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4 章 六月十五

六月十四，磨第三回镰。

第三回是开刃。

“开刃跟细磨，有什么不一样？”

“细磨是把刃磨薄。” 苏晚说，“开刃是把刃磨快。”

“薄和快，不一样？”

“不一样。” 苏晚说，“薄了，快是快，可脆。脆了一碰就崩。快而不脆，才叫开刃。”

她拿一把镰，把刃口翻过来，凑到眼前看。

刃口有一道极细的白线。

“这条白线，是什么？”

“是刃。” 苏晚说，“白线在，刃就在。白线没了，刃就钝了。”

“怎么看出来的？”

“看光。” 苏晚说，“刃口对着光，光顺着走，就直。光断了，就有豁口。”

她把八把镰一把一把看过。

有两把，刃口有个小豁。

“这两把，有豁。”

“有豁怎么办？”

“磨掉。” 苏晚说，“磨掉一截，刃就短一截。短了，还能用。”

“用到什么时候不能用了？”

“用到短过两指。” 苏晚说，“短过两指，割起来费劲。”

磨到天黑。

八把镰，摆在门槛上，刃口朝外。

月光照上去，八道白线。

“好看。”

“好看不好用。” 苏晚说，“明天试一刀就知道了。”

试刀，是割一把草。

她从坡上割了一把蒿子。

一刀下去，蒿子断了，断口平。

“这个行。”

“怎么算行？”

“断口平，不撕。” 苏晚说，“撕了，就是刃不利。刃不利，割油菜就费劲。费劲，手就抖。手抖，茬就高。”

“茬高了会怎么样？”

“茬高了，浪费。” 苏晚说，“一亩地，茬高半寸，就少收十公斤秆。秆是沤肥的。少十公斤秆，明年就少十公斤肥。”

六月十五，天没亮。

苏晚起来的时候，江屿已经把水烧开了。

“这么早？”

“早。” 江屿说，“今天得早。”

“早有什么用？天亮才看得见割。”

“天亮看得见割，可天亮之前，得把东西搬上去。”

东西是：镰刀八把，磨石一块，水两桶，草绳一捆，麻袋十条，蒲团一个。

“蒲团做什么？”

“给李婶坐。”

“李婶坐蒲团，我们割？”

“李婶管人。” 江屿说，“她坐着她才看得见人。”

苏晚笑了。

六个人，是天亮前到的。

二旺，桂生的儿子，老赵，还有三个：一个是桂生家的邻居，姓吴，叫吴小子；一个是张大婶的儿子；一个是村东头的哑巴孙老汉。

“哑巴也来？”

“他来。” 苏晚说，“他割得快。前年他帮我割过一天，一个人割了八分。”

“八分，一天？”

“一天。” 苏晚说，“他不说话，光割。从早割到黑，中间只喝两回水。”

哑巴站在地头，冲苏晚点点头，指了指镰刀。

“他要镰。”

苏晚递给他一把。

他接过，用手指试了试刃，点点头。

“他说行？”

“他说行。” 苏晚说，“他试刃，用手指横着刮。刮得动，就是快。”

下地之前，有一件事。

“割之前，先割三把。”

“为什么先割三把？”

“敬地。” 苏晚说，“割三把，放在地头，不捆，不收。”

“不捆不收，那不是白割？”

“白割。” 苏晚说，“这三把，是给地的。”

“地还要吃这个？”

“地不吃。” 苏晚说，“是人记着。”

“记着什么？”

“记着这一季的籽，是地里长出来的。” 苏晚说，“不是人变出来的。”

陈老根也来了，走得很慢。

“陈大爷，您也来？”

“来看看。” 陈老根说，“我割不动了，看看还行。”

他站在地头，看那一片荚。

荚黄透了，秆也黄了，只剩叶子还有点青。

“黄得正好。”

“怎么看正好？”

“荚黄，秆黄，叶还青一点。” 陈老根说，“这个火候，籽满，秆还有劲。秆有劲，割下来不塌。”

“早几天割呢？”

“早几天，籽不满。” 陈老根说，“籽不满，出油少。”

“晚几天呢？”

“晚几天，荚就炸。” 陈老根说，“一炸，籽落地。落地就收不起来。”

“那这个火候，几天？”

“三天。” 陈老根说，“就三天。早三天不行，晚三天也不行。”

第一刀，是苏晚割的。

她走到地头，蹲下去，左手拢一把秆，右手下刀。

一刀。

一把秆倒在手里。

“这一刀，好。”

“好在哪里？”

“断口齐。” 陈老根说，“断口齐，刃就利。”

苏晚把这一把放在地头，不捆。

第二把，第三把。

三把放齐了，苏晚站起来。

“行了。”

“行了就割？”

“割。”

六个人下地。

割的样子，是弯腰，左手拢，右手割，割一把，压在左胳膊上，胳膊夹住，再割一把。

夹到五六把，成一捆，用草绳一绕，扔在后头。

“为什么不一把一把捆？”

“一把一把捆，费时候。” 苏晚说，“夹五六把捆一捆，快一半。”

“夹在胳膊上，不扎？”

“扎。” 苏晚说，“扎胳膊。头一天扎，第二天胳膊上全是红道子。”

“那怎么办？”

“穿长袖。” 苏晚说，“长袖扎不透。”

苏晚没有下地。

李婶把蒲团放在地头的树荫下。

“坐这儿。”

“我站着看。”

“站着看，看着看着就下去了。” 李婶说，“坐着。”

苏晚坐下了。

坐了一会儿，她站起来。

“我去看看茬口。”

“看茬口，让人拿一把来给你看。”

“我得看地里的。”

“地里的，我去看。” 李婶说。

“您看得懂茬口？”

“我看不懂茬口。” 李婶说，“可我看得懂你。你一下去，就不上来了。”

苏晚又坐下了。

坐了半个钟头。

“李婶。”

“嗯。”

“我去解手。”

“解手，我陪你去。”

“解手也陪？”

“陪。” 李婶说，“我怀老二那年，就是解手的时候，偷偷多割了半垄。”

苏晚笑了。

“李婶，您这个话，编的。”

“编的也好，真的也好。” 李婶说，“反正我陪着。”

上午割了两亩。

“两亩，快不快？”

“不快。” 二旺说，“一个人半天，该割六分。六个人，三亩六。”

“那为什么只割两亩？”

“头一垄，慢。” 二旺说，“头一垄得开路。路开了，后头快。”

“开路是什么意思？”

“地头得先割出一条空道。” 二旺说，“空道一尺宽，人站在道上割，不用踩秆。”

“踩秆有什么不好？”

“踩了秆，秆就倒。” 二旺说，“倒了，割起来乱。”

苏晚蹲在地头，看那条空道。

“这条道，割得直。”

“直不直，看手。” 二旺说，“手稳，道就直。”

“你的道直。”

“我这条不直。” 二旺说，“哑巴那条才直。”

苏晚看哑巴割的那条。

直得像用绳拉过。

“他怎么割这么直？”

“他不多话。” 二旺说，“不多话，眼就在手上。”

苏晚没有说话。

中午在地头吃饭。

饭是李婶做的。

小米饭，一锅炖豆角，一小罐咸菜，一壶凉茶。

“饭在地头吃？”

“在地头吃。” 李婶说，“回家吃，来回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能割半亩。”

“那歇不歇？”

“歇半个钟头。” 李婶说，“吃完饭，躺一刻钟。躺一刻钟，下午才有力气。”

六个人坐在地头的阴凉里。

哑巴靠着树，闭着眼。

二旺躺着，把草帽扣在脸上。

桂生的儿子坐着，用手搓胳膊。

“胳膊疼？”

“疼。” 他说，“扎的。”

“头一天都扎。” 苏晚说，“明天就习惯了。”

“明天还扎？”

“明天扎得不疼。” 苏晚说，“不是不扎了，是皮厚了。”

桂生的儿子笑了。

“这话，跟我爹说的一样。”

“你爹说过？”

“说过。” 他说，“我爹说，庄稼人的皮，是一年一年磨出来的。磨厚了，就不疼了。”

“你爹这话，对。”

“对是对。” 桂生的儿子说，“可我在外头打了六年工，皮又薄回去了。”

“薄了，再磨。”

“再磨。” 他说，“磨一回，就记得一回了。”

下午，天变了。

西边起了云。

云是黑的，堆得很高，上头白，底下黑。

“那个云，不对。”

“怎么不对？”

“云根黑，云头白。” 苏晚说，“这个云，是要下的。”

“什么时候下？”

“看它走多快。” 苏晚说，“走得快，两个钟头就到。”

“那得抢。”

“抢。” 苏晚站起来，“李婶，收垛。”

“收垛？”

“割下来的，还没捆的，全捆起来。” 苏晚说，“捆好了，垛起来，垛上盖草。”

“为什么盖草？”

“盖了草，雨打不透。” 苏晚说，“雨打透了，荚就湿。湿了，堆着就发热。发热，籽就坏。”

六个人，从割改成捆。

割是慢的，捆是快的。

一捆一绕，扔在后头。

“捆多紧？”

“捆得住就行。” 苏晚说，“太紧了，里头不透气。太松了，一搬就散。”

“那怎么算正好？”

“提起来不散，抖一抖有声。” 苏晚说，“有声，就是松。无声，就是紧。”

垛，垛在场院边上。

垛的样子，是底大顶小。

“垛为什么不垛方的？”

“方的淋雨。” 苏晚说，“方的，雨水顺着角往下流，流到垛里。圆的，水顺着走，走外头。”

“那垛多高？”

“一人半高。” 苏晚说，“再高，人不好上。低了，占地。”

垛到一半，雨来了。

雨来得急。

先是几滴，接着一片。

“盖！”

盖的是草。

草是去年存的麦草，一捆一捆往垛上扔。

“扔上去了，还得压。”

“压什么？”

“压石头。” 苏晚说，“草不压，风一吹就开。”

石头压上去，一块压一捆草。

雨打在草上，噗噗地响。

六个人躲在石屋的屋檐下。

“这雨，多大？”

“中雨。” 苏晚说，“要是大雨，就麻烦了。”

“为什么大雨麻烦？”

“大雨，水从垛顶往下灌。” 苏晚说，“灌到底，底下就泡了。”

“泡了会怎么样？”

“泡了，籽就发芽。” 苏晚说，“发了芽的籽，榨不出油。”

雨下了半个钟头。

雨停的时候，天还灰着。

苏晚走到垛边，掀开一角草。

里头是干的。

“干的。”

“怎么知道干的？”

“手摸。” 苏晚说，“手摸上去，不粘手，就是干的。粘手，就是湿了。”

“那这垛，保住了。”

“保住了。” 苏晚说，“可外头那层湿了，得明天晒。”

“湿的那层，不能用？”

“能用。” 苏晚说，“湿的那层，单独打，单独放。放的时候，摊开晾。晾透了，再混进去。”

“不晾透呢？”

“不晾透，一堆就热。” 苏晚说，“热了，里头就霉。”

六月十六，割第二天。

第二天割得快。

“今天割多少？”

“三亩。” 二旺说，“昨天开了路，今天顺。”

“三亩，一天？”

“一天。” 二旺说，“六个人，一人半亩。”

“半亩，是多少把？”

“三百来把。” 二旺说，“一把五六斤…… 不对，一把两三公斤。”

“你怎么改口了？”

“苏晚说的，以后说公斤。” 二旺说，“我记着。”

“记着就好。”

“可嘴里还是顺嘴说旧秤。” 二旺说，“说了一辈子。”

“慢慢改。”

“慢慢改。” 二旺说，“改不过来，我就先在心里换算。差一半，我心里过一道。”

中午，苏晚没坐住。

“我去看老鸦窝。”

“看老鸦窝做什么？”

“老鸦窝的苗稀。” 苏晚说，“苗稀，割起来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稀了，一镰割不到一把。” 苏晚说，“得走。走一趟，割一把。费脚。”

“费脚就少割？”

“少割。” 苏晚说，“一亩稀苗，一天只能割四分。”

老鸦窝的一亩半，苏晚去了。

她站在地头，看那片苗。

苗矮，秆细，荚小。

“这个，收不了多少。”

“收多少？”

“账面一百八十公斤。” 苏晚说，“我看，一百公斤都难。”

“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 苏晚说，“土薄，水保不住。苗出来了，长不大。”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 苏晚说，“今年是头一年。头一年，能收一百公斤，就不亏。”

“一百公斤，算什么？”

“算开荒的本钱。” 苏晚说，“开荒头一年，能把籽收回来，就是没赔。”

陈老根也在老鸦窝。

他蹲在坎边，看那三道坎。

“坎好着。”

“好着？”

“好着。” 陈老根说，“塌了两回，补了两回，现在稳了。”

“怎么看稳了？”

“看草。” 陈老根说，“坎上长了草，就稳了。光石头没有草，就不稳。”

苏晚看那坎。

坎缝里，苜蓿长出来了，一寸高，绿莹莹的。

“这个苜蓿，是我撒的。”

“撒得好。” 陈老根说，“苜蓿根深，扎下去，把土抓住。土抓住了，石头就不动。”

“明年这个坎，就不用补了？”

“不用补。” 陈老根说，“明年草长满了，坎就成了一半。后年，就全成了。”

“成了，是什么意思？”

“成了，就是这地是你的了。” 陈老根说，“地认人，得三年。头一年，地不认你；第二年，地看你；第三年，地才认你。”

“地怎么认人？”

“地认得手。” 陈老根说，“你的手在地里下了多少功夫，地知道。功夫到了，地产量就上来。功夫不到，地产量就下去。”

六月十七，割第三天。

第三天，割完了熟地和公地。

“八亩四分，割了多少？”

“熟地三亩九，公地三亩，老鸦窝一亩半。” 苏晚说，“今天割完了。”

“割完了，就完了？”

“割完了，还有打。” 苏晚说，“打完了，还有晾。晾透了，才能榨。”

“打什么时候打？”

“等两天。” 苏晚说，“垛在场院，得让它自己发一发。”

“发一发？”

“发一发，是让籽和秆脱开。” 苏晚说，“刚割下来的，籽还粘在荚上。放两天，荚干了，一打就掉。”

“放久了行不行？”

“放久了不行。” 苏晚说，“放久了，荚就炸，籽落地。”

称重，是在六月十八。

称的是打出来的头一批。

“头一批，多少？”

“三百二十公斤。”

“三百二十公斤，是多少亩？”

“两亩。” 苏晚说，“熟地两亩，一亩一百六十公斤。”

“一百六十，比账面的二百少。”

“少。” 苏晚说，“账面是二百，实际一百六。”

“那为什么账上写二百？”

“账上写二百，是好年景的数。” 苏晚说，“我这个地，还不算好年景。”

“差四十公斤，差在哪儿？”

“差在水。” 苏晚说，“去年冬雪少，今年春水就不够。水不够，籽就不满。”

“那明年呢？”

“明年看雪。” 苏晚说，“冬天雪厚，明年就水足。”

三天打完了，总账出来了。

苏晚坐在场院边，拿笔算。

“熟地三亩九，七百公斤。”

“公地三亩，四百三十公斤。”

“老鸦窝一亩半，一百零五公斤。”

“一共，一千二百三十五公斤。”

“一千二百三十五公斤。” 江屿说，“比账面的多少？”

“账面一千四百一十。” 苏晚说，“少了七十五。”

“少七十五，多吗？”

“不多。” 苏晚说，“少五个点。五个点，在旱年，算好。”

“那出油呢？”

“按三十个点算。” 苏晚说，“一千二百三十五公斤籽，出三百七十公斤油。”

“三百七十公斤。”

“三百七十公斤。” 苏晚说，“一百盒要二百四十公斤。剩一百三十公斤。”

“剩的做什么？”

“留种二十公斤。” 苏晚说，“剩下的，散卖。”

“那明年二百盒呢？”

苏晚没有说话。

“二百盒，要四百八十公斤油。” 江屿说，“今年三百七十，不够。”

“不够。” 苏晚说。

“差一百一十公斤油，要多少籽？”

“三百七十公斤籽。” 苏晚说。

“三百七十公斤籽，要多少地？”

“按一百六十公斤一亩算。” 苏晚说，“两亩三分。”

“那得再开两亩三分。”

“两亩三分。” 苏晚说，“加上老鸦窝，加上明年坎稳了，产量上来，也许不用开那么多。”

“也许。”

“也许。” 苏晚说，“所以明年得先开一亩半，看收成，再定。”

江屿把这话记在本子上。

“你记这个做什么？”

“记着，明年就知道该开多少。” 江屿说，“不记，明年就糊涂。”

六月十九，王启明的信。

“苏晚同志：

盒上的字，定了。

就用你那四个字：籽好，莫换。

我们这边有两个人不同意。一个说，这四个字太土，城里人看不懂。一个说，这四个字不吉利，像是说别人家的籽不好。

我说：土就土。这四个字，是从她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从纸上抄下来的。

我们总监看了，说：印。

盒子下个月就做，做完寄给你看样。

另：今年的油，我们想再多要二十盒。总共一百二十盒。多出来的二十盒，走另一个渠道，价一样。

你看行不行？若行，我让程会计改合同。

王启明”

苏晚把信看了两遍。

“一百二十盒。”

“多二十盒，油够吗？”

“够。” 苏晚说，“三百七十公斤，一百二十盒要二百八十八公斤。剩八十二公斤。”

“剩八十二，留种二十，还剩六十二。”

“六十二公斤，散卖。” 苏晚说，“散卖一公斤二十四，一千四百八十八块。”

“那今年，比去年多。”

“多。” 苏晚说，“去年一百盒，今年一百二十盒，多二十盒，多八百六十块。”

“那明年呢？”

“明年，” 苏晚说，“明年得看地。”

她坐下来，给王启明回信。

“王先生：

字定了，我高兴。

一百二十盒，行。多二十盒，我供得上。

有一件事，我得说清楚：今年的籽，比账面少。账面一千四百一十公斤，实际一千二百三十五公斤。少七十五公斤，是旱。

少是少，可我不虚报。你要的数，我都给实数。

明年二百盒，我得再开两亩三分地。开荒头一年，产量低。所以明年二百盒，我给得起，可我不敢保二百盒都是今年的味。

新地的籽，味不一样。混在一起，味就杂。

我的意思是：明年二百盒，分两批。一批用老地的籽，一百二十盒；一批用新地的籽，八十盒。两批分开装，盒上标清楚。

你卖的时候，也分开卖。人家尝了，就知道哪一批好。

苏晚”

写完，她把信折起来。

“你这么写，人家会不会不高兴？”

“会。” 苏晚说，“可不写，我更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新地的籽，味确实不一样。” 苏晚说，“我要是混着装，人家尝出来，就说我骗人。我没骗人，可我混了，就像骗了。”

“那分开标，人家买新地的，不就少了？”

“少就少。” 苏晚说，“少卖，也不能混。”

六月二十，老周头来了。

他背着一个布包，包里一块木板。

“床做好了？”

“没做好。” 老周头说，“做好了一半。”

“一半也拿来？”

“拿来给你看。” 老周头说，“看好不好，不好我改。”

木板拿出来，是床头板。

槐木，黄白色，木纹细。

板上刻着一朵花。

“这是油菜花？”

“是。” 老周头说，“四瓣。”

“油菜花是四瓣？”

“四瓣。” 老周头说，“我看了三天，看了几十朵，都是四瓣。”

“你还真去看了？”

“看了。” 老周头说，“刻东西，得看真的。不看真的，刻出来是假的。”

苏晚把板子拿到亮处看。

花瓣薄，边缘起了一点弧。

“这个瓣，怎么刻得这么薄？”

“薄，是靠刀斜着走。” 老周头说，“刀直着走，就厚。斜着走，才薄。”

“薄了，容易断？”

“容易断。” 老周头说，“我刻坏了三块。”

“坏了三块？”

“三块。” 老周头说，“第一块，瓣断了。第二块，花心歪了。第三块，刻到一半，木头里有个节，刀一进去就崩。”

“那这块，是第四块？”

“第四块。” 老周头说，“第四块，木纹顺，没有节。”

苏晚用手摸那朵花。

花瓣是凹下去的，花心是凸出来的。

“摸上去，有高低。”

“有高低，才是花。” 老周头说，“平的，是画的。花是立着的。”

“这块板，要装哪儿？”

“装床头。” 老周头说，“孩子睡在床里，头朝这头。她张开眼，就看见这朵花。”

“她还小，看得见？”

“看不见。” 老周头说，“可看得见的时候，她就知道，这床是有人给她做的。”

苏晚没有说话。

“你不喜欢？”

“喜欢。” 苏晚说，“我就是想，这朵花，刻得太好了。”

“好什么。” 老周头说，“我刻了四十年记号，记号是直的。花是弯的。弯的难。”

“难，才值得刻。”

“这话是我说的。” 老周头说，“你学我。”

“学了。”

老周头把板子包起来。

“还有一件事。”

“您说。”

“床架子，我用榫。” 老周头说，“不用钉。”

“为什么不用钉？”

“钉会松。” 老周头说，“钉打进去，木头一涨一缩，钉就松。松了，床就响。”

“榫不响？”

“榫不响。” 老周头说，“榫是咬住的。咬住了，越用越紧。”

“那榫难做？”

“难。” 老周头说，“榫要严。严到推进去，得用木槌敲。敲进去，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以后怎么拆？”

“不拆。” 老周头说，“床是不拆的。床拆了，就不是床了。”

六月二十一，场院。

垛开了。

打场，是用连枷。

“连枷怎么用？”

“举起来，打下去。” 二旺说，“举得高，打得重。重了，荚才开。”

“打多重？”

“打到荚开，籽出来。” 二旺说，“打轻了，荚不开。打重了，籽打碎。”

“籽碎了会怎么样？”

“碎了，出油少。” 二旺说，“碎了的籽，榨的时候，油走得快，出的少。”

六个人打场。

一铺一铺摊开，打一遍，翻过来，再打一遍。

“打几遍？”

“三遍。” 苏晚说，“头遍打大半，二遍打剩下的，三遍打漏的。”

“三遍打完，秆怎么办？”

“秆堆起来。” 苏晚说，“堆起来，沤。沤了，是肥。”

“秆能沤出多少肥？”

“一亩地的秆，能沤一亩地的肥。” 苏晚说，“所以茬要留三寸，秆要收干净。秆收干净了，明年的肥就有了。”

打完了，扬场。

扬场是看风。

“扬场为什么要看风？”

“看风，是把籽和壳分开。” 苏晚说，“风大了，籽也吹走。风小了，壳吹不走。”

“那什么风正好？”

“二级风。” 苏晚说，“二级风，壳走，籽落。”

“二级风，怎么知道是二级？”

“看草。” 苏晚说，“草叶轻摇，是二级。草叶乱摆，是四级。”

苏晚抓一把，往上一扬。

籽落下来，壳飘出去。

“这一把，干净。”

“怎么算干净？”

“看手里。” 苏晚说，“手里剩的，全是籽。有一粒壳，就得再扬一遍。”

扬完了，装袋。

一百五十条麻袋，用了二十四条。

“二十四条，一条五十公斤，一千二百公斤。”

“一千二百公斤，比称的一千二百三十五少。”

“少三十五。” 苏晚说，“三十五公斤，是损耗。打的时候飞了，扬的时候飘了。”

“三十五公斤，算多吗？”

“算少。” 苏晚说，“一般的，损耗三个点。我这是两个八。”

“两个八，算好？”

“算好。” 苏晚说，“损耗少，说明打得轻、扬得稳。”

六月二十二，晒籽。

籽摊在场院上，一层，三寸厚。

“为什么要晒？”

“晒，是把水晒掉。” 苏晚说，“籽里的水，不能多。多了，榨的时候出沫。”

“水多少算合适？”

“八个点。” 苏晚说，“一百公斤籽，八公斤水。”

“怎么知道是八个点？”

“用牙咬。” 苏晚说，“咬开，脆的就是干了。咬开，软的，就是还湿。”

苏晚抓一把，咬了一粒。

“这个干了。”

“干了就收？”

“干了就收。” 苏晚说，“晒过了，籽就太干。太干，榨的时候容易碎。”

“那晒多久？”

“三个晴日。” 苏晚说，“头一天摊厚，第二天摊薄，第三天翻两遍。”

“为什么头一天摊厚？”

“头一天，籽还湿。” 苏晚说，“湿的摊薄，一晒就裂。摊厚，慢慢晒。”

晒到第三天，籽收了。

收进麻袋，扎口，搬进石屋。

“为什么放石屋？”

“石屋凉。” 苏晚说，“凉的地方，籽不容易坏。”

“能放到什么时候？”

“放到七月。” 苏晚说，“七月榨油。”

“放一个月，不坏？”

“不坏。” 苏晚说，“干了，凉了，就坏不了。”

六月二十三，苏晚在记事本上写。

“六月十五至十七，开镰。六人三日。”

“熟地三亩九，七百公斤。”

“公地三亩，四百三十公斤。”

“老鸦窝一亩半，一百零五公斤。”

“合计一千二百三十五公斤。损耗三十五公斤。净一千二百公斤。”

“按三十个点，出油三百七十公斤。”

“王启明加二十盒，共一百二十盒。用油二百八十八公斤。余八十二公斤，留种二十，散卖六十二。”

写完，她把笔放下。

“三百七十公斤油。”

“比去年多？”

“去年三百公斤。” 苏晚说，“今年三百七十，多七十。”

“多七十，多多少钱？”

“七十公斤，一公斤二十四。” 苏晚说，“一千六百八十块。”

“那今年，能存下点钱。”

“能存。” 苏晚说，“修路的一千六给了，请人的三百多给了。剩的，存起来。”

“存起来做什么？”

“存起来，明年开荒用。” 苏晚说，“开一亩半荒地，得请人，得买籽，得修坎。一亩半，得四百块。”

“四百块，存得起。”

“存得起。”

窗外，场院上的垛，一天比一天低。

打完了的秆，堆成一堆，比人高。

“这堆秆，什么时候沤？”

“秋天。” 苏晚说，“秋天翻一回，冬天再翻一回。明年春天，就是肥。”

“沤一年？”

“沤一年。” 苏晚说，“肥要沤透。沤不透的肥，上到地里，会烧根。”

江屿在场院上拍照。

“拍什么？”

“拍垛。” 江屿说，“空的垛。”

“空垛有什么好拍？”

“有。” 江屿说，“空垛，说明籽收了。籽收了，人才踏实。”

“你这个人，什么都拍。”

“什么都拍。” 江屿说，“拍了，才留得下。”

他把相机放下。

“苏晚。”

“嗯。”

“你今年，瘦了。”

“瘦了？”

“瘦了。” 江屿说，“脸小了。”

“瘦了好。” 苏晚说，“瘦了轻快。”

“轻快不好。” 江屿说，“你现在，不能瘦。”

苏晚没有说话。

“从今天起，你多吃。” 江屿说，“李婶说了，你一天得吃四顿。”

“四顿？”

“四顿。” 江屿说，“早、中、晚，加一顿夜里。”

“夜里吃什么？”

“吃一碗面。” 江屿说，“或者一碗粥，两个鸡蛋。”

“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 江屿说，“你现在，是两个人的饭。”

苏晚笑了。

“这话，李婶说的？”

“李婶说的。” 江屿说，“她还说，从今天起，你不许蹲着干活，不许弯腰超过一刻钟，不许提超过五公斤的东西。”

“五公斤？”

“五公斤。” 江屿说，“一桶水是十公斤，你不能提一桶，只能提半桶。”

“半桶，够做什么？”

“够洗手。” 江屿说，“够洗脸。够喝的，我去提。”

苏晚看着他。

“江屿。”

“嗯。”

“你这样，我成了废人。”

“你不是废人。” 江屿说，“你是种地的。种地的，得养地。养地的，得先养人。”

“这话，谁说的？”

“我说的。” 江屿说，“说得对不对？”

苏晚没有说话。

“对不对？”

“对。” 她说。

夜里，她坐在院里。

月亮很亮，照在场院上。

场院空了，只剩一堆秆。

远处，坡上的地也空了，只剩茬。

三寸的茬，一垄一垄，齐齐的，像剃过的头。

“地空了。”

“空了。” 江屿说，“空了，才歇。”

“地也歇？”

“地也歇。” 江屿说，“歇一冬，明年才有劲。”

“那这地，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空的。” 江屿说，“空着，等明年。”

苏晚望着那片空地。

“我奶奶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地空了，人心就满了。” 苏晚说，“地满的时候，人心里空；地空了，人心里就装着明年。”

“这话，怎么讲？”

“讲不出来。” 苏晚说，“就是听的时候，觉得对。”

两人坐在院里，望着那片空地。

风从坡上下来，带着土味。

土味里，有一点干草的味道。

“明年，种什么？”

“还是油菜。” 苏晚说。

“不换？”

“不换。” 苏晚说，“籽好，莫换。”

“这话，印在盒子上了。”

“印了。” 苏晚说，“印在盒子上，也种在地里。”

七月，榨油。

八月，装盒。

十二月二十，交一百二十盒。

还有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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