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路上的对话

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从早晨的十度爬到了二十五度。我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最低，袖子推到肘弯，风从袖口灌进去，凉飕飕的。莎拉在我身后，也把冲锋衣脱了，系在腰间，露出里面的灰色抓绒衣。她的手臂很细，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表盘是圆形的，皮质表带已经磨得发白了。

公路两侧的农田渐渐变成了荒漠。小麦和向日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骆驼刺和柽柳，灰绿色的，贴着地面生长，像一层薄薄的苔藓。远处的山是灰褐色的，光秃秃的，没有树，只有石头和尘土。天空很蓝，没有云，太阳白得刺眼。

“林远。”莎拉在我身后喊。

“什么？”

“你骑了三年。最远一天骑过多少？”

“六百公里。在哈萨克斯坦。从早上六点骑到晚上十点。”

“为什么骑那么远？”

“因为前后都没有村子。找不到住的地方。”

“你睡过路边吗？”

“睡过。很多次。在帐篷里。有时候没有帐篷，就睡在摩托车上。”

“不冷吗？”

“冷。但睡着了就不冷了。”

“你骗人。”

“我没骗你。睡着了真的不冷。因为没知觉了。”

她笑了。“你是个怪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除了你，还有谁说过？”

“很多人。从中国到伊朗，每个国家都有人说。”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不说你是怪人的人？”

我想了想。“我妈。”

“你妈怎么说？”

“她说，‘你像你爸。’”

“你爸也是怪人？”

“我爸去世了。我十五岁的时候。”

她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我头盔上，痒痒的。

“对不起，”她说。

“不用对不起。他活着的时候，也是个骑摩托车的。他有一辆幸福250，红色的。他骑着那辆车，带我去邢台西边的太行山。”

“你骑摩托车，是跟他学的？”

“跟他学的。他走了以后，那辆车卖掉了。我妈说，留着也没人骑。但我后来买了一辆新的，就是这辆。不是红色的，是白色的。现在被喷成黑白的了。”

“你妈支持你骑车吗？”

“支持。也不支持。她说，‘你爸要是还在，肯定跟你一起骑。’但她又说，‘你爸要是还在，肯定不让你骑。’”

“那她到底支不支持？”

“她支持我活着回去。”

莎拉没有回答。她的手环着我的腰，不紧不松。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指在轻轻敲打我的腹部，像在打什么节奏。

上午十点，我们在路边停下来休息。

不是累了，是莎拉需要上厕所。她把摩托车当作遮挡，走到路边的一丛柽柳后面。我站在公路边，看着远处。荒漠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碎石和尘土，和偶尔一丛枯黄的草。风从西边吹来，干燥、滚烫，带着沙尘。

莎拉走回来，从塑料袋里拿出两瓶水，递给我一瓶。

“你喝。”

“你喝吧。我还有。”

“你的水壶不是快空了吗？”

“还能撑到下一个镇子。”

“那一起喝。”她把水瓶塞进我手里，“别客气。你载我，我请你喝水。”

我喝了两口，把水瓶还给她。她也喝了两口，拧上盖子，塞回塑料袋。

“林远，你一个人骑车，不怕吗？”

“怕。”

“怕什么？”

“怕爆胎。怕没油。怕迷路。怕检查站。怕野狗。怕打仗。”

“怕这么多，还骑？”

“怕就不骑，那什么事都做不了。”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她把塑料袋挂在车把上，坐回后座。她的双手再次环住我的腰，这次没有犹豫，直接抱了上来。

“走吧，”她说。

我发动引擎，继续骑。

中午十二点，我们到了一个小镇。

镇子很小，一条主街，几家商店，一座清真寺，一个加油站。街上人不多，几个老人在茶馆门口坐着喝茶，一个妇女在买菜，几个孩子在踢足球。镇子没有被轰炸的痕迹——墙还在，屋顶还在，窗户还在。孩子们在踢球，球滚到路边，一个男孩跑过来捡，看到我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Salam,”我用波斯语说。

“Salam,”他回。

我加满了油。加油员是个年轻人，戴着耳机，一边加油一边听音乐。他看了莎拉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哪里能吃饭？”我用英语问。

他指了指街对面的一家茶馆。

我们走进去。茶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正在播新闻。画面是德黑兰的某个地方，一栋冒烟的建筑，消防车在旁边，人在跑。声音关掉了，只有画面在无声地播放。

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戴着头巾，头巾是绿色的。她用波斯语问我们吃什么，莎拉用波斯语回答。她说了几句话，老板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厨房。

“你点了什么？”我问。

“烤肉串。馕。酸奶。沙拉。”

“够吃吗？”

“不够再点。”

莎拉看着电视。画面切换到了另一个地方——一栋被炸毁的居民楼，救援人员在碎石上爬，有人被抬出来，盖着白布。画面又切换到了新闻发布会，一个穿军装的人在讲话，下面有英文字幕。莎拉盯着那些字幕，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他说什么？”我问。

“说击落了两架美军无人机。说革命卫队已经控制了局势。说敌人会付出代价。”

“你信吗？”

“信不信不重要。”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重要的是有人信。”

老板端来了食物。烤肉串是热乎的，滋滋冒油，表面撒着孜然和盐。馕是刚烤的，外脆里软，冒着热气。酸奶很稠，上面漂着一层黄色的奶皮。沙拉很简单——切碎的黄瓜、西红柿、洋葱，加了盐和柠檬汁。

我们吃完了所有的东西。莎拉吃了两根肉串、半个馕、一碗酸奶。我吃了三根肉串、一个馕、两碗酸奶。老板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加茶。莎拉说好。

茶端上来，是红茶的，加了方糖。我喝了一口，烫，但很香。

“莎拉，”我说，“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越战老兵。退伍以后，在工厂上班。后来工厂倒闭了，他就在家里。”

“你母亲呢？”

“护士。在医院上班。上了四十年，退休了。”

“他们知道你在这里吗？”

“知道。我每天给他们发消息。如果有信号的话。”

“他们不担心？”

“担心。但他们知道我选了这条路。”

“你后悔吗？”

她看着杯子里的茶，沉默了很久。

“不后悔。但我后悔没多陪陪他们。”

她没有继续说。我也没问。

下午两点，太阳最烈的时候，我们继续骑。莎拉坐在后座，头靠在我肩上，好像睡着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睡着了，但她的呼吸很平稳，手也没有松开。

公路继续向东。两侧的荒漠还是老样子，灰黄色的，一望无际。远处有山，灰褐色的，光秃秃的。路面上有裂缝，有碎石，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沙子。摩托车轮胎碾过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像在纸上写字。

我在想莎拉说的话：不后悔。但我后悔没多陪陪他们。

每个人都在后悔。后悔没做的事情，后悔做了的事情。后悔没说的话，后悔说了的话。后悔没走的路，后悔走了的路。

但路在脚下，后悔在身后。往前骑，看不到后悔。停下来，后悔就追上来了。

所以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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