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一章王与马，共天下

太兴元年四月，建康城内张灯结彩，钟鼓齐鸣，南渡的司马皇族终于在江东重建东晋了。然而，当司马睿身着龙袍，端坐在那张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龙椅上时，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王丞相，请上座与朕并坐。”

偌大的大殿内瞬间寂静无声，只能听到众人急促的呼吸声。这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荒诞剧。

被称作王丞相的男人脸色煞白，连连摆手推辞：“陛下，这万万不可啊！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这个男人叫王导，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是让司马睿能够在江东立足的最大功臣。司马睿悻悻作罢，但这个插曲却如同一个不祥的预兆，预示着这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东晋11位皇帝掌权的多年里，这种主弱臣强的格局将会彻底主宰东晋的政治生态，也将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权臣。

于是，东晋的政治舞台变成了一个各大世家轮番表演的大戏台。琅琊王氏唱罢，颍川庾氏登场；庾氏退幕，龙亢桓氏粉墨登场；桓氏覆灭，陈郡谢氏接踵而至。

一开始，东晋王朝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连自己丢失的土地都收不回来，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伐成为东晋政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但是，奇葩来了：东晋朝廷一边不断地喊着要北伐，一边又不断地阻挠真正的北伐行动。

因此，每当有新的权臣掌权时，他都会高调宣布要进行北伐，然后组织一些象征性的军事行动，做做样子给人看。

东晋立国前，司马睿的地位相当尴尬——论血缘关系，跟正统的晋朝皇室相距甚远，甚至连旁支都算不上。更要命的是，司马睿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强势的君主：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

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前往江东，这个结果是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主动运作的结果。因为他们通过对局势的分析，作出了中原即将大乱的判断，想提前避难江东，延续家族权益。

江东的本土大族对这些南来的北佬并不友好。在他们眼中，司马睿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般的落魄皇族，凭什么要他们俯首称臣？更何况，江东的大族习惯了自治。

江东本土大族曾经多次策划叛乱，企图将司马睿这个外来户赶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司马睿几乎陷入了绝境。王导的策略相当精明，采用了怀柔政策。

他为司马睿安排了大量的联姻，让皇室与江东大族结成利益共同体；他大量启用江东本土的人才，给他们高官厚禄；他还利用自己家族的声望和人脉为司马睿背书，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个北方来的皇族是值得追随的。

与此同时，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为司马睿保驾护航。这个性格强悍的武将，以铁腕手段镇压了一次又一次的叛乱，让那些蠢蠢欲动的江东大族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在王导和王敦的双重努力下，东晋政权总算在江东站稳了脚跟。为了表达自己对王导的尊重，司马睿称其为“仲父”。

然而，这种稳定是有代价的——司马睿必须与世家大族分享权力，而且是很大一部分权力。

太极殿的门没关严。晋元帝的龙椅还没坐热，王导手里的族谱已经摊到了御案上。

“陛下，中正榜已定，寒门子弟无一人可入台省。”声音没有半分君臣的恭敬。

新帝的手往腰间按，那里本该挂着先帝赐的佩剑，空的。昨夜轮值的羽林郎，全换成了王家的部曲。

晋元帝曰：“朕想提拔几个寒门出身的良将守潼关。”

“陛下，今年的九品中正评定需以家世品行为先。”王家家主王导手捧族谱，声音轻得像羽毛，却重得能压垮金銮殿的梁柱。

殿内瞬间静了。

谢家的谢鲲嗤笑一声，指尖拨弄着腰间的玉坠：“寒门？连《孙子兵法》都没在自家族谱上见过的人，也配守国门？”

他当时试着划掉一个门阀子弟的名字，换上自己做晋王时的旧部，第二天那名旧部的尸体就被人在宫城外的乱葬岗发现，尸身上压着一张“流民劫杀”的字条，字迹边缘还沾着王家坞堡特有的朱砂印泥。

此时，王敦手握重兵，担任荆州刺史。王导作为首辅只是热衷于平衡士族势力，并不热衷于惩治豪族和贪官的恶行，对广大贫苦阶层的苦难俨然视而不见，可谓是已故兄长王衍的清谈翻版，朝政自然腐败丛生。

晋元帝被迫采纳皇权政治，他开始强化法制、削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并且重用寒门人士（刘隗、刁协）、其他士族（戴渊）。

但是此举遭到了琅琊王氏甚至颍川庾氏的抵制。庾亮直接说：“申（申不害）韩（韩非子）冷酷无情，败坏社会风气，殿下不用去读。”

很明显，在意识形态上世家穿一条裤子，那就是坚决走儒家的路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只有做到这点，士族才会永远保持自身的特权。

刘隗建议司马睿强干弱枝：“将王氏子弟调出中枢。因为把天下兵权全交到世家部曲手里，以为是与民休息，实则是给他们递了刀。”

这成了王敦起兵的诱因。

阶下的刁协头埋得极低，喉结滚了滚：“陛下当年还下旨占田，允许世家荫客，等于把户籍人口直接划进私门，国库从此空了一半。”

戴渊的指节捏得发白。

他见过潼关外寒门士兵穿着漏风的甲胄，手里攥着半个冻硬的窝头；见过雍州农户地里的收成七成要交给士族，剩下的三成连种子都留不下。

刘隗献上帛书，上有八个大字：门阀不除，汉祚不兴。

晋元帝大怒，决心学习先祖司马炎，夺回至高无上的皇权。他抬手把那卷门阀世家族谱往炭火盆里一扔，橘红色的火苗瞬间舔上纸面。

司马睿拔出腰间的剑，对着殿外的甲士沉声道：“传我令，闭坊门，收部曲，从今往后，这建康的权再也不能攥在世家手里。”

没人应声，只有炭火噼啪作响，像旧时代最后一声丧钟。

公元309年1月14日，武昌城头的风裹挟着血腥味。大将军王敦命人将《清君侧疏》绑在箭上射入建康，疏中列数刘隗、刁协的罪状：“陛下宠信奸佞，阻塞言路，臣不得已起兵清君侧！”

幕僚提醒他：“此举形同谋反，需留后路。”

王敦冷笑着拔剑劈断案几：“要么掀翻这桌子，要么被桌子压死，哪有后路？”

祖逖去世之后，司马睿就失去了一大军事臂膀，其他将领威望、兵力都远弱于王敦，因此王敦决定发起叛乱。

元帝大怒，于1月15日正式下诏：“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而士族大多默许了王敦，温峤直言：“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

王敦的地盘是荆州，又拥有强有力的武装，很容易成为建康的威胁。其心腹沈充于吴兴起兵响应王敦，自吴兴北进，同时让王含留守武昌，自己则亲率大军顺流而下，前往芜湖。

元帝紧急召戴渊、刘卫入卫京师。又以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以陶侃领江州刺史，让他们各率所部攻击王敦。元帝自己则亲披铠甲徇师郊外。

王敦的大本营是荆州和江州，如果要确保后方万无一失，就必须解决襄阳的甘卓和湘州的司马承。出兵前夕，王敦分别派遣使者奔赴襄阳和湘州，向甘卓和司马承许诺，事成之后一定给予他们高官厚禄。

但是甘卓并没有支持王敦，反而攻击王敦，接着是司马承的奋力一击。事已至此，东进的大计只能暂时搁置，得先想办法扑灭后院的大火。

甘卓的曾祖是东吴名将甘宁。出兵后，他的军队还没到达武昌，武昌城内就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军民纷纷离城外逃。但因其年老多疑，抵达武昌猪口后便停兵不前。

王敦得知甘卓犹豫不前，本已惊恐万分的他这才稍微放心，遂又派甘卓的侄子甘卬前去劝和，甘卓停兵十日，王敦趁机攻克建康。

后来甘卓得知京城陷落，遂以担心进攻武昌会导致王敦劫持皇帝为由，下令撤军返回襄阳。王敦密令襄阳太守周虑除掉甘卓，甘卓最终在寝室遭到袭杀而死。

王敦的兵力总量大概为六万人，其中五千人留守武昌，六万人顺流东下。为了消灭司马承，王敦于途中分兵两万南下，目前手中的兵力为四万人。

王敦派魏又攻打长沙城，长沙守将司马承要求甘卓攻打王敦，但是甘卓让司马承攻打沔口断王敦退路，就这样双方谁也没说服谁，错失了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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