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厂的夜班

沈阳变压器厂的灯在十一月六日夜里全部亮着。

那是风暴之后的第八天。全国要换三百零七台受损的主变压器，可各厂二十年来一直按够用的节奏排产，扣除原有订单，每年能追加给抢修的份额合起来约六十台。沈阳厂平常一年交付六十台五百千伏变压器，多数早已有了去处。厂长闫志远五十九岁，是一个沉默得像一块铁的老人。十一月一日他把全厂两千三百个工人召集到露天操场上，站在低低的台阶上，借了一只手持扩音器，空着的那只大手在人群上方比划着，说了三句话：我们厂一年能造六十台，现在全国需要三百台，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能不能在一年里造一百台。操场上只有风吹过旗杆的呼呼声。过了很久，一个五十来岁的绕线女工慢慢举起了手，用很重的东北口音说，厂长我干了三十年，你让我再多绕一个月我就多绕一个月。年轻的焊工说我也行。老钳工说我也行。手一只一只举了起来，像一片在风里缓缓长高的树林。闫志远看着那些手，嘴唇抿成了一条很直的线，转头对副厂长轻声说，给大家加饭。

十一月二日，闫志远让人把库存、在制品和未交货的订单分别列成表。仓库里有已经备好的铜线、铁芯和绝缘件，车间里有不少订单已经做完了绕组，正在等配套、总装或试验。厂里同原订货单位商量，把能匹配灾区需求、原工程又暂不急用的设备转供给抢修；别的厂也把能通用的配套件调了过来。缺的件一箱箱加急运进厂，吊装和试验工位重新排了班。这批能先转供的设备，都是风暴前已经投料的订单，新接的急单另排在后面，哪道试验也没有省。

那一个月里，沈阳变压器厂变成了一座不熄灯的城。原来的三班倒改成了加长的轮班，每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休息十四个小时，厂区里搭起几十顶军绿色的帐篷，摆着行军床、热水、方便面和暖气，让夜班的工人可以在轮班之间倒头就睡。食堂的师傅从早到晚煮饺子蒸包子炖大锅菜，每天要用掉三吨白菜和两吨猪肉。厂里最年轻的工人是十九岁的小董，刚从技校毕业，瘦得像竹竿，分在绕线车间，每天在一台比他还高的绕线机前，一圈一圈把铜线均匀地绕成线圈。第一个星期，手掌磨红了，还起了几个水泡，晚上碰一下都疼，他的师傅，五十二岁的绕线工老孟，看了没说话，带他去找厂医处理，又检查他的手部防护，说，磨破的地方先养好，别硬扛。手上的工夫不是拿伤换的。小董问，师傅，我什么时候能绕得像你一样稳？老孟说，一辈子。又说，可是你每天比昨天稳一点点，就够了。

到十一月底，这批转供设备里的第三十七台完成了出厂试验。每一台下线的那天，全体工人都站在厂区门口的路两边，让那一台黑色的、庞大的、涂着深灰色防腐漆的变压器被重型拖车缓缓拉过，没有人鼓掌，只是静静地看着。老孟站在最前面，每一次都会伸手轻轻拍一下那只冰凉的铁壳，像在拍一个远行的孩子的肩膀。十二月七日，第六十台下线，闫志远站在厂门口看着它驶出，在雪地里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他把手放进大衣口袋，里面有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是他前一夜写下的一份报告，只有一行字：六十台转供，用了一个多月；新单还在后面。他把纸揉成一团扔进路边的垃圾桶，转身对身后所有的工人大声说，同志们，下一台开始。

设备下线之后，还要经过长途运输、现场安装和调试，才能投运送电。有的设备到了站，烧毁的基础和连接设备还没修好，厂里每天都有人打电话追着问，车到哪里了，站里什么时候能接上。

二〇四二年，沈阳变压器厂一共交付了一百零三台五百千伏变压器，全国的电网在二〇四二年底恢复了大部分。每一台变压器的铭牌后面都用激光刻着一行字，是闫志远提议的：造这一台的人是某某。他说，这样每一个坐在变电站里的值班员，在深夜里抬头看见这行字，就会想起，在千里之外的雪地里，有一个人为他绕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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