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开学第一课

第六章 开学第一课

粉笔灰的味道，干燥的、涩的，像石灰窑里飘出来的。

顾严走进教室的时候，这股味道扑面而来。黑板刚被值日生擦过，湿抹布留下的水痕还没干透，在黑色的板面上泛着一层灰白。讲桌上的粉笔盒是铁皮的，漆面磕碰得斑斑驳驳，里面躺着长短不一的白色粉笔和几截彩色粉笔头。

九月的早晨，阳光从东面的木窗斜照进来，在水泥地面上投下一排长方形的光块。光块里浮着细小的灰尘，像金粉在水里打转。窗外操场上还有薄薄的雾气没散尽，远处凤山的轮廓在雾里只剩一条淡墨色的线。

走廊上方的铁皮喇叭在七点二十分响了。先是一阵电流的嗡嗡声——像蚊子在耳边转——然后是一个女声，念《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声音从铁皮喇叭里挤出来，带着金属的失真和沙哑，"伟大""胜利""形势大好"几个词反复蹦出来，像是卡了壳的唱片。教室里没有人认真听，但也没有人觉得奇怪——这声音和公鸡打鸣一样，是一天开始的信号。

七点半，教室里坐满了人。六十三张面孔，有的还带着没睡醒的倦意，有的已经在翻课本了。万纲坐在后排，两只手摊在桌面上，大拇指搓着食指，眼睛盯着桌面上前人刻的字——"张XX到此一游"，笔画歪歪扭扭的。***在旁边啃着半个冷馒头，腮帮子一鼓一鼓的，馒头渣掉在桌面上，他用手指捻起来塞回嘴里。

前排，蒋梅已经把笔记本翻开了，红蓝双色铅笔搁在凹槽里，笔尖朝右——她是右手写字的，笔尖永远朝右，方便拿起来就写。她的坐姿端正得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左手按着笔记本的左下角，指尖微微用力，把纸页压得服帖。

赵纲在最后一排，椅子靠着墙，两条长腿伸到过道里。他的气针又在手指间转了——食指、中指、无名指，金属针翻飞着，发出细微的嗖嗖声。他的眼睛望着窗外操场的方向，嘴角带着一丝心不在焉的笑。

林英坐在顾严的斜前方，脊背挺直，她的短发别在耳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和利落的下颌线。

——

正式上课的第一天，王守正没有翻开课本。

他站在讲台上，人造革皮包放在讲桌角上，双手撑着桌沿，十指张开，指节发白。目光缓缓扫过全班——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像探照灯的光柱。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走廊上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和远处篮球场上早起打球的砰砰声。

"今天第一堂课，我不讲政治，"他说，声音洪亮，带着讲台上磨出来的穿透力，"我讲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来上学？"

没有人回答。少年们面面相觑，有人低头看桌面，有人偷偷看旁边的同学，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需要举手回答的问题。

王守正也没有等。他从粉笔盒里捏起一支粉笔——捏的姿势像握钢笔，拇指和食指夹着，中指托着——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大字。粉笔在黑板上刮出沙沙的声响，白色的粉末簌簌地落。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字写得方方正正，横平竖直，每个字占一个粉笔字格，大小一致。

"这是毛**对我们的要求，"他转过身来，把粉笔头放回盒子里，手指在中山装的裤缝上蹭了两下，"红，是政治方向要正确；专，是业务本领要过硬。来到凤凰中学，你们要做的就是这八个字。"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前排的几个城里同学身上——他们的课本已经翻开了，铅笔握在手里，一副准备记笔记的样子。然后目光移到后排——万纲的手摊在桌面上，没有笔，没有本子，只有那双粗糙的大手和桌面上刻着的旧字。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教室里有几个人微微动了一下。万纲的肩膀缩了一寸，***停止了咀嚼。

"——反正毕业了也是下乡，也是进工厂，读不读都一样。"

王守正的声音加重了，下巴绷紧，嘴唇几乎不动，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告诉你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管将来做什么，知识都是有用的。当农民要懂科学种田，当工人要懂机械原理，当干部更要有文化水平。没有知识，什么都干不好。"

他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学习雷锋好榜样。"

"雷锋同志说过，'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发扬这种钉子精神。时间是挤出来的，知识是钻出来的。"

顾严的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动着，把要点一条一条地记下来。他的字小而密，横平竖直，像是印刷出来的。写到"钉子精神"四个字时，他的笔尖顿了一下——这个比喻他喜欢。

斜前方，蒋梅的红蓝铅笔也在动。她用蓝色那头记内容，红色那头画重点，两种颜色在纸面上交替出现，整齐得像印刷品。她写字的时候左手始终按着纸角，身子微微前倾，辫子从肩头滑到胸前，她头也不抬地把辫子甩回背后，笔没停。

王守正讲了大约二十分钟。从毛爷爷讲到革命传统，从雷锋精神讲到学习纪律。他的声音始终保持着同一个音量和节奏，像一台调好了频率的广播，不急不缓，但每个字都砸得实。

最后，他宣布班规。

"第一，不许迟到早退。"他竖起一根手指。

"第二，上课不许说话。"两根。

"第三，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三根。

"第四，住校生晚上九点熄灯，不许点蜡烛。"四根。

"第五，同学之间要团结互助，不许打架骂人。"五根手指全张开了，在空中停了两秒，然后攥成拳头，放回讲桌上。

"违反纪律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叫家长，第三次——"

他没有说第三次会怎样。只是把目光往全班扫了一圈，在每个人脸上停留不到一秒。那一秒就够了。赵纲的气针停了，万纲的大拇指不搓了，连最后排那个一直在抠桌面的男生都把手缩了回去。

"最后说一下每周安排。"王守正翻开一个小本子——和花名册一样的硬壳笔记本，封面印着"工作手册"。"周一到周五正常上课。每周三下午最后一节是政治学习时间，全班一起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这是校***统一安排的，每个班都一样，不能缺席。每周六上午劳动课，下午自由活动。住校生周六下午可以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他合上本子，又补了一句："政治学习的笔记我要检查。每人一本专用笔记本，不许和其他科目混在一起。"

万纲的手在桌面下攥紧了。专用笔记本——他只带了一个作业本，还是大哥用剩的，前面几页写着大哥的作业，他从中间开始用。哪里来的"专用笔记本"？

他侧头看了一眼***。***也在皱眉，显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王守正看了一眼手腕——没有表，是看了一眼讲桌上的闹钟。闹钟是马蹄形的，铁壳，表面的玻璃裂了一条缝，用透明胶带贴着。

"还有十分钟下课。我再说一件事——班委的职责。"

他看向顾严："班长，负责全班日常管理，收发作业，维持课堂纪律。有什么事情先找班长，班长解决不了的再找我。"

顾严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他推了推眼镜，点了一下头，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这个责任比他想象的重。

"副班长吴莉，协助班长工作，班长不在时代行班长职责。"

吴莉站起来，马尾辫甩在肩后，落落大方地点了点头，又坐下。

"学蒋梅，负责各科课代表的协调，组织学习互助。"

蒋梅站起来的动作很轻，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并拢。她站了一秒就坐下了，耳根泛着淡淡的粉红色，但腰板始终挺得笔直。

"劳动委员万纲，负责每天的值日安排和劳动课的组织。"

万纲站起来，椅子往后蹭了一下。他的两只手先是垂着，然后背到身后，最后攥成拳头搁在桌面上——和第一天点名时一模一样，手还是不知道往哪里放。但他站得稳，肩膀撑得开，像一截夯实的土墙。

"体育委员赵纲，负责课间操、体育课的整队，以及运动会的组织。"

赵纲弹簧一样站起来，咧嘴一笑，门牙中间那条缝又露出来了。"没问题。"他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底气足，然后大大方方地坐下，椅子靠在墙上咚的一声。

王守正看了他一眼，嘴角似乎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训。最后什么也没说，夹起皮包。

"下节课数学，准备好课本。"

他走了。皮鞋底在走廊上敲出均匀的节奏，越来越远，最后被铁皮喇叭里的广播声盖住了。

——

教室里立刻热闹起来。像是有人把一锅盖揭开了，蒸汽呼地一下冒出来。椅子腿在地上拖得乱响，说话声、笑声、课本翻动的哗哗声混在一起。

"王老师好凶哦——"陈红小声对旁边的女生说，两颗小虎牙咬着下唇，眼睛弯成月牙，又怕又觉得好玩的样子。

"我觉得还好，"吴莉站起来，双手撑着腰往后仰了一下，脊椎咔咔响了两声，"比我小学班主任温和多了。我们那个姓刘的，拿教鞭敲桌子，能把桌面敲出坑。"

林英没有参与议论。她坐在位子上，把刚才记的笔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合上本子，用手掌在封面上按了一下——像是在把内容压进脑子里。

顾严坐在位子上翻看课本。初一的课程比小学多了好几门——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他把每本课本都翻了翻，手指在书页上划过，纸张粗糙，油墨味重，有几页印得歪了，字迹模糊。但他心里有了个大概的印象——物理和化学是全新的，他有些期待。

"你记了好多笔记啊。"

顾严抬头。蒋梅站在他桌边，怀里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红蓝铅笔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她的眼睛看着他本子上的字迹，目光专注，像在看一道有意思的题。

"随便记的。"顾严把本子往自己这边拉了一下，有些不自在。

"你的字写得真好。"蒋梅说。她的声音不大，尾音轻轻地收了，像是话说到一半又咽回去了。然后她的耳根红了——从耳垂一直红到耳廓，在白净的皮肤上格外明显。她转身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辫子在背后甩了一下。

顾严看着她的背影，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字——确实还算工整，但也没有好到值得专门夸一句的程度。

他把这件事放下了。十三岁的男生，还不太懂一个女生夸你字好看意味着什么。

——

第二节课，数学。

一阵缓慢的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不是王守正那种有力的皮鞋声，是布鞋底在水泥地上拖着走的声音，沙沙的，像是在扫地。

一个老人走进教室。

瘦。这是第一眼的印象。瘦得像一根竹竿裹了一层布。蓝布中山装挂在身上晃荡，肩膀撑不起来，衣服的肩缝滑到了上臂。背微微驼着，但不是那种垮塌的驼，是一种长年伏案留下的弧度，像一张弓。

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露出头皮。脸上的皮肤松弛，颧骨突出，但眼睛——那双眼睛亮得出奇，黑色的瞳仁像两颗打磨过的玻璃珠，在松弛的眼皮底下闪着光。那种光不是王守正那种锐利的审视，而是一种温和的、好奇的、像是在看一道有趣的题目的光。

他走上讲台，没有自我介绍。把一本薄薄的教案放在讲桌上——教案的封面卷了边，纸页发黄，显然用了很多年。然后他从粉笔盒里拿起一支粉笔，在手指间转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巧，和他佝偻的身形不太搭配——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

"3+5×2=？"

字写得小，但清晰，笔画带着一种圆润的力度。

他转过身来，看着全班。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像是在等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的谜语被猜中。

"谁来回答？"

几只手举了起来。一个圆脸的男生被点到——周小军，那个胖胖的，站起来的时候桌子被肚子顶得晃了一下。

"十六。"

老人摇摇头，但笑意没有消失。他没有说"错了"，只是摇了摇头，像是在说"再想想"。

又一只手举起来。张伟，那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男生，站起来把衣领正了正才开口："十三。"

老人点点头，眼睛里的光亮了一度。

"为什么是十三，不是十六？"

"因为要先算乘法，再算加法。"

"对。"老人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六个字——"先乘除，后加减"——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粉笔没有断，线条流畅。

然后他放下粉笔，面对全班，双手背在身后。他的身子虽然瘦弱，但站在讲台上的姿态有一种奇特的稳定感，像一棵老树，虽然枝干细瘦，但根扎得深。

"这是数学的基本规则。规则，就是不能违反的东西。"他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不是王守正那种洪亮的威严，而是一种安静的、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倾听的力量，像深夜里远处传来的琴声。

"数学的美，就在于它的规则是确定的、不变的。不管谁来算，答案都一样。"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全班扫过去，在每个人脸上都停了一瞬——不是审视，是打量，是好奇，像是在看六十三道各不相同的题目。

"我叫陈伯年，教你们数学。"

他说这话的时候，右手从背后伸出来，在中山装的胸前口袋上拍了一下——那里别着一支钢笔，笔杆是黑色的，笔帽的镀铬已经磨得看不出光泽了。这个动作像是一种习惯，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

"数学不难，"他说，嘴角的笑意加深了一分，"难的是你们愿不愿意动脑子。只要愿意想，没有想不通的题。"

这堂课，陈伯年从最基础的四则运算讲起。他讲得慢，但每一步都讲得透——为什么要先算乘除，为什么括号优先，为什么数学需要规则。他不像王守正那样站在讲台上不动，而是在讲台前面来回踱步，布鞋底在地上沙沙响，偶尔停下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一个图，或者写一个算式。

讲到一半，他突然问："你们知道高斯吗？"

没有人知道。

"高斯是德国的一个数学家，很厉害的一个人。"陈伯年的眼睛亮了，像是在讲一个他很喜欢的故事，"他小时候，老师让全班算1加到100。别的同学都在一个一个地加，高斯想了一会儿，说：五千零五十。"

他在黑板上写：1+2+3+……+100=5050

"怎么算的呢？"他用粉笔点着黑板，"1加100等于101，2加99等于101，3加98等于101……一共有50对，50乘以101，等于5050。"

他转过身来，看着全班，笑容里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得意——像是他自己第一次想通这个问题时的那种快乐。

"这就是数学的美。不是死算，是巧算。是找到规律，找到捷径。"

连赵纲都听进去了。他的气针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攥在手心里，两只眼睛盯着黑板上的算式，嘴唇微微张着。

万纲更是听得入神。他的身子不自觉地前倾，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粗大的手指交叉着。1加到100——这个他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原来可以这样解。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

下课铃响了。

陈伯年收拾东西的动作很慢。他把粉笔头一截一截地放回粉笔盒里——不是随手一扔，是轻轻地放，像是在放什么贵重的东西。然后他用一块灰色的手帕把手指上的粉笔灰擦干净，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的，擦完又叠好放回口袋。

他拿起教案，慢慢走出教室。背影佝偻，步伐不快，布鞋底在走廊上沙沙响。但每一步都走得稳，像是脚下有根。

"陈老师以前是大学老师，"旁边有人小声说。顾严回头——是张伟，的确良衬衫的领子白得晃眼，他压低了声音，嘴唇几乎不动，"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这里来的。"

"右派是什么？"万纲在后面小声问***。

***摇摇头，嘴里还嚼着早上没吃完的馒头渣。

顾严也不太清楚"右派"的确切含义。但他从父亲那里隐约知道，那是一个让人害怕的词。父亲有时候会提到某某老师"有问题"，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会突然压低，眼睛会往门口看一眼，好像怕隔墙有耳。

但不管陈伯年是什么"派"，顾严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师。那种让人想听下去的本事，不是谁都有的。

——

这一天的课上完，天已经黑了。

顾严回到家，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翻开日记本。蜡烛的火苗被窗缝里的风吹得一晃一晃，在墙上投出摇摆的影子。他拿起铅笔，想了一会儿，写道：

"九月二日。今天正式上课了。王老师的政治课讲了'又红又专'，陈老师的数学课讲了四则运算。"

他停了一下，铅笔尖在纸上悬着。然后又写：

"我觉得数学比政治有意思。"

写完这句话，他盯着看了两秒。然后把铅笔放下，把日记本合上，塞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里——那个夹层有个暗扣，不翻开来看不到。

十三岁的少年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有些想法，只能写在日记里。

他吹灭蜡烛。黑暗里，他还在想陈伯年讲的那个故事——1加到100。那个叫高斯的德国人，小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一间教室里，被一个老师问了一道题，然后想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答案？

窗外，秋虫在叫。远处凤凰中学的方向，宿舍楼的灯已经灭了——九点熄灯，王守正的规矩。万纲躺在硬板床上，大概也在想着今天的课。1加到100等于5050——这个数字，他大概会记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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