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空袭过后的早晨

我在大厅的椅子上坐了一夜。

不是不想回房间，是回不去。空袭之后，电梯停了，楼梯间的应急灯也灭了，整栋楼一片漆黑。前台说，等天亮再上楼，现在摸黑走楼梯太危险——不是怕摔倒，是怕踩到人。大厅里躺满了人，老人、孩子、妇女，有的在毯子上，有的直接躺在地板上，有的靠在椅子上，张着嘴，打着呼噜。在战争中，人们学会了在任何地方睡觉。

莎拉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靠着墙，闭着眼睛。她没有睡着——我能看出来，她的呼吸不平稳，眼皮在微微颤动。她的右手还握着那瓶水，拇指在瓶盖上无意识地画圈。

我没有和她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在空袭过后的大厅里，在应急灯微弱的绿光中，在陌生人的鼾声和孩子的梦呓中，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天亮了。

光线从大厅的玻璃门透进来，先是灰色的，然后变成浅蓝色，然后变成金色。阳光照在地板上，照在那些躺着的身体上，照在莎拉的脸上。她的脸在晨光中看起来很疲惫，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嘴唇有点干裂，但五官很端正——高颧骨，深眼窝，鼻梁很直。不是那种惊艳的美，是耐看的、越看越舒服的那种。

她睁开眼睛，看到我在看她。

“早，”她说。

“早。”

“你睡着了？”

“没有。你呢？”

“也没有。”

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轻微的咔嚓声。然后她走到玻璃门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我跟着站起来，站在她旁边。

街道上很安静。没有车，没有人，只有一只狗在对面人行道上慢慢地走，低着头，好像在闻什么。空气里有烟味和尘土味，还有某种说不清的、刺鼻的化学气味——也许是炸药残留，也许是燃烧后的塑料。

“你吃早饭了吗？”她问。

“没有。”

“我也没吃。附近有开门的茶馆吗？”

“不知道。我去找找。”

“我跟你去。”

我看着她。“你是美国人。在伊朗，在战争中，你跟我出去？”

“所以我跟你去。一个人出去更危险。”

她说得对。

我们走出旅馆。街道上还是没有人，但远处有声音——不是爆炸声，是人声，从好几个方向传来，混在一起，听不清在说什么。莎拉把冲锋衣的帽子戴上，压低帽檐，把头发全部塞进去。她的深蓝色冲锋衣和我的黑色骑行服，在灰黄色的街道上不算显眼。

我们沿着主街走了大约五分钟，看到一家茶馆开着门。不是正式的茶馆，是一户人家把一楼的房间改成了茶馆，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是波斯文。门口坐着一个人，不是老板，是顾客，一个老人，正在喝茶。

莎拉走进去，用波斯语对老板说了几句。我听不懂，但她的发音很准，语调也很自然，不像一个外国人。老板点了点头，端出两杯红茶、一盘馕、一小碟奶酪、一小碟果酱。

“你的波斯语很好，”我说。

“拍纪录片学的。学了两年。在德黑兰请了老师。”

“你拍纪录片多久了？”

“八年。之前在纽约拍独立电影。后来觉得电影太假，转行拍纪录片。”

“纪录就不假了？”

“纪录也假。但假得少一点。”

我们坐在茶馆的角落里，喝茶，吃馕。馕是凉的，但用茶泡软了，还能吃。果酱是草莓味的，很甜，和馕的麦香味很配。莎拉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嚼，好像在数每一口咬了多少下。

“林远，”她说，“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杂志社编辑。辞职了。骑车。”

“骑了三年？”

“三年。”

“不想家？”

“想。但想也不能回去。”

“为什么？”

“因为还没骑完。”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笑了。不是礼貌的笑，是真的笑，嘴角上扬，眼睛眯起来。

“你是个奇怪的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你救过那个美国人？”

我的动作停了一下。我看着她的眼睛——深棕色的，很亮，没有恶意，只有好奇。

“你怎么知道？”

“新闻。我在德黑兰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中国骑行者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照片上有你的摩托车。白车，中国牌照。和你的一样。”

“是同一辆。但被喷成黑白的了。”

“为什么喷？”

“太显眼。从天上能看到。”

她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她端起茶杯，吹了吹，喝了一口。

“你在阿巴丹，”她说，“我在阿巴丹。同一波轰炸。”

“你在哪里？”

“炼油厂附近。我在拍纪录片。早上四点多，我被爆炸声震醒。我住的旅馆在震动，窗户碎了，玻璃飞进来，划伤了手。”

她伸出右手，掌心朝上。手掌上有一道浅浅的伤疤，已经结痂了，但还没脱落，周围还有一些细小的划痕。

“你运气好。没伤到动脉。”

“我运气好。活着出来了。旅馆老板呢？不知道。没看到他。”

她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茶。茶是深红色的，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金色油光——藏红花油。

“莎拉，”我说，“你为什么来伊朗？”

“拍纪录片。石油工业。我本来想拍一个关于石油的系列片。伊朗的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挪威的石油。从石油看世界。”

“拍完了吗？”

“没有。刚开始就结束了。”她苦笑了一下，“现在拍的是战争。不是我想拍的。但它在发生。”

“你打算怎么办？”

“离开。想办法离开伊朗。去土耳其，或者去迪拜，或者回国。”

“怎么离开？”

“不知道。往西走，去边境。也许能过去。也许不能。”

茶馆门口的那个老人站起来，走到我们桌前。他看着莎拉，用波斯语说了一句话。莎拉的脸僵了一下。

“他说什么？”

“他说，‘你是美国人？’”

我的心跳加速了。我看着老人的脸——七十多岁，皱纹很深，眼睛是浅棕色的，很亮，没有恶意，但也没有善意。只是好奇。

“你怎么回答？”我问。

“我说我是加拿大人。”

老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莎拉长出了一口气。

“你的波斯语有口音？”

“有。伊朗人能听出来。但大多数人不确定是哪个国家的口音。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他们分不清。”

“但那个老人分清了。”

“他也许没分清。他只是猜。”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莎拉把杯子里的茶喝完，站起来。

“回去吧。白天不能在外面待太久。”

我们走回旅馆。街上开始有人了——一个妇女在扫门前的土，一个男人在修自行车的链条，几个孩子在踢足球。他们看到我们，有的看了一眼就转开了，有的多看了几秒，有的在低声议论。没有人走过来，没有人问话，没有人找麻烦。但他们的目光，像一根根细针，扎在背上。

回到旅馆，大厅里的人已经散了。他们回了房间，或者离开了。前台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杯茶，在看手机。

“林远，”他叫住我，“你的房间在四楼。电梯修好了。”

“谢谢。”

我和莎拉一起走进电梯。铁门拉上，电梯吱吱嘎嘎地上升。她站在我旁边，手扶着栏杆，看着电梯门上的镜子。镜子里，她的脸很小，很瘦，帽子下面的棕色短发有点乱。

“你住几楼？”我问。

“三楼。307。”

电梯到了三楼。她走出去，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远。”

“什么？”

“下午。如果你没事，我们聊聊。看看怎么离开这里。”

“好。”

“几点？”

“三点。大厅。”

她点了点头，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我到了四楼，走出电梯，回到408房间。窗帘还拉着，房间里很暗。我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眼睛疼。窗外的天空很蓝，没有云，没有烟，好像昨晚的轰炸没有发生过。

但远处的建筑上，有新的缺口。

一栋楼的屋顶被炸了一个洞，洞口边缘是黑色的，烧焦的。另一栋楼的窗户全碎了，窗框还在，玻璃没了，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工人在清理碎石，有人站在屋顶上用绳子拉，有人在地上搬石头。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工人，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在床上，拿出日记本。

“第1132天。设拉子，旅馆408房间。

昨晚空袭。近的爆炸声，窗户在震动。我在床上弹了一下。不是害怕，是条件反射。

楼下大厅里，遇到了那个美国人。她叫莎拉。纪录片导演。在阿巴丹拍石油工业，拍到了战争。她的右手被玻璃划伤了，有一道疤。

她的波斯语很好。但伊朗人还是能听出她是外国人。今天早上在茶馆，一个老人问她是不是美国人。她说她是加拿大人。老人没追问。

但她不能一直说自己是加拿大人。总会有人追问。

下午三点，约了在大厅见面。聊聊怎么离开。

我不知道怎么离开。但我答应了她。

邢台的先民们，在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也遇到过陌生人吗？也答应过自己做不到的事吗？

也许答应过。

也许做不到。但答应本身，已经是一种开始。”

合上日记本，我把笔插进绑带里。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下午三点。

还有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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