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崇仁坊冷栖寒士 平康里醪醉诗人

诗曰：

天宝繁华一梦中，长安烟月几回同。

曲江春水年年绿，乐游原草岁岁空。

破屋漏痕凝冷砚，青袍补绽透寒风。

谁知落拓吟诗客，留得千秋绝代词。

话说天宝年间，长安城繁盛得像一场永不醒来的梦。

然而在这座城池的某个角落里，崇仁坊一条窄巷深处，一个诗人正伏在漏雨的屋檐下。他叫韩翊，字君平，昌黎人——三十年后，这个名字将连同那句“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同被写入《本事诗》，被千百年后的学童反复吟诵。而此刻，他还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落拓书生。

韩翊来长安已经三年了。

三年来，他两次科考，两次铩羽而归。第一次，他的诗赋写得清丽婉转，却输给了那些考前就递过帖子、拜过座师的山东旧族子弟。第二次更惨——隔壁住着文章平平的荥阳郑姓士子，因族中有堂叔在吏部任职，放榜时名字赫然在列，而韩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站在礼部南院的榜墙前，直站到人群散尽，直站到夕阳西下，直站到守榜的吏卒用扫帚扫着他脚边的地面。

他租住在崇仁坊一条窄巷里，房东刘媪见他拿不出押金，白了他一眼，撂下一句“穷酸措大”。屋子土墙裂了缝，房顶瓦片破了大半，每逢下雨四处漏水，铜盆陶碗摆了一溜，叮叮当当响个不休。冬天风顺着缝隙钻进来，呜呜地嚎叫，像饿极了的野兽。他没有冬衣，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肘部打着颜色不同的补丁，针脚粗疏得可笑。

天宝七年的冬天格外冷。十月刚过，长安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积雪厚达数尺，崇仁坊外的槐树枝被压断了无数。韩翊用冻僵的手指抄写自己的诗稿，想去东市书肆换几文钱。那胖店主翻了翻，抬头打量了他一眼——从那件破袍子看到那双露出脚趾的布鞋——面无表情地把诗稿推回来，吐出两个字：“不收。”

那两个字像一记耳光。韩翊站在书肆门外，白花花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周围是熙熙攘攘的喧嚣，他觉得自己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所有的声音都变得模模糊糊。

然而就在这样窘迫的日子里，韩翊依然保持着一种奇特的从容。他不急，不怨，不肯写那些歌功颂德的干谒诗去攀附权贵。他明知道长安城里有一条捷径——眼下正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只要你写得出颂扬他“明哲保身”的诗文，随手就能赏你一个官职。多少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快。可韩翊不肯。他宁愿喝最便宜的酒，宁愿穿着破旧的袍子在风雪中发抖，宁愿饿着肚子在灯下写诗，也不愿让自己的笔去写违心的文字。

他去曲江边上看花。画舫在水面上往来穿梭，岸上锦帐绣幕连成一片，空气中飘着浓得发腻的酒香和脂粉香。他站在那排老柳树下，青色的旧袍子在那些锦衣绣服中间，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他看着那些鲜衣怒马的公子哥儿策马踏青，心里没有嫉妒，也没有怨恨，只是静静地看着，将这一切记在心里——曲江春水的颜色，画舫上歌女的笑容，醉眼朦胧的公子们说着醉话时的表情。这些都会变成诗。

他去乐游原上登高。站在最高处，大明宫的鸱吻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大雁塔的塔尖刺破云层，终南山的连绵雪峰在夕阳下被染成金红色。他看着长安城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汇成一片灯海，像天上的星河落在了人间。这时候他会想起故乡昌黎，想起渤海湾边那座小城，想起老宅院里那棵枣树，想起父亲教他读《诗经》时带着乡音的声音，想起母亲站在村口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她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

他真正常去的地方是平康里。

平康里是长安城里有名的烟花之地，入夜后红灯笼从屋檐下一串串挂出来，把整条街染成胭脂色。韩翊自然进不起那些有头牌的“北曲”歌楼，他只去巷子深处那些小店——铺面歪斜，油腻的木桌上刻满了前朝酒客留下的字迹。他坐在角落里，面前一壶最便宜的浊酒，又酸又涩；一碟咸豆，又硬又咸。他就这样从傍晚喝到夜深，一个人，慢慢地喝，慢慢地想心事。

酒肆的角落里常常坐着和他一样的落第举子，穿着一样破旧的袍子，脸上挂着一样落寞的表情。他们彼此不用交谈，举杯对视一眼，便什么都懂了——那一眼里有同病相怜的默契，有心照不宣的苦涩，有“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一声无声的叹息。

这一夜，韩翊照例坐在老位置上，面前的浊酒已经续了两壶。酒肆里人声嘈杂，几个锦衣士子在隔壁高声谈论着今年的科考。

“听说了吗？今年的主考官定了，是杨国忠的人！”

“可不是嘛！昨儿个我在尚书省门口亲眼看见，荥阳郑氏的帖子成捆地往里送，那门房收银子收到手软！”

“啧啧，郑氏这一科怕是要出三五个进士了。”

“三五个？你也太瞧不起人家了。我听说光‘荐书’就递了十几份，从考前到考后，层层都打点好了。咱们这些没门没路的，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罢了！”

一阵哄笑声响起，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剜在在场每一个寒士的心上。

韩翊握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他没有抬头，只是将杯中浊酒一饮而尽。那酒又酸又涩，烧过喉咙，落进胃里，却暖不了心。

就在这时，酒肆角落里另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不大，却清清楚楚，像一把薄刃切开了满屋的嘈杂：“郑氏又如何？便是杨国忠亲自当主考，进士科也还是要看诗赋的。”

韩翊转过头去。

说话的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壮年郎君，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衫，面目慈祥，眉眼间有一股掩不住的英气，眼神清亮，嘴角微微上挑，带着一种毫不遮掩的桀骜。他面前的桌上也摆着一壶浊酒，已经见了底，酒碗歪在一边，显然喝了不少。

“看诗赋？”方才说话那士子斜眼睨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嗤笑道，“你怕是第一次来长安赶考吧？诗赋写得再好有什么用？去年那个昌黎的韩翊，诗名在外，两榜不照样落第？文章写得花团锦簇，抵得过人家一张荐书？”

韩翊听到自己的名字，手指微微一紧。

那壮年郎君却笑了，笑得漫不经心，甚至有些狂妄：“抵不抵得过，考过才知道。再说了——”他端起空酒碗，对着灯光照了照碗底残留的酒渍，“便是这科不中，下一科再考。便是十年不中，诗还是要写的。那些靠荐书上去的，十年之后谁还记得他们？诗写得好，一百年后还有人念。”

满座哗然。

有人笑他不知天高地厚，有人摇头叹息说又是一个被诗名烧坏脑子的书呆子，也有人沉默不语，低头喝酒，眼中却闪过一丝亮光——像是黑暗中被人擦亮了一根火柴。

韩翊没有笑。他定定地看着那壮年郎君，忽然端起了自己的酒碗，隔空遥遥一敬。

那壮年郎君也看到了他。四目相对，那壮年郎君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认出了什么，也端起空碗，朝着韩翊的方向微微一倾。

两个人隔着满屋的嘈杂与哄笑，默默饮尽了碗中残酒。

这一夜，韩翊回到崇仁坊的破屋时，已经是三更天了。

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平康里的丝竹声若有若无地飘来，像隔着一层薄纱的女子低语。他摸黑推开门，门轴锈了，发出尖利的吱呀声，在深夜里格外刺耳。他摸索着点燃了油灯，火光忽明忽暗，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瘦削而孤独。

灯芯上结着一朵暗红色的灯花。

韩翊盯着那朵灯花看了许久。灯花是喜兆，老人们常这么说。可他在长安三年，灯花结了无数回，喜事却一桩也没来过。

他忽然想起酒肆里那壮年郎君的话——“诗写得好，一百年后还有人念。”

一百年后。他苦笑了一下。一百年后，这长安城还在不在？大明宫的鸱吻还在不在？那些鲜衣怒马的五陵少年、那些炙手可热的公卿贵戚、那些在考场上用荐书和银子铺路的郑氏子弟，一百年后，谁还记得他们？

而他自己呢？他低头看了看面前摊开的诗稿——那一页一页被揉皱又展平的纸上，写着他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每一个寒夜、每一场风雪、每一次在曲江边上看花时的沉吟。这些字句，真的能活到一百年后吗？

窗外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雪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屋顶的破瓦上，落在巷子的青石板上，落在窗台上那盆早已枯死的兰草上。雪花落进屋顶的裂缝里，有几片飘进了屋子，落在他的诗稿上，一瞬便化了，化成一滴小小的水珠，濡湿了墨迹。

韩翊低头看着那滴正在洇开的水珠，忽然伸手，将那张被濡湿的诗稿轻轻揭起。纸已经潮了，薄薄地透光，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那是他去年春天写的句子，写曲江的柳，写长安的花。

他看了许久，将诗稿重新铺平，用镇纸压住四角。

然后他提起笔，蘸饱了墨，在灯下铺开一张新纸。纸是粗糙的竹纸，泛着暗黄色，边角有些毛糙。他悬笔沉吟了片刻，窗外的雪还在下，悄无声息地落着，落在整座长安城上。

他终于落笔了。

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这一句诗写出来的时候，油灯忽然跳了一下，像是被风吹的，又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触碰了。灯花炸开，迸出几点火星，随即重新明亮起来，比方才更亮了几分，将整间破屋照得通透。

韩翊搁下笔，看着那行字，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淡，淡得像冬夜里的月光，却真实地、确凿无疑地、在他那张被风霜冻得有些僵硬的脸上，慢慢地漾开了。

他还不知道，这行字会在千年之后被无数学童反复吟诵；他还不知道，那个在酒肆中与他隔空对饮的壮年郎君，将会在不久之后，敲开他的房门；他更不知道，这座繁华得不真实的长安城，即将在数年之后被一场战火吞没，而他的诗句，将比这座城活得更久。

他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他知道，今夜这首诗写完了。

足矣。

正是：

破屋寒灯夜未央，长安风雪正茫茫。

诗人自有孤高骨，不向朱门乞酒香。

酒肆相逢唯一笑，萍踪他日共悲凉。

谁知今夜平康里，醉客樽前有热肠。

欲知那青衫壮年郎君是谁，他与韩翊将结下怎样的缘分，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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