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白发人

省城监狱的会见室，还是那间屋子。铁椅子，水泥地，墙上的白漆起了皮，像一张老人的脸。我坐在桌子的一边，等着。铁门开了，李维民被带进来。他穿着号服，头发全白了，比上次见他又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眼袋更大了，嘴唇干裂出血。他看到我，没惊讶，慢慢坐下来。

“林峰，你又来了。”

“来了。”

“你还不死心？”

“不死。”

李维民低下头，看着自己铐在桌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和青筋，指甲发黄，指节粗大。

“你想问什么？”

“你让人打自己的那个人，是谁？”

李维民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疲惫，有无奈，有恐惧。那种恐惧不是怕我，是怕那个他不敢说出名字的人。

“我不能说。说了，他会死。”

“谁？你儿子？”

李维民没有回答。他低下头，肩膀在抖。我看到他的眼泪滴在手背上，一滴一滴，亮晶晶的。

“李维民，你儿子在国外，他安全吗？”

“安全？他被人盯着，随时可能出事。我不敢说，说了他会死。”

“你不说，他就不死了？”

李维民抬起头，看着我。“林峰，你不懂。那个人，不是你我能动的。他比李维民级别高，比吴建国级别高，比所有人都高。你动他，等于动天。”

“天塌了，我撑。”

李维民看着我，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佩服，不是嘲讽，是怜悯。

“你撑不住的。你女儿怎么办？”

我沉默了。他总能戳到我最软的地方。女儿，是我唯一的软肋。他们知道，所以每次都用她来威胁我。

“李维民，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帮你保护你儿子。”

“你保护不了。他在国外，你管不到。”

“我能。我有朋友在国际刑警。”

李维民沉默了。他看着自己手背上的老年斑，看了一会儿。

“他姓陈。北京，部委，副部级。”

副部级。比李维民高两级，比吴建国高三级。那个人，是沈万年的上线，是李维民的后台，是整条犯罪链条的顶端。

“他叫什么？”

“陈建国。”

陈建国。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他怎么联系你？”

“电话。加密的，查不到。”

“他给你送过钱吗？”

“送过。不是直接送的，是通过沈万年。沈万年每年给他一笔钱，他留一部分，给我一部分。”

“你收了多少？”

“不记得了。几百万吧。”

几百万。够判十几年了。

“你为什么不举报他？”

“举报他？我收了他的钱，举报他等于举报自己。”

“你现在不举报，他也会杀你。你以为自己打自己就能保命？”

李维民低下头。“能保一时是一时。”

从监狱出来，天开始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方卫国在车里等我，看到我出来，发动了车子。

“他开口了？”

“开口了。陈建国。北京，部委，副部级。”

方卫国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停了一下。

“你确定？”

“确定。他说的。”

方卫国沉默了很久。车子驶出了监狱大门，上了高速。

“林峰，这个案子，你真的要查？”

“要查。”

“陈建国比李维民级别高，比吴建国级别高，比所有人都高。你查他，等于查整个系统。”

“我知道。”

“那你还查？”

“查。”

方卫国叹了口气。“林峰，你这个人，太犟。”

陈建国的事，不能公开查，只能私下查。方卫国在北京有关系，能查到他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出入境记录。我等着方卫国的消息。等了一个星期，他打了电话。

“林峰，陈建国的银行流水查了。没有异常。他的工资、奖金、补贴，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没有大额进账，没有境外转账。”

“他老婆呢？”

“也查了。没有。”

“他儿子呢？”

“他儿子在国外读书，学费是他自己的工资出的。每年五万美金。”

每年五万美金。陈建国的工资一年才二十多万人民币，折合美金不到四万。他儿子学费就要五万美金，他还要生活，还要养家。钱不够，一定有别的地方来的。

“方组长，他儿子的学费谁出的？”

“查不到。是从一个境外账户汇的，那个账户查不到持有人。和之前给李维民儿子汇学费的是同一个账户。”

又是那个境外账户。像一堵墙，挡在前面，过不去。

“方组长，你能查到那个账户的持有人吗？”

“查不到。那是瑞士银行的账户，保密级别太高。”

陈建国的事，又搁置了。不是不查了，是查不了。那个境外账户在瑞士，我们的手够不着。方卫国说，要查瑞士银行的账户，得通过国际刑警，要走外交渠道，得几个月甚至几年。

“林峰，你等得了吗？”

“等不了也得等。”

等了一个月，方卫国打了电话。“林峰，国际刑警那边有消息了。瑞士银行同意配合调查，但需要时间。”

“多久？”

“至少三个月。”

三个月。九十天。够陈建国销毁证据、转移资产、跑路了。

“方组长，你能不能让国际刑警快点？”

“不能。那是外交渠道，快不了。”

陈建国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每次想到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批文件，喝茶，和每天一样，我就睡不着。

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蝴蝶形状。翅膀张开，像要飞起来。但它飞不起来，被霉斑困住了。

赵凯来看我，带了一袋水果。

“林队，你瘦了。”

“没事。”

“你是不是又失眠了？”

“嗯。”

“林队，你不要太拼。身体要紧。”

“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号码陌生，归属地北京。我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声音——很沉，很稳，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从容。

“林峰，你好。”

“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陈建国的事，你不要查了。”

“为什么？”

“因为查了，你会死。”

“我不怕死。”

“你女儿怕你死。”

电话挂了。我握着手机，浑身冰凉。他们知道我女儿，知道她在哪儿上学。他们想害她，随时可以。

我拿起手机，给女儿打了电话。她没接。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打了第三遍，她接了。

“爸？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啊。在上课，手机静音了。”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没有。怎么了？”

“没事。就是担心你。”

“爸，你是不是又查什么大案子了？”

“没有。就是问问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出了一身冷汗。赵凯说得对，我查的案子，不是一个人的案子。那些人，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张网。我碰了网，网会收。网收了，我会被缠住，我女儿也会。

方卫国从省城调了人，保护我女儿。每天有人接送，学校门口有人盯着。她说不用，我说必须用。

案子又搁置了。不是不查了，是不能查了。那些人知道我女儿，知道她在哪儿上学。我查下去，他们会对付她。我赌不起。

赵凯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天，他到我办公室，坐下来，看着我。

“林队，你是不是怕了？”

“怕了。”

“怕你女儿出事？”

“嗯。”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查了。”

赵凯沉默了很久。“林队，你查了这么久，死了这么多人，现在说不查了？”

“我不能拿我女儿的命赌。”

案子不查了，日子还要过。我每天去档案室，整理卷宗，归档，编号。赵凯偶尔来，坐一会儿就走。方卫国偶尔打电话，说陈建国还在部委，每天上班下班，一切正常。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档案室里没暖气，冷得要命。我穿了一件旧棉袄，还是冷。赵凯给我弄了个电暖器，开着，嗡嗡响，暖和了一点。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云。楼下的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值班室的灯亮着，有人在里面吃泡面。一切如常。

那天下午，我收到了一个快递。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姓名，没有地址。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人的背影，穿着深色的大衣，头发花白，微微驼背。他站在一栋楼的门口，正在往里走。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字拍得模糊，但我认出了那个地方。

北京，某部委的办公楼。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铅笔字：“陈建国下个月去瑞士。行程已经定了。你要不要来？”

字迹潦草，像是怕被人认出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瑞士，那个境外账户在瑞士。陈建国去瑞士，一定是去见那个账户的人。他以为他做得隐蔽，但有人知道，有人拍到了他的背影，寄给了我。

我把照片装进口袋，拿起手机，拨了方卫国的号码。

“方组长，陈建国下个月去瑞士。”

“你怎么知道？”

“匿名信。”

“你信？”

“信。”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你想去？”

“想去。”

“你疯了？那是国外，你以什么身份去？”

“游客。”

方卫国叹了口气。“林峰，你这个人，太犟。”

去瑞士的事，我没告诉赵凯，没告诉老刘，没告诉任何人。我请了年假，办了签证，买了机票。方卫国帮我订了酒店，又给了我一个瑞士的电话号码，说到了那边打这个电话，有人接。

出发那天，天阴着，要下雪。我背着双肩包，一个人去了机场。安检、出境、登机，一切顺利。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城市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光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陈建国，你跑不掉的。

苏黎世，早晨。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还没亮。机场很大，人很多，各种语言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我出了海关，在到达大厅找到了换钱的地方，换了一些瑞士法郎，又买了一张本地电话卡。

装上卡，开机，拨了方卫国给我的那个号码。响了几声，接了。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中文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林峰？”

“是我。”

“我是老张。方卫国让我来接你。你在哪儿？”

“苏黎世机场。”

“等着，我去接你。”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机场门口。车窗摇下来，露出一个黝黑的脸，五十多岁，戴着墨镜。老张，方卫国的朋友，在瑞士做生意的。

“上车。”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很暖和。

“你要去伯尔尼？”

“对。”

“陈建国住在伯尔尼的一个酒店里。我帮你订了同一家。”

“他知道我来吗？”

“不知道。但你小心点，他带了好几个保镖。”

伯尔尼，瑞士的首都。小城，安静，街上人不多。陈建国住的酒店在市中心，一栋老式的建筑，外墙刷着淡黄色，看起来很高档。老张帮我订了同一层，离陈建国的房间不远。

我在房间里等到天黑，然后出了门。走廊里很安静，铺着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我走到陈建国的房间门口，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我等了一会儿，门开了。

陈建国站在门口，穿着睡衣，头发乱着。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是谁？”

“林峰。滨州市公安局的。”

他的脸色变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有人告诉我的。”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侧身让开。“进来。”

房间很大，客厅、卧室、卫生间。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对面。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红酒。

“你想干什么？”

“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沈万年的事。李维民的事。你的事。”

陈建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底磕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脆响。

“林峰，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知道。陈建国，副部级，沈万年的上线，李维民的后台。”

陈建国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想抓我？”

“想。”

“你抓不了。我在瑞士，你在瑞士没执法权。”

“我可以在国内抓你。”

“你回不去了。”

我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在瑞士安排了人。你只要走出这个酒店，就会有人拦住你。”

“你敢？”

“我敢。因为你手里没证据。你死了，没人会查。”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慌张，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笃定的、冰冷的从容。

“陈建国，你以为你跑得掉？”

“跑不掉。但能拖一时是一时。”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

“林峰，你回去吧。忘掉这个案子。好好活着。”

“我不会忘。”

“那你就会死。”

从陈建国的房间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心跳很快，手心全是汗。他说的对，我在瑞士没执法权，抓不了他。他安排了人，我出不去。

我回到房间，给老张打了电话。

“老张，陈建国安排了人，我出不去了。”

“你别急。我找人来接你。”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老张带着两个人来了。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墨镜，看起来像保镖。

“林峰，走吧。”

我跟着他们出了酒店。门口站着几个人，看到我们，没动。老张的车停在门口，我上了车，车子开走了。后视镜里，那几个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老张，谢谢你。”

“不用谢。方卫国帮过我，我还他的。”

到苏黎世机场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老张把我送到安检口，拍了拍我的肩膀。

“林峰，你小心点。陈建国不是一般人。”

“我知道。”

“你回去之后，不要再查了。你查不过他的。”

“我不怕。”

老张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犟。”

飞机起飞了。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子里全是陈建国的脸，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他不怕我，因为他知道我抓不了他。他在瑞士，我在国内。他有人，我没证据。他以为他赢了，但他忘了，还有一个人，在暗处，一直盯着他。那个给他寄匿名信的人，还会继续寄。

（第二十九章完）

> 陈建国在瑞士，林峰抓不了他。他以为他赢了，但匿名信还在，还会继续寄。

> 有些人跑了，但跑不掉。真相会一直跟着他，等他回头，或者等他死。

> 你以为你走到了终点，其实你只是走到了另一个起点。这张照片，会让一切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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