗在阳光里闪着淡淡金光的糖。他想起十年前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一个九岁的孩子仰着脸问他还有一半谁修，他说我们修，我，还有很多人，现在他才明白他当时说的那很多人里原来就包括这个孩子。

回程的时候两个人并排走。杜师傅的膝盖在第三百米上开始疼，他一声不吭，走得越来越慢，小宝慢慢把步子收小，一直陪在他旁边，伸手扶住他的胳膊。杜师傅说："我没事。"小宝说："我知道，可我想扶着。"杜师傅想了想，没有再拒绝。

月亮上没有风，脚印不会被吹走，要等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被微陨石一粒一粒慢慢磨平。那天傍晚守站员发现月球车停车处到十七号接头的那段路上多了两行脚印，一行大一行小，一行深一行浅，并排着笔直地伸向平原的尽头，又从尽头笔直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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