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瓶颈（四）

如果是在承平岁月，这番操作虽然残忍，却也不失为一种政权更迭之际的人事处理模式，“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们也接受这种现象。不想随后就遇上了大泽乡起义。此时的秦朝，已是始皇时期的阉割品，看着威武依旧，其实已是银样镴枪头，效能大打折扣。朝堂上没有了运筹千里、持重可倚的大臣，前线没有了杀伐果断、全军信服的将帅，面对突然的变局，自然就处置失措。如果蒙恬、蒙毅还在，凭他们杰出的军事才干、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就能调集充足的资源，将起义一举扑灭于初发状态。

很难想象，类似大泽乡规模的变乱，秦始皇时期就不会发生，毕竟“天下苦秦久矣”，没理由到了秦二世时才不堪忍受，终于爆发。

最合理的解释是，此前也有这样的事，只是很快就摆平了。这种小规模未造成影响的治安事件，进不了史册，至多躺在了郡县的相关文书中，至多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关东变乱消息传道咸阳后，被普遍掩饰为“群盗，郡县守尉已尽捕获，不足忧”，实则就是一个旁证。

反观章邯，看似气势汹汹，接连获胜，却未能扑灭起义烈焰，最终导致秦朝覆灭。究其原因，军事素质、政治影响力不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至于赵高之类的当政之流，出了问题就寻找替罪羊，毒化了朝廷风气，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二世的一番折腾，虽然内耗了国力，但秦朝毕竟是“奋六世之余烈”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如果反应迅速，雷霆平叛，起义也是能够扑灭的。即使不能一击尘定，起码也不能迅速蔓延，身处南陲的五十万岭南军团，也能挥师回援，秦朝就不会灭亡。

然而，二世的一个奇葩想法，却导致对陈胜、吴广起义迟迟没有反应，促成了秦朝的穷途末路。

二世继位后，在曾经的老师如今的心腹赵高的教导下，对自己的职责作出了如下认定：

作为贵有天下的皇帝，就应该肆意极欲，受百姓供养，而不能像尧舜那样，住茅草屋，穿粗衣，吃粗饭，像囚犯似的，为百姓劳苦。要在严明法律，督责百官。只要督责好百官，天下就太平了。

这种认知看似天理昭然：一般的世宦之家，尚且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九五之尊的帝王，更应该尽享人间的一切奢靡，而不应该像尧舜那样，为了天下而苦了自己。但却忘了：尽享天下，是以掌控局面为前提的。如果控制不了臣民，帝位就不稳固，谈何享受天下的供养！

这正是赵高的老辣之处，他看准二世正值贪图享乐的青年，便以这套说辞让他专注享乐，督责的苦差事则自己承担下来。意在通过“忠厚”，隔断二世与群臣的联系，自己独掌大权。

年轻的二世，极度信任仰赖赵高，顺势接下了赵高的“孝敬”，从此于深宫之中，尽享声色犬马。

对于如此荒唐的逻辑，丞相李斯为了保全爵禄，又为二世从理论上给出了证明：“凡是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严，群臣不敢不尽职尽责。如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无论聪明或愚笨之臣，莫敢不尽心竭任以事奉其君。是故贤主独制于天下而不为天下所制。能穷乐之极者，乃贤明之主也。

“故韩非子说：‘慈母有败家子，而严家无逆子’，为什么？‘严是爱，松是害’而已。故商君立法，对在道路上弃灰的，判刑。弃灰，是轻罪，而判刑，是重罚。唯有明主才懂得这个道理：深督轻罪。试想，罪轻尚且重罚，重罪谁还敢犯？如此，天下就太平有序了。”

二世见了，大悦之后，不免沾沾自喜。

基于这个理念，当陈胜变乱的消息上达后，二世震怒：“朕巡视时，一切都好好的，怎么刚过三个月，就出乱子了？定是地方官吏疏于职守，督责不严所致。何其可恶！”

一气之下，将报事的下了监狱。

上之所恶，下必避之。以后的报事的，专说好听的。二世再问起此事时，都答复道：“几个强盗而已，郡县已经抓获，完事了。”

二世听了，非常高兴。

其实，二世愤怒还有一个原因：我正在清理内务，你地方添什么乱？是反对朕不成？

他压根儿没把几个戍卒放在眼里。

待到事情瞒不住了，秦廷不得不作出反应时，局面已经很难收拾了。

此时，楚、齐、赵、韩、魏、燕已经复国，关外之地已经失控，与岭南军团的联系已经中断，他们已不可能奉命北还了。

客观地说，二世与赵高的任性胡为，形同开辟了灭秦的第二战场，它极大地消弱了秦朝的力量，使大秦从一个巨人变成了匹夫，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战场上的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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