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绿皮车往北，夏桑往南

录取通知书是一个烫手的信封。

李燕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的时候，上面用黑色加粗的宋体字印着“江城市对外经贸学院”几个大字，旁边是学校徽标——一个半圆形的地球，上面插着两片橄榄枝，像极了小时候村口墙上刷的“教育要面向世界”的宣传画。她没敢拆，先跑回家，把信封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然后站在门口等父亲回来。

河南许昌下面的夏桑村，夏天热得像蒸笼，蝉叫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人的思路搅成一团浆糊。李燕站在院门口的槐树下，看远处的田地里有人弯腰锄草，日头把他们的影子压在脚边，短得像一个句号。她手里攥着那个信封，信封的一角已经被手汗浸软了。

父亲李根生骑着那辆凤凰牌二八大杠从学校回来时，车把上挂着一捆韭菜。他是夏桑村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了二十二年，从民办教师转正，工资从几十块涨到现在的一千七。李燕喊了一声“爸”，李根生把车支在门口，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问：“通知书到了？”

李燕把信封递过去。李根生没接，只说：“你拆吧，念给我听。”

她拆开信封。里面除了一张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份入学须知和一张银行卡大小的校园卡。她展开录取通知书，上面写得很正式：“李燕同学，经我校招生委员会审核批准，你被录取为我校人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2012级本科生，请持本通知书于2012年9月8日至9日到校报到。”下面盖着一个红章，章上的字有些模糊，但能认出“江城市对外经贸学院”八个字。

“一年学费一万二。”李燕小声念出来，声音像被蝉鸣吞掉了半截。

李根生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红旗渠，点着，吸了一口。那烟是三块钱一包的，他平时舍不得抽，只在下午放学后，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抽半根。李燕记得，有一次他抽到烟屁股都烫手了还舍不得扔，被路过的村人笑话。

“一万二就一万二。”李根生把烟头掐灭，丢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你考上大学了，爸就供你上。”

那天晚上，李燕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摊成一小片银白。她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父母的对话声，母亲在算账，说今年种的花生收成不好，小贩来收才两块三一斤，卖了不到三千块。父亲的工资每月一千七，刨去平时的人情往来和吃用，一年到头能存下五千就不错了。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夏夜的静把每个字都放大了：“一万二，再加上生活费、路费，一年下来得两万。燕子她弟明年也要上高中了……”

李燕把被子蒙在头上。她知道家里难，但她没有勇气说“我不上了”。那封录取通知书就像一个承诺，一个关于离开夏桑村的承诺。她想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外面只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很洋气的民办三本。

从许昌到江城，坐火车要十六个小时。李根生买了两张硬座票，八月底的绿皮车里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堆着编织袋、蛇皮袋、被子和塑料桶。过道里站满了无座的人，有的靠在椅背上打盹，有的蹲在地上吃茶叶蛋。李燕靠着窗户，看外面的田野、村庄、城镇一格一格地往后退，电线杆像一排排单调的感叹号，在暮色里渐渐模糊成黑影。

李根生坐在她旁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他带了两瓶水，几个煮鸡蛋，一袋子母亲烙的油馍。李燕吃了一个鸡蛋，油馍只掰了半个，剩下的都留给父亲。李根生不肯吃，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李燕硬塞到他手里。

车厢里的风扇嗡嗡地转着，吹出来的风带着汗味和泡面味。李燕从包里拿出英语单词本，翻了几页，又合上了。她英语底子弱，高中时英语满分一百五，她只能考九十出头。父亲说，学对外汉语的，英语肯定要好。她点点头，心里却有些发虚。

凌晨两点，火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李燕被吵醒，看见窗外站台上只有一盏昏黄的灯，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车，在黑暗里喊了两声。李根生没睡，正借着车厢里微弱的光看一张江城市地图，那是他在许昌火车站买的，一块五一张，折痕已经很深了。他见李燕醒了，指了指地图上一个用红笔圈出来的位置，说：“这就是你们学校，在城东大学城，下了火车坐地铁一号线到终点站，再坐三轮车过去，五块钱。”

李燕“嗯”了一声。她看见父亲的手上，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干净的粉笔灰。那双手在黑板上写了半辈子的字，现在要来送女儿上大学了。

火车到站时是清晨五点多。江城的天空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纱。李燕跟在父亲身后走出火车站，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站前广场上全是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搬家。出租车在拉客，三轮车在吆喝，卖煎饼的摊子冒着油烟。一个中年妇女拉住李燕的胳膊，说：“小姑娘，住店吗？六十块一晚，有热水。”李根生把她护在身后，说：“不住，我们有人接。”

其实没有人接。他们挤上了地铁，早高峰还没开始，但车厢里已经站满了人。李燕第一次坐地铁，脚下有些不稳，抓住扶手才没摔倒。她盯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广告牌看，上面写着“江城市对外经贸学院——培养国际商务精英的摇篮”，旁边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的照片，笑容灿烂。

出地铁站后，他们坐上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了十几分钟。三轮车夫说：“你们是去经贸学院报到的新生吧？这学校这两年可火了，人特别多。”李根生问：“学校咋样？”车夫笑了笑，说：“民办的嘛，学费贵，但环境不错。毕业了发的是本科学历，国家承认的。至于工作嘛，看个人本事了。”

李燕没说话，只是望着前方。车穿过一条两旁栽满法国梧桐的马路，梧桐叶有些已经泛黄，在晨风中轻轻摇晃。路的尽头出现了一座大门，门口拉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2012级新同学”。大门旁边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学校的名字，金色的字在晨光里闪闪发亮。

很多年后，李燕回想起来，觉得那就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港湾。她不知道自己将在这里停泊四年，也不知道四年后，她会像一条被抛下海的船，在风浪里打转。

学校很大，比夏桑村的面积还大。教学楼是红色的，宿舍楼是米黄色的，图书馆像一本打开的书，矗立在校园正中央。李燕被分到七号楼403室，六人间。父亲帮她把被褥和枕头铺好，又在衣柜里挂上她的几件衣服。衣服不多，只有三套夏装、两套秋装和一件冬天的棉袄。母亲本来要再给她买两条裤子的，她没要，说到了学校再买。

宿舍里其他五个女生陆续到了。一个叫王晓晓，上海人，父母开着小汽车送来的，带了一堆护肤品，行李箱上贴满了卡通贴纸。一个叫赵静，湖南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很热情，见人就分橘子。另外三个分别来自山东、江西和湖北，都是普通家庭。李燕睡下铺，靠窗，但窗外正对着一堵墙，下午才能见到一点太阳。

父亲在男生宿舍楼下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就赶火车回去了。临走前他带李燕去食堂吃了一顿饭。食堂很大，有上下两层，卖什么的都有。李根生点了一份土豆丝、一份红烧肉，又要了两个馒头。米饭要另外加钱，他没要。李燕说：“爸，你坐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多吃点。”李根生摆摆手，说：“我不饿，你吃。到了大学，该吃就吃，别省坏了身体。”

他吃完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信封，塞给李燕。李燕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钱，有百元的，也有十元二十元的，用橡皮筋扎着。

“三千块。”李根生说，“你妈凑的。生活费一个月一千，不够了打电话。学费学校会从卡里扣，你那张校园卡里已经存了六千，剩下的六千，我下个月再打。”

李燕把钱攥在手里，说：“爸，我找时间去做兼职。”

李根生看了她一眼，说：“先好好学习，钱的事别操心。爸还是那句话，你考上大学了，爸就供你上。”

他上了公交车，隔着窗户朝她挥了挥手。李燕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公交车拐了个弯，消失在一排梧桐树后面。九月的江城还有些闷热，她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一棵被移栽过来的树苗，根须还不适应这片新的土壤。

开学后的日子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对外汉语专业的课不算多，但作业不少。周一古代汉语，周二现代汉语，周三英语精读，周四西方文化概论，周五写作课。李燕喜欢古代汉语和写作，因为能听懂。英语精读对她来说就像一场漫长的凌迟，每次上课她都要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假装做笔记，实际上是在用红笔在单词表旁边标注中文谐音，比如“economy”标成“一亏了没”，“culture”标成“考去”。

宿舍里其他人英语都不差。王晓晓是从小学英语的，口语流利得能去当校园广播员。赵静来自县城一中，高考英语一百二十八分。李燕不敢在她们面前背单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图书馆后面的小树林里，对着一棵树念课文。那棵树是银杏，秋天叶子黄得像小扇子，落了一地。李燕站在树下念“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发音带着河南口音，重音总是落在不该落的地方。

她偶尔会想起父亲站在小学讲台上的样子。那时候她还在村里念小学，趴在教室窗户外面看父亲上课。父亲在黑板上写“春眠不觉晓”，粉笔灰簌簌地往下掉，落在他的袖口上。他转头问学生们：“谁知道‘晓’是什么意思？”没人回答。李燕在窗外喊了一声：“早上！”父亲笑了，说：“对，就是早上。李燕同学回答得很好，但下次要坐在教室里回答。”

那时候，她觉得未来就像父亲在黑板上写的字，一笔一划，方方正正，虽然不够惊艳，但至少清晰可见。

现在她坐在大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讲“对外汉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讲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她听见了，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她心里清楚，以她的英语水平，以后大概率当不了“对外汉语教师”，更不可能去什么孔子学院。她大概率的归宿，就是回到内地某个小城，像父亲一样当个老师，一个月拿两千多块钱，教孩子们认字造句。

这个念想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只是像一潭死水，不会流动，也不会干涸。

她开始找兼职。大一上半学期，她在学校后门的奶茶店问过，老板娘说要的是全职，而且是周末能上晚班的。她去快递点问过，对方说只要男生。她在学校论坛上看到有招家教的帖子，打电话过去，对方问她高考英语多少分，她说九十二分，对方说那算了。

十二月初，她终于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兼职：在城东一家茶楼做服务员。茶楼不大，上下两层，装修得古色古香，客人不多，但总有几个固定的老主顾。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沈，说话慢悠悠的，看人时喜欢眯着眼。她问李燕能上什么班，李燕说晚上和周末都可以。沈老板说：“晚上客人少，但收工晚，你能行吗？”李燕说能。

茶楼的活不重，但也算不上轻松。烧水、泡茶、擦桌子、洗茶杯，闲下来就站在吧台后面等客人。有人的时候倒茶，没人的时候站着发呆。李燕最喜欢打烊后的那段时间，店里只剩她一个人，她把所有的茶杯洗好，排列在架子上，像一支等待检阅的队伍。然后她把地上掉落的茶叶渣扫干净，关灯，锁门，回学校。

末班车赶不上时，她就走回去。从茶楼到学校后门，差不多三公里。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刀子。她裹紧那件旧棉袄，沿着人行道快步走。路上偶尔有几辆小轿车飞驰而过，车灯从她身上扫过去，又迅速消失在黑暗中。她觉得自己像一根被风吹着跑的草，不知道明天会落在哪里。

但她还是走下去。一步一步地走，像父亲当年在黑板上写字一样，横平竖直，一笔一划。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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