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4 章 两个店

腊月初二，老赵在村部喊。

“苏晚！有你口信！”

苏晚从坡上下来，鞋上带着雪。

“谁的口信？”

“县城老宋的。” 老赵说，“他托班车司机捎的。说油卖完了，让你得空送一趟。还说了句话。”

“什么话？”

“他说，县里还有两家想谈。”

苏晚站着，没说话。

“去不去？” 老赵问。

“去。” 苏晚说，“腊月初四去。”

回到院里，她把这事跟江屿说了。

“老宋要补货？”

“要补。” 苏晚说，“还说有两家想谈。”

“两家？”

“两家。” 苏晚说，“册子上不是写着‘县里另有两店待谈’么。就是这两家。”

江屿把册子翻出来，找到那一行。

“写着呢。”

“写着就好。” 苏晚说，“该办了。”

“怎么办？”

“去看看。” 苏晚说，“看看人家要什么。要得合理，就谈；要得不合理，就不谈。”

“什么算不合理？”

“改名字，算不合理。” 苏晚说，“压价压到没账算，算不合理。要独家，算不合理。”

“那什么算合理？”

“要量，算合理。要好看的包装，算合理。要现款，算合理。”

江屿笑了。

“你倒想得清楚。”

“想了两个月了。” 苏晚说，“从我在这册子上写下‘待谈’那天起，就在想。”

腊月初三，装瓶。

石屋里存的油，还剩大半缸。

苏晚把缸盖揭开，一股油香就上来了。

“这油，放了一个秋天，香得更沉了。”

“沉？”

“沉。” 苏晚说，“新榨的油，香是冲的。放一放，香就沉下去了，闻着不冲，可后味长。”

她用油提子一提一提地往瓶里灌。

灌满，拿纸擦瓶口，塞塞子，再拿蜡封。

“封这么严？”

“封严了，不漏。” 苏晚说，“路上一颠，漏了，就脏了。”

一瓶一瓶摆在案上，摆了两排。

“二十瓶？”

“二十瓶。” 苏晚说，“老宋上一回是二十瓶，卖完了，这回还送二十瓶。”

“不多送点？”

“先二十瓶。” 苏晚说，“卖得动，再送。送多了，压在人家铺子里，不好。”

江屿把二十瓶一个一个拿起来看。

“这瓶子，比上一回的好。”

“好。” 苏晚说，“上回那批，破了七个。这批我挑过，一个没破。”

“挑过？”

“一个一个对着灯看。” 苏晚说，“有裂纹的，挑出来，自己家里用。”

装瓶装到天黑。

第二天一早，出门。

这一回没坐班车。老冯进城拉货，顺路捎他们。

“正好。” 老冯说，“我这车空着半边。”

车斗里铺了稻草，二十瓶油放在稻草上，四个角拿麻绳捆住。

“捆这么紧？”

“山路颠。” 苏晚说，“不捆，瓶子互相撞。”

车开出山口，天就亮了。

一路下坡，路两边是雪，雪下面是荒了的田。

“这些田，都荒着？” 江屿问。

“荒着。” 老冯说，“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老的种不动。”

“荒了多少？”

“说不清。” 老冯说，“我们镇上，荒了有三成。”

苏晚没有说话。

“你那三亩公地，” 老冯忽然说，“荒了几年？”

“五六年。”

“五六年，草都成林了。”

“成林了。” 苏晚说，“清了十天。”

“清十天，能种出什么？”

“能种出三亩油菜。” 苏晚说，“一亩200公斤，三亩六百斤。六百斤籽，能榨200公斤油。”

老冯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

“100公斤油，一公斤十二，就是两千四。”

“两千四。” 苏晚说，“可这是毛账。扣了租、扣了瓶、扣了工，剩不下两千四。”

“能剩多少？”

“算下来，一千五六。”

“一千五六，也不少了。” 老冯说，“我们镇上，一户一年现金收入，也就这些。”

车到县城，已经过了晌午。

老宋的铺子在老街口，门脸不大，一块木匾，写着 “宋记山货”。

老宋正在门口扫地，看见车来，扫帚一扔就迎上来。

“来了！路上冷不冷？”

“不冷。” 苏晚说，“车里挤。”

“快进屋，屋里烧了炭。”

进屋，暖烘烘的。

老宋倒了两碗热水，又端出一碟炒黄豆。

“先吃，吃了再说事。”

苏晚喝了一口水。

“老宋，账先结。”

“账好结。” 老宋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布包，“上一回二十瓶，全卖完了。后来你自己又补了十三瓶，也卖完了。一共三十三瓶，一瓶十二，三百九十六。”

他把钱数出来，一张一张摆在柜台上。

“你数。”

苏晚数了一遍。

“三百九十六。”

“对。”

“破损的七个，你扣了没有？”

“没扣。” 老宋说，“破损的是路上破的，不是铺子里破的。这个，不该你担。”

“该我担。” 苏晚说，“瓶子出我家门的时候是好的，破在路上，也是我的事。”

“我说不扣就不扣。” 老宋说，“做生意，头一年，不能算这么细。算太细，往后的路就走窄了。”

苏晚看着他。

“老宋。”

“嗯。”

“你这个话，我记着。”

“记着就好。” 老宋笑了，“来，说那两家。”

他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

“一家是县供销社的土特产门市，在十字街。一家是火车站边上的礼品店，姓何，一个女的。”

“先说哪家？”

“先说供销社。” 老宋说，“这家量大。”

“多大？”

“他们要两百瓶。”

苏晚的手停了一下。

“两百瓶？”

“两百瓶。” 老宋说，“他们门市一年卖的量，是这个数。”

“那价钱呢？”

“九块。”

“九块。” 苏晚说，“我卖十二。”

“他们压到九。” 老宋说，“还有别的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要贴他们的标签。” 老宋说，“标签上写‘×× 山珍’，不写青石坳。”

苏晚没有说话。

“第二，要改包装，用他们的瓶子。第三，账期三个月，三个月后结。”

“三个月后结？”

“三个月。” 老宋说，“供销社都是这个规矩。”

苏晚坐着，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

“老宋。”

“嗯。”

“你怎么看？”

“我不替你想。” 老宋说，“我只把话捎到。”

“那你替我想一句。” 苏晚说，“就说一句。”

老宋想了想，把茶杯往桌上一放。

“名字改了，这油就不是你的油了。” 他说，“人家买的是‘青石坳老黄’这五个字，不是买油。”

“那量呢？” 苏晚说，“两百瓶，是我一年的量。”

“量是要紧。” 老宋说，“可量是拿名字换的。你想清楚，哪个贵。”

苏晚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的冻疮。

“我不改。” 她说。

“不改？”

“不改。” 苏晚说，“名字一改，这油就是别人的了。别人卖完了，我这地还在，我这籽还在，可人家不认得我了。”

老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第二家呢？”

“第二家是礼品店。” 老宋说，“何老板，四十来岁，做礼品做了十年。”

“她要什么？”

“她不要改名字。” 老宋说，“可她要礼盒。”

“礼盒？”

“两瓶一盒。” 老宋说，“盒子上要有照片，要有产地，要有你的名字。”

苏晚抬起头。

“她要照片？”

“要。” 老宋说，“她说，现在送礼，人家看的不是东西，是背后那个故事。你这油背后有故事，她就要这个。”

“那价钱？”

“十二，她不压。” 老宋说，“可她要你出盒子。”

“盒子多少钱？”

“纸盒子，印照片，一个盒三块五。” 老宋说，“两瓶一盒，盒子三块五，油二十四，一盒二十七块五。”

“卖多少？”

“她卖三十六。” 老宋说，“或者三十八。”

“那她挣八块？”

“她挣八块到十块。” 老宋说，“铺面、人工、损耗，都在里头。”

苏晚在心里算了算。

“一盒二十七块五，我做得到。” 她说，“可得先做盒子。”

“盒子要多少？”

“先做五十个。” 苏晚说，“五十个盒子，一百七十五块。”

“你有这个钱？”

“有。” 苏晚说，“卖油的钱，还有一百多没动。再加上这三百九十六。”

“那就做。” 老宋说，“何老板那边，我替你说一句。”

“说什么？”

“说你是个实在人。” 老宋说，“说你的油，一斤籽出不了三两。”

苏晚笑了。

“这句是真的。”

“真的才敢说。”

第二天上午，去见何老板。

礼品店在火车站对面，门脸比老宋的大，橱窗里摆着各种礼盒，红纸包的，竹篮装的。

何老板正在给一个客人包东西，看见老宋进来，笑着招呼。

“宋哥来了。”

“来了。” 老宋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青石坳的苏晚。”

何老板上下打量了一下苏晚。

她看见的是一个穿蓝布棉袄、手上有冻疮、鞋上还带着泥的年轻女人。

“坐。” 何老板说，“喝水。”

“不渴。” 苏晚说。

“那我说事。” 何老板说，“我这店，一年走礼盒两千多个。你这油，我要。”

“要多少？”

“先五十盒。”

“五十盒。” 苏晚说，“一百瓶。”

“一百瓶。” 何老板说，“我先试一个月。卖得动，再加。”

“行。”

何老板拿出一张纸，写了几个条件。

“第一，盒子上要印照片。第二，要印产地，写清楚是哪个村。第三，要印你的名。第四，一盒两瓶，瓶子上要有标签。第五，我不要独家，你也可以卖给别家。”

苏晚一条一条看。

“何老板。”

“你说。”

“第五条，你为什么不要独家？”

“独家，我压不住量。” 何老板说，“你这油一年才几百斤，我独家了，卖断了，人家骂我。不如不做独家，你卖你的，我卖我的。”

“你倒实在。”

“做了十年，实在才活得下来。” 何老板说，“虚的，第二年就没人来了。”

苏晚想了想，从怀里拿出记事本，翻开。

“我加一条。”

“你说。”

“礼盒上，要写品种名。” 苏晚说，“写‘青石坳老黄’，五个字，不能少。”

“这五个字，人家看不懂。”

“看不懂，也得写。” 苏晚说，“看懂了，就知道这是什么。”

何老板看了她一会儿。

“行。” 她说，“写。”

“还有一条。” 苏晚说，“卖出去的盒子，破损了，我补。”

“破损你补？”

“补。” 苏晚说，“我的东西，坏了，我担。”

何老板笑了。

“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人先算挣多少。” 何老板说，“你先算担多少。”

临走前，说定了照片。

“盒子上要几张照片？” 苏晚问。

“三张。” 何老板说，“一张产地的，一张籽的，一张榨油的。我这店里做礼盒，都得有图。没有图，盒子就是空的。”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何老板说，“年关前最好。”

苏晚想了想。

“年关前赶不上。”

“赶不上？”

“赶不上。” 苏晚说，“照片得回青石坳拍。地、籽、榨油，都在山里。这一趟回去，再拍，再洗，再送印盒子，年关前做不出来。”

“那这年关就误了。” 何老板说，“年关这一个月的量，顶平常三个月。”

“我知道。” 苏晚说，“可照片不能凑。”

“怎么不能凑？县里照相馆有的是风景照。”

“风景照是风景照。” 苏晚说，“我这盒子上的照片，得是真地方。人家买了，回头照着照片来找，得找得着。”

何老板看了她很久。

“你这个话，我头一回听。”

“头一回听，也怪。” 苏晚说，“可我这个盒子，就得这么办。”

“那什么时候能给我？”

“腊月十五前。”

“腊月十五。” 何老板在小本子上记了一笔，“那我就从正月里卖。”

“正月里卖。”

“正月里卖不上价。” 何老板说，“年后送礼的少。”

“少也卖。” 苏晚说，“卖不动的，我拿回来。”

何老板抬起头。

“你拿回来？”

“拿回来。” 苏晚说，“盒子是我做的，卖不掉，我担这个货。”

何老板笑了，笑得有点无奈。

“行。” 她说，“我做了十年礼品，头一回碰上你这样供货的。”

“哪样？”

“不怕赔的。”

“怕赔。” 苏晚说，“可怕赔，就得凑照片。凑了照片，这盒子三年就废了。”

从礼品店出来，天已经擦黑。

老宋送他们到街口。

“供销社那边，我去回话。”

“你怎么回？”

“我说，人家不改名。” 老宋说，“就这么一句。”

“他会不会不高兴？”

“会。” 老宋说，“可不高兴也就是这一回。名字保住了，是长久的事。”

苏晚站在街口，望着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老宋。”

“嗯。”

“我这一趟，只谈成一家，还推了一家两百瓶的。”

“对。”

“你说，我是不是傻？”

老宋把围巾往上拉了拉。

“你要是不推，你现在手上就有两百瓶的订单。” 他说，“可你过两年，就只剩一个供货的名分。”

“供货的名分，不好？”

“不好。” 老宋说，“你成了别人的手，就不是自己的脚了。”

苏晚没有说话。

“东西背后得有人。” 老宋说，“人没了，东西就没了。”

老宋说完，站了一会儿，忽然又开口。

“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这铺子，开了二十二年。” 老宋说，“头十年，我给人家代卖。人家给什么，我卖什么。标签是人家印的，价钱是人家定的，我就在中间挣个差价。”

“后来呢？”

“后来有一年，那家不给我供货了。” 老宋说，“他们找了个更大的铺子，把我甩了。”

“甩了，你就没生意了？”

“没生意了。” 老宋说，“我那半年，铺子里空着，天天坐在门口晒太阳。”

苏晚没有说话。

“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件事。” 老宋说，“我卖了十年，卖的不是我的东西。人家一走，我什么都没有。”

“后来你怎么起来的？”

“后来我自己去收山货。” 老宋说，“一家一家去收，一斤一斤去谈。收来的东西，我自己定名，自己定价，自己担。”

“难不难？”

“难。” 老宋说，“头两年，赔了钱。可我担下来了。现在这铺子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名。”

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

“所以我今天跟你说那句。” 他说，“不是我想劝你。是我赔过钱，知道那个滋味。”

苏晚低着头。

“老宋。”

“嗯。”

“你这话，比什么都值钱。”

“不值钱。” 老宋笑了，“就是一句话。可这句话，我用了十二年才学会。”

晚上住在老宋安排的旅社，一间小屋，两张床。

江屿把相机包放下，坐在床边。

“你今天拒了两百瓶。”

“拒了。”

“心疼吗？”

“心疼。” 苏晚说，“两百瓶，是我一年的量。”

“那你还拒？”

“拒。” 苏晚说，“老宋说得对。名字一改，我就成了别人的手。”

江屿没有说话。

“江屿。”

“嗯。”

“你拍照的时候，照片上写谁的名？”

“写地方的名。” 江屿说，“写哪块地，谁种的。”

“为什么写？”

“因为不写，照片就是一张好看的东西。” 江屿说，“写了，它才是一个人的事。”

“那我的油，也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江屿说，“名字是根。根一拔，东西就浮起来了。”

回青石坳是搭了一辆拉煤的车。

车斗里黑，苏晚把油瓶的空箱子垫在身下坐。

“冷？” 江屿问。

“冷。” 苏晚说，“可心里热。”

“为什么热？”

“因为今天办成了一件事。” 苏晚说，“还拒了一件不该办的事。”

“拒了也算办成？”

“算。” 苏晚说，“拒该拒的，跟办该办的，一样要紧。”

车过山口，风大。

苏晚把围巾拉到鼻子上。

“江屿。”

“嗯。”

“回去要拍三张照片。”

“哪三张？”

“一张地，一张籽，一张榨。” 苏晚说，“地上要有雪，籽上要有字，榨上要有人。”

“榨上的人，拍谁？”

“拍李师傅。” 苏晚说，“他榨了四十年油。他的手，比油好看。”

“手？”

“手。” 苏晚说，“你看他的手，全是裂的、黑的、厚的。那样的手，才榨得出这样的油。”

江屿笑了。

“这个照片，我拍。”

“拍好了，印在盒子上。”

“印在盒子上，人家看得见吗？”

“看得见。” 苏晚说，“看得见，就知道这油是谁榨的。”

车到村口，天已经黑了。

苏晚下车，先去了石屋。

她把二十瓶油的位置空出来，看着空出来的那一块，站了一会儿。

这事第二天就在村里传开了。

“听说县里有人要两百瓶？”“两百瓶！那得多少钱？”“说是九块一瓶，比咱们卖十二少三块。”“少三块，可量大呀，两百瓶就是一千八！”“一千八，咱们一年卖油才一百多！”

二旺第一个跑到院里来。

“苏晚，真的有两百瓶？”

“有。”

“你怎么不做？”

“他要改名字。” 苏晚说，“标签上不写青石坳，写别的。”

“不写就不写。” 二旺说，“钱到手是真的。人家买油，管你叫什么名。”

“我管。” 苏晚说。

“你管这个做什么？”

“二旺。” 苏晚说，“你想想，这油为什么能卖十二？”

“因为好。”

“好在哪里？”

“好在…… 好在籽好。”

“籽好在哪儿？”

“籽是咱们自己挑的。”

“对。” 苏晚说，“人家买的是这个。名字一改，人家就不知道这油是咱们挑的籽榨的了。不知道，就只当是一般的油。一般的油，值九块，不值十二。”

二旺挠了挠头。

“那两百瓶不做，可惜了。”

“可惜。” 苏晚说，“可不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什么？”

“最可惜的是，做了两百瓶，第二年就只剩九块的油了。”

晚上，林保国也来了。

“我听说你拒了？”

“拒了。”

“村里有人不理解。” 林保国说，“说两百瓶是一大笔钱。”

“我知道。”

“你怎么想？”

“我想的是往后。” 苏晚说，“今年拒了两百瓶，明年咱们还是十二块的油。今年做了两百瓶，明年这油就得跟着人家的价走。”

林保国抽了半支烟。

“你这个话，我得跟村里说一遍。”

“说。”

“有人会不服。”

“不服就让他们来找我。” 苏晚说，“我跟他们算账。”

“算什么账？”

“算名字的账。” 苏晚说，“名字值多少钱，我算给他们看。”

林保国笑了。

“行。明天开会，你来讲。”

第二天晚上，村部点着灯，坐了二十来个人。

苏晚站在前头，手里拿着一个瓶。

“我就说一件事。” 她说，“这瓶油，为什么卖十二块。”

她把瓶子举起来，让大家看标签。

“这上头写着五个字：青石坳老黄。这五个字，是我奶奶留的种的名。这油，是这个种榨的。”

“人家买这瓶油，一半买油，一半买这五个字。”

“要是这五个字去了，换成别人的名，人家就只买油。油值多少钱？九块。”

“一瓶少三块。一百瓶少三百。一千瓶少三千。”

“这是眼前。”

“往后呢？往后这油的名，就是人家的名了。人家哪天不要了，咱们这油，就没有名了。没有名的油，只能按斤卖，八块。”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今天拒了两百瓶。” 苏晚说，“我心里也疼。两百瓶，一千八，是我一年的量。”

“可我想过一件事。” 她说，“这油要是没了名，我这地还在，籽还在，人还在。可人家不认得我了。”

“到那时候，我不是种油的人，是给人供货的人。”

老周头在前排坐着，忽然说了句。

“这个话说得对。”

“怎么对？”

“我做木匠，做了四十年。” 老周头说，“我做的柜子，都刻我自己的记号。人家认我的记号，才来找我。要是记号去了，我做的柜子跟别人的一样，我凭什么多要钱？”

屋里有人笑了。

“就是这个理。” 苏晚说，“记号在，人才在。”

会散的时候，二旺走过来。

“苏晚。”

“嗯。”

“我今天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想明白我为什么种不好地。” 二旺说，“我看的都是今年的收成，你看的是往后十年。”

“看十年，也不一定对。” 苏晚说，“错了，也赔十年。”

“那你怕不怕？”

“怕。” 苏晚说，“可怕也得看。不看，就永远是今年。”

记事本上，添了几行：

“腊月初四，进城。老宋处结账三百九十六。补二十瓶。”

“供销社门市要两百瓶，价九块，要改标签，要改包装，账期三月。未做。”

“礼品店何老板要五十盒，两瓶一盒，价十二。做。”

“礼盒要照片三张：地、籽、榨。腊月十五前交。”

写完，她把笔放下。

“名字不可改。” 她在最后添了一句。

“名字一改，就成别人的手了。”

写完，合上本子，压在奶奶的旧本子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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