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禾的感冒拖了五天才好。
其实从第三天开始,她的体温就已经恢复正常,剩下的只是咳嗽和鼻塞。医生让她按时服药,少吹冷风,尽量休息,她全都记住了,却还是在第四天早上偷偷出了门,只因为窗外那棵树上落了一只鸟,她想看看它是不是还会回来。
结果走到楼下,她就开始头晕,只好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恰好修理店的老板开门,看见她脸色不对,搬了张凳子让她坐下,还给她倒了杯热水。夏禾坐在那里,听老板抱怨今年的雨下得太多,店门口的地砖一直干不了,又听他讲起自己的儿子最近找工作不顺利,整天待在家里不肯出门。
这些事情她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老板倒也不在意她有没有回应,自顾自说了半天,临走时还把一只刚蒸好的包子塞给她,叮嘱她身体不好就别到处乱跑。夏禾拿着包子回到楼上,林野已经在厨房里找人了,见她从外面进来,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医生怎么说的,你忘了?”
“没有。”
“那你还出去?”
“我看见一只鸟。”
林野被她这句话堵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问:“鸟有什么好看的?”
夏禾认真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就是想看。”
林野看着她,最后叹了口气,把桌上的药拿过来,又把温水推到她面前。“先吃药。以后想看什么,至少等身体好一点再出去。”
她接过药,喝水的时候嫌杯子太烫,皱着眉放下,等了半天才重新端起来。林野坐在旁边,忍不住笑了一下,她看见了,问他笑什么,他却不肯说。
那天晚上,夏禾在自己的记录里写下了一句话:生病很麻烦,但有人会因为你生病而生气。
写完以后,她没有像过去那样给这句话附上解释,也没有判断这件事是否值得保留。她合上终端,把那本旧书拿过来,读到一半觉得困了,便直接躺下睡觉。书掉到地上,她第二天早上才发现。
换作以前,她一定会立即把书放回最合适的位置。
现在她只是弯腰捡起来,拍掉封面上的灰,继续读。
生活好像没有因为她恢复成普通人而变得更有意义,也没有因此失去意义。它还是那些琐碎的事情,吃饭、吃药、睡觉,偶尔和林野争几句,偶尔觉得无聊,偶尔因为外面的雨下得太大而取消一次出门的打算。没有什么值得写进实验报告,却是她最近最愿意记住的日子。
直到一个星期后,林野收到联合基因伦理委员会的通知。
此前暂停的听证程序将重新启动,委员会准备对人类模板复制项目作最终审查,并邀请涉及早期实验的相关人员出席作证。通知末尾有一行字,措辞十分谨慎:委员会希望夏禾本人参加,但是否出席,由她自行决定。
林野把终端放到桌上,没有立刻告诉她。
他知道这次出席意味着什么。夏禾刚刚离开实验区没多久,媒体对她的关注一直没有真正消退。一旦她公开露面,关于她的身体、基因和过去的实验经历就会重新成为所有人讨论的话题。有人会把她视为受害者,有人会把她当成证明新型基因技术有问题的证据,也有人会认为她放弃了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身体条件,是一种不理性的选择。
她好不容易才从那些编号和评价里走出来,没必要立刻回到另一群人替她定义的生活里。
晚饭时,林野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夏禾正在挑碗里的青菜,听完以后没有马上说话,只是把挑出来的几片菜叶放到碟子边上。林野看了一眼,没有提醒她不应该挑食,等她吃完了才问:“你怎么想?”
“他们为什么想让我去?”
“想听你亲自说说经历过的事情。”
“如果我不去呢?”
“也可以。”
夏禾抬起头,似乎有些意外。
林野解释道:“你没有义务把自己的经历交给所有人。证据已经送过去了,其他事情可以交给委员会处理,不一定非要你出面。”
她低头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才问:“如果我去了,他们会听我说吗?”
“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
“那我说了有什么用?”
林野想了想,没有急着劝她。他以前总觉得,只要把证据摆出来,事情就会慢慢变好。后来他才知道,证据能够证明有人做错了事情,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接受同一个结论。有人会认真看完,有人只看其中一段,有人会抓住一个小错误否定全部内容,也有人明明看见了真相,仍然更愿意相信原来的生活没有问题。
“至少你能把自己的话说完。”他说,“至于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
夏禾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完,沉默了很久。
“那我去。”
林野没有问原因,只把她面前的空碗收走,拿去厨房清洗。
他知道,她已经不再需要别人替她判断每一件事值不值得。
联合基因伦理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公开听证会安排在一周以后。
那天早晨,会议中心外聚集了很多人。有人举着牌子支持继续基因治疗,有人要求公开所有人体实验资料,也有人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媒体的飞行摄影设备在入口上方来回移动,记者不断向经过的人提问,几个安保人员守着临时设置的通道,反复提醒大家不要挡住入口。
林野和夏禾到得比较早。
她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头发没有像过去那样被整理得一丝不乱,只是简单地扎在脑后。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她的眼下有些淡淡的青色。林野问她要不要先去里面休息,她摇头,说想在外面站一会儿。
不远处,一名年轻女人正抱着孩子接受采访。记者问她是否支持基因优化,女人说,自己的孩子出生时有严重的遗传疾病,如果没有早期的基因治疗,孩子可能活不到现在。她知道最近曝光的事情很严重,但不能因为有人滥用了技术,就让所有需要治疗的人失去希望。
说到最后,她低头亲了一下孩子的额头,声音有些哽咽。
另一边,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反对人体模板量产。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的女儿曾经参加早期的情绪稳定项目,后来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家人花了很多年才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女儿已经不在了,他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有其他家庭经历相同的事情。
两个人离得并不远。
他们没有互相辱骂,也没有走过去争论,只是各自站在那里,等待会议开始。
夏禾看了他们很久。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吗?”
林野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他们说的是自己的经历。”
“可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当然。”
“那最后怎么决定?”
林野停了一下。
“不能只听其中一边。需要把事情查清楚,再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夏禾点点头,没再问。
工作人员过来确认身份时,林野原本想替她回答,夏禾却先把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
证件上没有实验体编号,也没有项目代号。
只有一个名字。
夏禾。
她看着工作人员核对信息,第一次觉得这三个字并不需要任何解释。
听证会开始以后,创生集团的代表首先作了陈述。
他们没有否认早期存在违规实验,只强调那些项目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的基因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部分做法确实没有达到今天的伦理标准,但相关问题已经得到纠正,不能因此否定后来成熟的医疗技术。
随后,集团展示了近年来的治疗数据。
遗传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曾经需要长期治疗的病人恢复了正常生活,许多家庭不再需要担心孩子因先天缺陷失去生命。主持陈述的医学顾问举了几个实际案例,其中一个孩子在接受基因修复后,终于能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上学、跑步,也不必每隔几个月就住院。
这部分内容没有人提出异议。
林野坐在旁听席上,听完以后也没有反驳。
他并不打算证明基因治疗是错的。恰恰相反,他自己曾经接受过基因治疗,小时候那场罕见的遗传疾病差点要了他的命,是当年的技术把他从病床上拉了回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进步意味着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接受有人把治疗疾病和改造人性混成同一件事。
集团的陈述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最后一名代表总结道:“技术的价值应当由它带给社会的实际改善来衡量。过去有过错误,不意味着未来必须停下来。我们应该改进监管,而不是关闭探索人类未来的道路。”
这番话赢得了一部分听众的掌声。
随后,委员会开始传唤证人。
最先出场的是几名早期实验的受影响者及家属。他们带来了原始病历、治疗前后的记录,以及项目组曾经向他们提供的知情同意文件。文件中有些条款写得非常笼统,只提到“改善情绪稳定性”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却没有说明可能出现的长期情感反应下降,也没有清楚告知实验对亲密关系和自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中一名女人坐到证人席上以后,拿着文件翻了好几页,最后只找到了自己的签名。
她说,自己当年确实同意过基因微调,因为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很大,长期焦虑,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治疗以后,这些症状明显减轻,她的生活也确实改善了。她从来没打算否认这一点。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开始不在乎很多事情了。”她抬头看着委员,“以前我很喜欢一个人,哪怕只是见不到对方几天,都会想念。做完调整以后,我不再有这种感觉。我以为是自己长大了,后来才发现,不只是这样。”
委员问她是否后悔。
女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次治疗,我那几年可能会过得很糟。可如果有人提前告诉我,我可能会变成现在这样,我至少会多想几天。”
她没有提出赔偿要求,也没有要求禁止所有微调,只希望以后的人在签字之前,能够真正知道自己可能失去什么。
这番话比任何激烈的控诉都更难处理。
因为她没有否认技术的好处,也没有假装过去的自己从未需要帮助。她只是想知道,当年那份同意书究竟算不算一次真正的选择。
接下来出场的是一名曾经参与早期研究的退休医生。他承认,早期项目组在发现部分实验对象出现持续性情感反应下降后,并没有立即停止研究,而是尝试通过进一步调整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部分失败案例被转入封闭观察单位,相关记录后来又经过多次迁移和删改,导致一些当事人的实际去向至今无法确认。
当委员问他为什么没有立即举报时,老人沉默了很久。
“那时候我们觉得,还差一点就能解决了。”他说,“每次出现问题,都有人告诉我们下一次会好一些。我们也确实看到过病人得到治疗,看到过一些孩子因此活下来。慢慢地,你会开始相信,只要结果是好的,中间那些不太好的事情就可以再等等。”
他停下来,摘下眼镜,用手擦了擦镜片。
“后来我发现,我们等得太久了。”
会场安静了下来。
林野看着台上的老人,忽然想起周启山曾经说过,最危险的并不是某项技术本身,而是人们开始相信,只要最终结果足够好,过程中的牺牲就可以被原谅。
如今,终于有人把这句话说到了公众面前。
苏珩是在下午出席的。
他没有穿实验服,也没有佩戴创生集团的身份标识,只穿了一件普通的深灰色外套。走进会场时,周围的人很快认出了他,有人站起来质问,有人举起终端拍摄,也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他没有停下,也没有试图解释,沿着工作人员指引的路线走到证人席前坐下。
委员开始询问他的身份、权限和参与项目的具体时间。
苏珩逐条回答,没有回避。
“你是否知道早期实验存在不可逆的情感反应下降?”
“知道。”
“发现以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停止?”
“因为我认为可以通过调整技术方案减少这种影响。”
“后来呢?”
苏珩低下头。
“后来我发现,有些变化并不能完全逆转。”
“那你为什么继续推进?”
这个问题让他停顿了很久。
“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走错了路。”
会场里传来一些低声议论。
委员没有打断他,继续问:“你认为早期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苏珩抬头看了一眼大屏幕。上面展示着07号实验体的部分原始数据,包括基因完整度、神经系统适配、服从测试和稳定性评估。过去他看这些数据时,总觉得自己终于接近了目标,现在再看,却发现那些表格里几乎没有任何能够说明夏禾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内容。
“我们把太多事情都当成了可以纠正的缺陷。”他说,“最开始是疾病,后来是情绪波动,再后来,我们希望减少恐惧、犹豫、依赖和冲动。每当一种反应影响实验结果,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压下去,却很少停下来问,这些反应是不是也属于一个人的一部分。”
委员问:“你现在认为当初的研究方向是错误的吗?”
苏珩没有立即回答。
“治疗疾病不是错误。提高技术也不是错误。错误的是,我们后来把目标扩大了,开始认为只要能改变,就应该改变。我们甚至没有弄清楚,一个人究竟需要保留什么,就先替他决定哪些东西不再重要。”
“你承认自己负有责任?”
“承认。”
“包括你对07号实验体进行的改造?”
“包括。”
“包括在发现自主行为变化以后,仍然批准继续测试?”
苏珩抬起头。
“包括。”
委员继续问了几个问题,苏珩没有试图减轻自己的责任。他承认自己曾亲自修改过部分实验标准,也承认在技术出现明显风险以后,因为不愿意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和成果,继续批准了后续测试。他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集团,也没有把自己说成一个被资本利用的理想主义者。
这些事情都是他做的。
至于最初的动机,现在已经无法改变那些结果。
最后,一名委员问他:“假如你今天重新拥有当年的权力,你还会启动完美亚当计划吗?”
苏珩看着桌上的麦克风。
这个问题,他大概已经在心里问过自己几百次。
“如果是为了治愈疾病,我会继续研究。”他说,“如果是为了创造一个由我们定义的完美人类,不会。”
“为什么?”
苏珩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视线落在第一排,那里坐着一些曾经受到实验影响的家庭成员。
“因为我以前觉得,只要把所有痛苦都拿走,人就能过得更好。”他说,“现在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替别人回答的问题。”
轮到夏禾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
她走到证人席前,没有看观众席,也没有看大屏幕,只把自己的证件交给工作人员,确认姓名以后坐了下来。
委员先向她说明,她可以拒绝回答任何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也不需要提供自己的基因序列。夏禾认真听完,点了点头。
第一批问题都很简单。
她是否自愿接受过早期改造?
否。
她是否知道自己被用作人类模板?
最初不知道,后来逐渐知道。
她是否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
部分测试带来过不适,最终的基因回归过程也有相应风险。
她是否认为所有基因优化技术都应该被禁止?
夏禾停了一下,说:“不应该。”
这个回答让现场出现一阵低声议论。
她看着委员,继续说道:“我知道技术可以救人。林野以前生过很严重的病,如果没有当时的治疗,他可能活不到今天。我不是医生,也不能判断所有技术应该怎么用,但我不觉得治病本身有问题。”
“那你反对的是什么?”
夏禾想了一会儿。
“我反对别人替我决定,什么样的我才算是好的。”
委员问:“你是指苏珩,还是指创生集团?”
“都有。”
她没有躲避这个答案。
“苏珩希望我健康、稳定、聪明,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错。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他替我安排。后来集团想用我的身体去做更多事情,他们也说是为了人类。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能替我决定未来,却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
她说得不快,中间停过几次,有些词显然并不是提前准备好的。林野坐在旁听席上,一直没有动。他原本担心她会被那些问题逼得不知所措,却发现夏禾并没有试图让自己听起来很有道理。她只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一件件说出来。
委员问她:“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进行基因回归?”
夏禾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因为我想试试,不是所有事情都由以前的结果决定。”
“你能具体说说吗?”
她想了一会儿。
“以前,我知道自己不会生病,不会轻易疲惫,也不会因为别人说的话难受。我觉得这样挺好。后来我发现,我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以把每一道题算对,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留着一本书。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没有意义,可我还是想留着。”
她停下来,似乎在回忆什么。
“后来我生了一场感冒,鼻子堵住了,头也疼,吃东西没味道。我知道这不是好事,医生说能治好,我当然愿意治。但那是我自己决定去治,而不是别人先认定我不应该有这些感觉。”
会场里没有人说话。
“我不认为生病是好事,也不认为疼痛值得保留。只是我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至少能让我知道自己究竟在经历什么。可以治好的病就治,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但我不希望有一天,有人因为我可能会难过,就提前替我把难过拿掉。”
她说完以后,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弄清楚,自己为什么难过。”
这一次,没有人马上接话。
委员低头看了一眼记录,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以前更好吗?”
夏禾没有立即回答。
她想起过去那些安静的房间、整齐的桌面、准时完成的测试,也想起离开以后那场不舒服的感冒,想起林野端给她的那碗咸汤,想起自己生气以后还要回头道歉。有些事情让她觉得麻烦,有些事情至今仍然无法理解,甚至有时候,她会怀念以前那种什么都不必担心的状态。
“我不知道。”她最后说道。
委员抬起头。
夏禾接着说:“我现在也会做错事,会后悔,会生病。有时候我觉得以前的身体更方便,但我不想因为方便,就回到所有事情都由别人替我决定的生活里。”
她看着前方,语气比刚才平稳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只知道,这次是我自己选的。”
说完,她把麦克风放回桌上,起身离开。
林野一直等到她走到通道口,才站起来跟过去。两个人没有在会场里说话,走出大门以后,夏禾才问:“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很乱?”
林野看了她一眼。
“有一点。”
她皱了下眉。
“那怎么办?”
“已经说完了。”
夏禾愣了一下,随后笑了。
那笑容很轻,像是终于不用再为那段没有说好的话负责。
公开听证会结束以后,委员会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证词,并在随后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交最终方案。
方案没有要求关闭所有基因技术,也没有规定所有接受过优化的人必须恢复原状。现有用于治疗遗传疾病、修复明确生理缺陷和降低严重疾病风险的医疗项目,在通过独立审查、完整告知风险并取得有效同意后,仍然可以继续进行。
真正被划出红线的,是另一类技术。
未经充分伦理审查的人类模板复制被禁止,旨在系统性改变人的情绪结构、行为倾向和自主判断能力的项目不得以普通医疗名义实施。任何涉及遗传性状改变的研究,都必须提供明确的风险说明、独立伦理审核和可追溯的原始档案,不得以商业合同代替受试者的真实同意。涉及人类新模板的实验,则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公共审查,不能由一家企业自行决定研究方向和实施范围。
此外,委员会要求创生集团公开全部相关实验记录,停止正在进行的模板复制项目,并对早期人体实验的受影响者展开独立调查。原先被删除的样本转移档案、失踪人员资料和早期失败实验记录,也必须重新核查。
这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
支持基因优化的人认为,新的限制仍然过多,会拖慢未来医疗技术的发展;一部分受害者家属则认为,这样的处理不足以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也有人提出,情绪微调究竟属于治疗还是对人性的改变,很难仅凭一条法律界线划清。
委员会没有假装这些问题都能在当天得到解决。
讨论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最后的表决结果十分接近。
方案以微弱多数通过。
当结果出现在公共屏幕上时,会场里没有爆发出想象中的欢呼。有人松了口气,有人低头看着自己的终端,还有人直接站起来离开。几名参与早期实验的家属抱在一起哭,旁边的工作人员递来纸巾,谁也没有催他们尽快结束。
林野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份正式通过的法案,久久没有移动。
事情终于往前走了一步。
但他很清楚,这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
那些已经接受过情绪微调的人,不会因为一条法律就自动恢复原来的感受;那些在早期实验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也不可能因为集团受到调查就重新拥有过去。至于已经完成模板导入的那批人,他们仍然要继续生活,面对自己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
法律能够划出界线,却不能替每个人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它至少可以让后来的人不必再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同一个地方。
创生集团在法案通过以后发布了第二份声明。
这一次,他们没有继续强调未来的商业价值,只宣布暂停所有未完成的模板复制项目,并配合委员会开展调查。部分高层人员被要求接受问询,早期实验团队的内部权限被全部冻结,原本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生产线也被封存。
苏珩没有试图逃避。
他主动提交了自己保存的原始实验资料,包括那些曾经被删除的研究笔记、失败记录和早期风险评估。他在接受调查时承认,自己曾经以技术进步为理由,批准过超过伦理边界的实验,也曾经因为不愿承认失败而继续推进研究。
他的证词并没有让所有人原谅他。
有人当面质问他,为什么在明明知道实验存在风险以后,仍然不肯停下来;也有人指出,苏珩即使有善意的初衷,也不能因此减轻那些受害者所承担的代价。
他没有辩解。
调查结束后,苏珩被取消了相关研究资格,并因早期项目中的违规行为接受进一步法律处理。他曾经用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一切,就这样一点点从手中失去。
临走前,他最后一次见到了夏禾。
地点是一间普通的探视室。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苏珩比以前瘦了许多,头发里多了不少白色,眼下有明显的疲惫。他没有再带资料,也没有试图解释自己的动机。
“身体怎么样?”
他问。
“已经好了。”
“听说你最近还在吃药。”
“过敏。”
苏珩愣了一下。
夏禾解释道:“医生说是普通过敏,不严重。”
他点了点头,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继续下去的话题。
“那就好。”
两个人又沉默下来。
最后,苏珩开口:“对不起。”
夏禾看着他,没有马上说话。
她以前见过苏珩很多次,知道他习惯在回答问题之前先整理思路,也知道他过去从不轻易承认自己不确定。如今他坐在那里,已经不再试图用一套完整的理论解释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把那三个字说了出来。
“你是为哪件事道歉?”夏禾问。
苏珩没有料到她会这么问。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所有我替你决定,却没有问过你的事情。”
夏禾低头看着桌面。
“我不知道该不该原谅你。”
“你不用现在决定。”
“也许以后我还是会生气。”
“可以。”
“也许我以后不想再见你。”
苏珩停了一下。
“那也可以。”
夏禾终于抬起头。
她原以为自己会在见到苏珩的时候想很多事情,会想起过去那些没有选择的日子,想起实验室里的灯光,想起那些被当成结果记录下来的痛苦。可真正坐在这里,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愤怒,也没有突然产生原谅他的愿望。
她只是觉得,他们之间有些东西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不想决定以后怎么样。”她说。
苏珩点头。
“好。”
探视时间快到时,夏禾站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苏珩还坐在原来的位置。
他没有叫住她。
她也没有再说什么。
门关上以后,苏珩低下头,看着空荡荡的桌面。
他终于接受,自己可以创造一种生命,却不能要求对方用一辈子来理解自己。
第二年春天,民生基因档案中心重新开放了部分历史档案。
林野没有回到原来的岗位,而是参与了一项由独立审查机构负责的档案核查工作。那些曾经被转移、隐藏或者删除的记录,需要重新确认身份,补全来源,并通知有关家庭。工作很琐碎,有时候连续几天只能确认一个编号,有时候明明已经找到名字,却发现档案里的日期有误,还得从其他部门调取旧资料重新核对。
他没有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只是每天按时去,按时回来。
周启山偶尔会来帮忙。他年纪大了,眼睛看小字越来越吃力,常常把终端放大好几次,还嫌屏幕太亮。林野劝他别做了,他便把文件推回来,说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们没有再讨论完美人类。
有一次,一份旧档案需要确认某个样本的治疗记录。林野找了半天,最后才发现文件被夹在另一份完全无关的纸质病历里面。周启山看见以后,在旁边笑了他很久,说他现在做事连自己都不如,连这种低级错误也会犯。
林野懒得理他。
两个人在档案室里忙到傍晚,最后一起去楼下吃饭。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店,菜做得一般,老板却很热情,每次见到周启山都要问他最近血压怎么样,周启山嘴上嫌他多管闲事,第二次去的时候却还是把医院刚开的检查单带了过去。
林野坐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些事情实在有些没道理。
老板只是个普通人,不是医生,问了血压也不能替周启山解决什么问题。可他每次见面都要问,周启山每次嘴上不耐烦,又每次都认真回答。
如果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生活,这大概算不上什么好习惯。
但他们都没有改。
夏禾后来找了一份工作。
不是研究工作,也不是和基因技术有关的职位,而是在一家小型公共图书馆做整理员。工作内容很简单,把归还的书分类、登记,偶尔帮来借书的人找资料。她起初做得很慢,有时会因为一本书到底应该放在哪个区而犹豫,也会在别人问她问题时不知如何回答。
馆长倒没有责怪她,只告诉她,如果实在不知道,就先问问别人。
夏禾问:“这样不会显得我不专业吗?”
馆长笑了一下。
“你又不是从出生开始就该会所有事情。”
这句话让夏禾记了很久。
她开始慢慢习惯自己不懂。
不懂的时候可以问,问了以后仍然不懂,也可以先放着。工作做错了就重新登记,书放错了就搬回来,忘了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等对方再告诉她一次。
她的速度比以前慢了许多。
有时候一天下来,别人已经整理完两排书,她才整理好一排。
但她渐渐认识了几个常来的读者。
有个孩子每周都会借同一本书,因为总是忘记看到哪一页;有个老人喜欢坐在窗边看报纸,每次离开前都会把椅子推回原位;还有一个年轻女孩,经常在图书馆里待到关门,什么书都看一点,却很少把哪一本真正看完。
夏禾以前会觉得这些行为没有效率。
现在,她偶尔也会在心里猜一猜,那个孩子下周会不会又来借同一本书。
猜错了也没关系。
她不用把每一件事情都算准。
有一天,那个孩子真的来了,却没有借旧书,而是挑了一本新的。夏禾有些意外,问他为什么换了书,孩子回答说,旧书看完了。
她笑着说:“那很好啊。”
孩子抱着书跑出去,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因为忘了拿书包。
夏禾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忍不住笑了很久。
法案通过后的第三年,城市的生活并没有出现突然的改变。
仍然有人选择进行经过审查的基因治疗,仍然有人不愿意接受任何非必要的调整;医院照常工作,学校也没有因为争议就停止使用必要的医疗技术。有关人类模板复制的讨论仍然会在公共频道里出现,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所有事情都能被简单地归结成“先进”或者“落后”。
有人坚持认为,未来的人类应该尽可能摆脱疾病和身体限制;也有人认为,技术越强,越应该谨慎决定哪些事情可以改变。双方依旧争论,偶尔会因为某个新案例吵上几天,然后又被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
林野并没有觉得失望。
至少现在,任何一家机构若想开展涉及遗传性状和人格结构的研究,都必须接受独立审查,说明目的、可能风险和替代方案,不能再把“为了人类未来”当成不需要解释的理由。
那些被删掉的档案也逐步恢复。
不是每一个名字都能找到归属,不是每一个失踪者都能确认结局。有些家庭拿到了迟到几十年的通知,有些人只能收到一份仍然缺少关键部分的记录。林野每次把档案交给有关人员时,心里都清楚,纸面上的结果远远不够。
有个老人来取儿子的资料时,拿着文件站了很久,最后只问了一句:“所以,他当时真的没有同意?”
林野查过那份档案,知道答案。
“没有找到他同意的记录。”
老人点点头,没有哭,也没有责怪谁。他只是把文件收好,临走前问林野,能不能再多复印一份。
“家里还有人想看。”
林野替他办完手续,把两份文件都装进信封里。老人道谢以后走出办公室,背影很慢。林野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又坐回桌前,打开下一份档案。
这份工作没有办法把过去修好。
但至少,某些被藏起来的事情,终于不必继续藏着。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林野陪夏禾去了一趟旧书店。
就是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带她去的那一家。
店面比以前更旧了,门口那几个纸箱也还在,只是老板换了新的风扇,旧的那台已经被搬到了后面。柜台边堆着几本没人要的书,封面被太阳晒得发白,翻开以后还能闻到纸张特有的气味。
夏禾在里面转了很久,最后拿起一本书。
林野看了一眼,发现她挑的是一本关于普通人生活的旧故事集。书页有些泛黄,里面夹着一张已经过时的借阅卡。
“这本怎么样?”
夏禾翻了几页。
“还没看完。”
“你以前不是看一眼就能知道内容?”
“现在不行。”
林野有些意外。
夏禾合上书,看着封面上的字。
“我可以慢慢看。”
林野笑着点头。
他们把书买下来,走出店门时,外面正好下起了小雨。雨不大,路边的人纷纷找地方躲雨,有人撑开伞,有人站在屋檐下等,还有个年轻人因为伞骨突然断了,低头折腾了半天,最后只能把外套顶在头上跑向路口。
夏禾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林野转头看她。
“怎么了?”
“那个人的伞坏了。”
“嗯。”
“他应该提前检查一下。”
林野点头。
“对。”
夏禾又看了一眼那道跑远的身影,过了一会儿才说:“不过,他跑得还挺快。”
林野没忍住笑出声。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笑,皱着眉问有什么好笑的。他摇头,说没什么,两个人便继续沿着街道往前走。
走到路口时,夏禾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天。
雨已经小了。
“林野。”
“嗯?”
“我以后还会生病吗?”
“会。”
“会很严重吗?”
“有可能,也有可能只是普通感冒。谁都说不准。”
夏禾低头看着手里的书。
“那我以后会不会后悔?”
林野想了想。
“也有可能。”
她抬头看他。
林野把外套往她那边挪了挪,替她挡住一点雨。
“后悔了再说。到时候你可以重新想一想自己想怎么办。”
夏禾没有立即回答。
她似乎还不太习惯这样的答案。以前每一个问题都有标准结论,每一个结果都可以通过数据预测。现在她问的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告诉她正确答案,也没有人能保证她以后不会犯错。
可她没有再继续追问,只把书抱紧了一些。
“那就以后再说吧。”
两个人走进雨里。
路上的积水映着高楼的灯光,行人匆匆从他们身边经过,有人忘了带伞,有人因为踩到水坑而抱怨,还有人走到半路突然转身,跑回去帮一位老人提起掉在地上的袋子。那些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谁会为它们专门留下记录。
夏禾看见了,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停下来分析。
她只是跟着林野往前走。
走过两个路口以后,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抬头问他:“我们晚上吃什么?”
林野想了想。
“还没想好。”
“那怎么办?”
“走到哪儿算哪儿。”
夏禾有些不确定地看着他。
“如果走了很久还没找到呢?”
“那就随便找一家。”
“如果不好吃呢?”
“吃完再换一家。”
她想了一会儿,终于点头。
“好。”
于是他们没有再查附近的餐馆,也没有按照距离、评分或者营养比例选择路线,只是顺着街道慢慢往前走。经过一家亮着灯的小店时,夏禾忽然停下来,说想进去看看。林野推开门,她跟着进去,发现里面卖的是刚出炉的面包。
她挑了一个看起来不太漂亮的,咬了一口,发现里面的果酱有些酸,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林野问:“不好吃?”
夏禾嚼了几下,把那口面包咽下去。
“有点酸。”
“那还吃吗?”
她看了看剩下的半个面包,最后点了点头。
“吃完吧。”
林野没有再问。
他们坐在店里,把那半个面包慢慢吃完,然后才继续往前走。
雨停的时候,街边的灯光已经亮了。
夏禾没有回头看那家店,也没有记下它的名字。明天她可能不会再想起这件事,或者过几天还会突然觉得那半个面包其实挺好吃。
这些都没有关系。
她终于不再需要事先知道,一件事情究竟会带来什么结果,才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做。
而在这个仍然会争吵、会生病、会犯错,也仍然有人愿意为别人多停一会儿的城市里,她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学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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