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他们怕的是判

第三百七十二天，下午两点十分。

省城，专班会议室。

这间屋比电话间小。

一块白板。

十几把椅子。

来了十四个人。

苏丽娟坐在靠门那一边。

姓詹的在她旁边。

陈九斤走到白板前头。

他拿起一支笔。

黑板笔，不是粉笔。

他写了三行。

一行一行往下写。

字不好看。

可写得很清楚。

第一行：判多少。

第二行：怎么算。

第三行：算完以后。

他把笔放下了。

他往旁边站开半步。

“这三行，是那二百八十二个人问的。”

“头一行，他们嘴上问的。”

“第二行，他们心里要的。”

“第三行，他们真正怕的。”

屋里有人在本子上抄。

抄的是那三行。

“先说头一行跟第二行。”

“他们嘴上问判多少。”

“各位这一个月，把能说的都说了。”

“说了以后，回来了四百三十个。”

“剩下这二百八十二个，说了不管用。”

“为什么不管用。”

两点三十七分。

“因为他们要的不是那个数。”

“他们要的是：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这一样我在那边见过。”

“见过什么。”姓詹的问。

“第三十天。”

“我在一号楼那块黑板上算过一回数。”

“算的什么。”

“算一个人赎自己要多久。”

“那时候楼里挂着一句话。”

“业绩满四百万，可以赎身。”

“四百万这个数，谁也没有算过。”

“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大数。”

“大到什么份上，没有人算。”

“我那天写在黑板上。”

“一个月能记多少，一年能记多少。”

“四百万要多久。”

“算出来是八年一个月。”

“那天我先算了一遍平均的。”

“平均的算出来是往回走的——每干一个月，欠得比上个月多八百。”

“往回走的那个数太狠，狠到没有人肯信。”

“所以我又算了一遍最好的。”

“按全楼最能干的那一个算。”

“最能干的那一个，算出来是八年一个月。”

“那天全楼四百个人看着我写。”

“我写完，屋里安静了很久。”

“那个数很难看。”

“八年。”

“在那种地方，八年跟一辈子差不多。”

“可算出来以后，有一样变了。”

“什么变了。”

“在那以前，他们心里那个数是没有底的。”

“没有底的时候，人不会算八年。”

“人会算一辈子。”

“八年一个月，比一辈子短。”

屋里没有人说话。

“那天以后，一号楼有人开始记自己的数。”

“记在烟盒背面，记在鞋垫底下。”

“记不记得住是一回事。”

“肯记，是另一回事。”

“肯记的人，心里那个数就不是没有底的了。”

有一个人把刚才抄的那三行又看了一遍。

三点十分。

“今天这一样，是反着用。”

“怎么反着用。”

“那一回我算出来的，是他们出不去。”

“今天要算的，是他们出得来。”

苏丽娟把笔放下了。

她没有说话。

“那你说怎么讲。”姓詹的说。

“开一堂。”

“把不同情形下，大致是个什么区间，讲清楚。”

“讲的时候把算的路子摆出来。”

“哪一样加，哪一样减。”

“为什么加，为什么减。”

“谁讲。”

“不是我。”

“法条我不讲。”

“我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

“我讲了，是两样错。”

“头一样：我不懂，我讲错了，害人。”

“一百九十四个人听着，我讲错一句，那是一百九十四个人被我误了。”

“第二样。”

“就算我讲对了，也不该我讲。”

“为什么。”

“我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一个嫌疑人站在那儿讲那些法条。”

“讲出来的，谁信。”

“就算有人信。”

“那也不对。”

屋里安静着。

苏丽娟看着他。

下午三点四十九分。

“那你干什么。”

“我只把人分类。”

“分类你做得了？”

“做得了。”

“那八百个人的话，我一句一句听过。”

“他们怕什么，我记在纸条背面。”

“谁在那边干过什么，通话记录上都有。”

“台上的人讲完一类。”

“我说一句：这一类里头，我们这儿有多少个。”

“再举一个例子。”

“例子隐去名字。”

“我不说他们该判多少。”

“我说他们是哪一类。”

“这两样差在哪儿。”

“差在：说他该判多少，那是替法院说话。”

“说他是哪一类，那是把他自己的事说给他自己听。”

“比方，台上讲完取现的那一类。”

“我说：我们这儿，取现的有三十一个。”

“再说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做了十一个月，取过多少回，每回多少，他自己都记得。”

“我不说他叫什么。”

“我也不说他该判多少。”

“那三十一个人里头，做过取现的，听到这儿自己就对上了。”

“对上以后，他会去听刚才台上讲的那一段。”

“他会再听一遍。”

“听第二遍的时候，那一段就不是别人的事了。”

“他是哪一类，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不清楚的是：他这一类，在台上讲的那几档里头，是哪一档。”

“把这两样接上。”

“剩下的他自己算。”

苏丽娟站起来了。

她走到白板前头。

她看着那三行字。

“这条线你什么时候想清楚的。”苏丽娟说。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在那边干过的一样事。”

“哪一样。”

“我在那边替人算过账。”

“算完他们就照我说的做。”

“那时候我说什么他们信什么。”

“那不是他们信我。”

“那是他们没有别的可信。”

“今天这一百九十四个人也一样。”

“他们手上没有别的可信。”

“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站到台上去讲那一半。”

“你这个分寸拿得对。”

“法条那一半，我们请人来讲。”

“分类那一半，你讲。”

“中间那条线，谁也不许过。”

“还有一样。”她说。

“讲的时候要录。”

“录完要发出去。”

四点二十五分。

“发出去以后，那不是给那一百九十四个人听的了。”

“是给多少人听的，我们说了不算。”

“你想清楚。”

陈九斤把黑板笔盖上了。

他把它放回笔槽。

他没有站在白板前头了。

他往后走。

走到最后一排。

他在那儿坐下了。

从白板到最后一排，八步。

这八步他走得不快。屋里十四个人的头跟着他转。

他坐下以后，白板前头空了。

那三行字还在上头。

“我想清楚了。”

“录。”

“发出去。”

“有一样我提一句。”

“提什么。”

“别把我拍进去。”

“拍我说话可以。”

“别拍脸。”

“录声音，录白板，录台上讲的那位。”

“我说话的时候，镜头对着白板就行。”

“为什么。”

“我家里还有人。”

“我妈还不知道。”

屋里没有人说话。

他这三百七十二天，跟人说过很多回家里。

跟蔡三平说过妹妹的病。跟苏丽娟说过妹妹的透析。跟法工组说过那一万四千二百零八。

他一回也没有说过他妈。

姓詹的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一行。

“这一条我记下了。”苏丽娟说。

“不拍脸。”

“只录声音和白板。”

“什么时候录。”

苏丽娟看了一下手机。

她算了一下。

“请人要两天。”

“场地和机器要一天。”

下午四点五十九分。

“三天后。”

“三天后是第三百七十五天。”陈九斤说。

他没有问日子。

他自己算的。

他这三百七十五天，每一天都在心里过了一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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