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劳动手册

二〇一一年五月，苏春棠入监。

女子监狱在郊外，高墙，电网，岗楼。入监队的第一天，剃头，拍照，领号。

“苏春棠。”

“到。”

“编号，307。”

307。她默念了一遍。从今往后，五年，这个名字替代她的名字。也好，她想，“苏春棠”这三个字，外头已经用旧了，用脏了，歇一歇。

入监教育，警官讲规矩。她站得笔直，听得认真。旁边一个新收的年轻女犯，哭得站不住。警官呵斥，女犯哭得更凶。苏春棠侧过头，轻声说了句：“莫哭了。哭，日子也是一天一天过；不哭，也是一天一天过。”

女犯愣愣地看着她，不晓得为啥子，真的慢慢收了声。

分监区的时候，管教看了她的档案：原厅级，大学文化，过失致死。又看了看她本人：四十七岁，身板直，眼神静。

“会啥子？”

“踩缝纫机。”苏春棠说。

她被分到了服装车间。

车间里一排一排的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像很多年前周记裁剪铺的下雨天。她分到一台老式的，坐下来，脚踩上去，手一送布，感觉就上来了。

那双手，十几年没踩了，居然还记得。针脚又直又匀，一天下来，她那条流水线的产量，全监区第一。

管教看她的眼神，渐渐不一样了。劳动改造，看的就是劳动。这个女人，不偷懒，不叫苦，不多话，分给她的活路，永远提前完成，完成了就帮旁边手脚慢的。监舍里有人半夜哭，她起来，给人倒杯水，不说啥子，坐一会儿，回来接着睡。

不到三个月，她就得了第一个嘉奖。

夜里收工，躺在监舍的床上，她常常睡不着。不是失眠那种睡不着——监狱的作息，人累得沾枕头就着——是她总要睁着眼睛，看一会儿天花板。

她想：这日子，怪。

怪在哪儿？怪在踏实。外头三十年，她每一天都在算：算男人，算钱，算局，算哪个要害她。算得头发白，算得心口空。这里头，啥子都不用算。几点起床，几点出工，几点收工，几点睡觉。饭是定量，觉是定时，连上厕所都要报告。

啥子都被管住了。啥子都不用她扛了。

她这才发现，自己这一辈子，头一回，不用扛任何东西。

有人问她：“307，你进来前是做啥子的嘛？”

“踩缝纫机的。”她说。

人家不信。她也不解释。

读书室每周开放两次。

她去借书，管图书的狱警问要看啥子。她站在书架前，看了很久，抽了一本《红楼梦》。

她读得很慢。一个晚上读几页，读完，在劳动手册的空白处，写几行字。读黛玉葬花，她写：“花谢花飞飞满天。她不晓得，花埋了，明年还开。人要是埋了啥子，一辈子不得安生。”读晴雯补裘，她写：“这双手，补得了裘，补不了命。”

后来借《飘》。郝思嘉站在塔拉的红土地上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她在空白处写：“明天是新的一天？对有些人是。对我，明天是同一天的第三百遍。”

再后来借《简·爱》。读到“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她那一夜没有写一个字，坐在床边，把那句话想了一整夜。

灵魂是平等的。她想，那我的灵魂呢？我的灵魂，从李家沟那个雨夜起，就压上了石头；后来压上歌舞厅的霓虹，压上三个男人的坟，压上蛇，压上扣子。压了三十年。它还平不平等，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它还在。

管她的那位女狱警，姓陈，三十多岁，人严肃，心细。她发现307这个犯人怪：别的犯人想家，哭；307不想，不哭，就是爱看书，爱在手册上写字。有一回检查监舍，陈警官翻到她的劳动手册，看见空白处那些字，站那儿看了半天。

“你写的？”

“是。”

“写的啥子？”

“读书笔记。”苏春棠顿了顿，“还有一点，我这辈子的事。”

陈警官把手册还给她，说了句：“写嘛。写，比闷到心头好。”

从那以后，苏春棠开始正正经经地写。没有稿纸，就写在劳动手册的空白页上；写满了，向陈警官申请新的手册。她写四宝村，写黄桷树，写永定河，写海棠峰。写她妈王桂兰做的豆瓣酱，写苏守成的猎枪，写晒谷场。

写得最多的，是一个叫“大黄”的人。

“大黄，今日车间停电，歇了半天工。我坐在窗边上，想起海棠峰的花。你那边看得到花不？”

“大黄，今日我改了三十条裤子的裤脚。管教夸我手艺好。我的手艺，你晓得的，是我初中毕业就学起的。”

“大黄，今日夜里落雨。我不怕落雨了。怪不怪，我现在最怕的，是大太阳——太阳太好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在太阳底下，挑砖。”

她写这些的时候，不哭。写完了，把手册压在枕头底下，睡觉。

只是有几页，她永远空着。

陈警官后来翻到了，问她：“这几页，咋个不写？”

苏春棠沉默了很久，说：“这几页的事，我写不出来。雷老虎，雷二狗，还有那些男人。我写他们，纸都会脏。”

“那你就空到？”

“空到。”她说，“空起的页子，也是字。”

陈警官看着她，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做了十年狱警，见过喊冤的，见过撒泼的，见过天天写信求人的。头一回见到，有人把自己的罪，留成空白页。

“307，”她说，“你好好写。这些本子，按规定要检查，检查完，我给你收好。”

“收了做啥子？”

“收好。”陈警官说，“万一哪天，有人要来看呢。”

苏春棠愣住了。

谁会来看？她写这些，没想过给谁看。她写给大黄，大黄在千里之外，不晓得她坐牢，不晓得她在哪个编号底下，一针一线地缝日子。

她低下头，说：“谢谢陈警官。”

那天夜里，她在新手册的第一页，写：

“大黄，我不晓得你在哪里，在做啥子。我晓得的是，你还有四年零七个月，才能晓得我在哪里。”

“到时候，你来不来，都不要紧。”

“这些字，替我等到那一天。”

高墙外，二〇一二年，二〇一三年，一年一年地过。

成都城中村的龙青九，还不知晓这一切。他的铁皮盒子里，卷烟纸越叠越厚；海棠峰东坡的海棠树，一年一年多；女儿龙念棠的信，从一年一封，变成了一年两封，头一回，末尾写了“爸爸保重”。

三个人，三条线，各走各的。

监狱里的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城中村绘图板的铅笔，沙沙沙。海棠峰的山风，呜——呜——

都在数日子。

数着同一个，看不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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