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茶馆里的闲谈

我在易卜拉欣的旅馆多住了一天。不是走不了，是不想走。不是因为累——虽然确实累——而是因为这个小镇让我觉得安全。没有爆炸声，没有检查站，没有拿着枪的老兵在路边盘问。只有馕的香气、煤油灯的微光、和集市上那些嘈杂的吆喝声。

安全，在战争中，是一种奢侈品。

早晨七点，我被宣礼声叫醒。不是从清真寺的扩音器里传来的——小镇的清真寺离旅馆有点远，声音传到这里已经很微弱了——而是从手机里。易卜拉欣的手机闹钟是晨礼的宣礼录音，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早晨格外清晰。我躺在床上，听着那段录音，听着那个古老的旋律在房间里回荡，像水一样流过墙壁、床单、和我的身体。

宣礼声停了。走廊里传来易卜拉欣的脚步声，他去厨房了。

我起床，洗了脸，走出房间。易卜拉欣在厨房里煮茶，炉火上的水壶冒着白气，壶盖在噗噗地跳动。他递给我一杯茶，茶很烫，我吹了吹，喝了一小口。

“你今天不走？”他问。

“再住一天。”

“为什么？”

“因为这里安全。”

他笑了。“安全。第一次有人说我的小镇安全。你知道两伊战争的时候，这里也被炸过吗？”

“炸过？”

“伊拉克人的飞机。丢了三颗炸弹。一颗落在田里，没炸。一颗落在清真寺门口，炸了，死了两个人。一颗落在学校，炸了，没死人，因为学校放假。”

“那是哪一年？”

“一九八六年。我四岁。我记得那天我在院子里玩，听到一声巨响，看到天上有一朵黑烟。我妈把我抱进屋里，塞在床底下。我在床底下待了一整天。”

“你怕吗？”

“四岁的小孩，不知道怕。只知道饿。我在床底下饿了，哭，我妈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他喝了一口茶，“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怕。”

我们坐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上，喝茶。街对面的猫还在，还是那只橘黄色的，趴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尾巴一甩一甩的。一个老人从巷子里走出来，手里拄着拐杖，慢慢走过。他看了我们一眼，点了点头，继续走。

“易卜拉欣，你恨伊拉克人吗？”

“不恨。那是萨达姆的战争。不是伊拉克人的战争。”

“现在呢？美国人来了。你恨美国人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恨没用。”他看着杯子里的茶，“我父亲把地毯卖了，把家具卖了，把锅碗瓢盆都卖了。他恨过萨达姆。恨了八年。萨达姆死了，恨还在。地毯没了，家具没了，锅碗瓢盆没了。恨还在。”

“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两年前，癌症。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不要把仇恨留给你。仇恨不是遗产。”

我沉默了。易卜拉欣把杯子里的茶喝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去买菜。中午给你做饭。”

“我跟你去。”

菜市场在集市的另一端，但今天不是赶集的日子，摊位少了很多。只有几个卖蔬菜和水果的摊子还开着，卖肉的摊子也开着，但肉不多，只有几块羊肉和一堆鸡腿。易卜拉欣挑了两块羊肉、几个土豆、几个西红柿、一把香菜。

“做羊肉汤，”他说，“伊朗的羊肉汤，世界第一。”

“又是世界第一。”

“本来就是。”

回到旅馆，易卜拉欣在厨房里忙活。我坐在院子里，帮他把土豆削皮。土豆不大，皮很薄，用刀轻轻一刮就掉了。削好的土豆放在水里泡着，防止变黑。他切羊肉，切成小块，放进锅里，加水，加盐，加姜黄粉，加肉桂。炉火很旺，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他用勺子撇去浮沫，加入土豆和西红柿，盖上锅盖。

“炖一个小时，”他说，“你去街上逛逛。回来就能吃。”

我走出旅馆，在小镇的街道上散步。

小镇不大，从东到西步行只要二十分钟。街道是土路，路面上有车辙和脚印，灰尘很厚。路两边是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墙上画着壁画——不是政治涂鸦，是普通的壁画，花朵、树木、山、水。一幅画上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条河，河边有一座房子，房子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画得不算好，但很温暖。

一个孩子从巷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纸飞机。他把纸飞机扔出去，纸飞机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落在地上。他跑过去，捡起来，再扔。他看到了我，停下来，歪着头看着我。

“Salam,”我说。

“Salam,”他回。然后他跑了。

我走了大约十分钟，到了小镇的边缘。路边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几棵桑树，树下有几头羊在吃草。放羊的是个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长棍。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站在桑树下，看着那些羊。它们低着头，慢慢地吃草，偶尔抬起头，看看四周，然后继续吃。它们的嘴在动，一直在动，好像吃草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

也许对它们来说，是的。

我走回旅馆。易卜拉欣的羊肉汤已经炖好了。他用大碗盛了两碗，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旁边放着一盘馕和一小碟腌黄瓜。汤很香，羊肉炖得很烂，用筷子一夹就散。土豆很面，入口即化。汤里有姜黄和肉桂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番茄的酸味。

“好吃，”我说。

“当然好吃。伊朗的羊肉汤，世界第一。”

“你说过了。”

“再说一遍。”

我们喝完了汤，吃完了馕，把腌黄瓜也吃完了。易卜拉欣靠在椅子上，摸着自己的肚子。

“吃饱了。不想动了。”

“我也是。”

“那你今天不走了。明天再走。”

“好。”

下午，易卜拉欣在旅馆的大堂里铺了一张毯子，躺下睡午觉。我坐在院子里，拿出日记本，写了几页。写昨天遇到的老人礼萨，写他的两个孙子阿里和侯赛因，写他说“我的战争是让他们活着”。写马苏德的检查站，写他的AK-47，写他连长侯赛因死在阿巴丹。写侯赛因的无花果树，写他妻子的照片，写他让我带去设拉子的军装。

写了很多。写得手酸了，才停下来。

合上日记本，我抬头看天。太阳偏西了，光线从梧桐树的叶子间漏下来，在石桌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风吹过来，带着干燥的土味和一点点羊肉汤的余香。

我想起爷爷。

爷爷不会做饭。他只会煮粥。白米粥，加一点盐，有时候加一个皮蛋。他煮的粥总是糊锅底，有一股焦味。但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粥。

“远儿，喝粥。”

“爷爷，糊了。”

“糊了好。糊了香。”

他走了十几年了。我再也喝不到他煮的糊粥了。但焦味还在记忆里。

傍晚，易卜拉欣带我去清真寺。不是做礼拜，是去看日落。清真寺在小镇的西边，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据说有上千年历史。外墙是土坯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用新砖补过。入口的拱门上方，有一块蓝色的瓷砖，上面刻着波斯文。

“写的是什么？”我问。

“**是光。光不灭。”

“光不灭，”我重复了一遍。

我们爬上清真寺的屋顶。屋顶是平的，可以俯瞰整个小镇。太阳正在落山，西边的天空是橙红色的，像一块巨大的画布，被颜料泼满了。小镇在夕阳下变成了金色——土坯墙是金色的，梧桐树叶是金色的，清真寺的穹顶是金色的。炊烟从屋顶升起来，笔直地伸向没有云的天空。

“好看吗？”易卜拉欣问。

“好看。”

“我小时候，每天傍晚都来这里看日落。看了二十年，还没看够。”

“再看二十年也不会够。”

“也许。也许一百年也不会够。”

我们站在屋顶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入地平线。最后一丝红光消失了，天空变成了深紫色。星星出来了，一颗，两颗，三颗，越来越多，像有人在天空中撒了一把碎钻石。

易卜拉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个应用。屏幕上是一张星图，标注着各种星座的名字。他举起手机，对准天空，对比着星图和真实的星星。

“那颗，最亮的那颗，是金星。不是星星，是行星。”

“我知道。”

“你知道？你是学天文的？”

“不是。但我来自邢台。邢台有个天文学家，叫郭守敬。七百年前，他研究星星。他算出了一年有365.2425天。”

“比现在的日历还准？”

“差不多。”

“你们邢台人，很厉害。”

“邢台还有很多厉害的人。魏征，唐代的宰相。李牧，战国的将军。他们都是邢台的。”

“你也是邢台的。”

“我不厉害。我只是个骑摩托车的。”

“骑摩托车，从中国骑到伊朗。还不厉害？”

我笑了。“你从四岁开始，在床底下躲炸弹。活到现在，还不厉害？”

他也笑了。

天全黑了。我们走下清真寺的屋顶，回到旅馆。易卜拉欣在大堂里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柜台上。灯火在风中摇曳，把墙壁上的影子拉得很长。

“林远，你明天走吗？”

“明天走。”

“去哪里？”

“设拉子。”

“远吗？”

“不远。两天能到。”

“到了设拉子，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找一个叫礼萨的人。他是我父亲的战友。两伊战争的时候，他们一起打过仗。我父亲去世后，他来过一次，送了一幅画。画的是清真寺。我父亲很喜欢。后来他回设拉子了，再也没来过。我想知道他还活着。”

“你父亲的战友？”

“对。他叫礼萨·穆罕默迪。住在设拉子。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但他是个画家。也许有人认识他。”

“我帮你找。”

“谢谢。”

“不用谢。你请我吃了羊肉汤。世界第一的羊肉汤。”

他笑了。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空调关了，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夜晚的凉意。窗外有蟋蟀叫，一声一声，像在数着什么。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

我掏出日记本，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头灯。

“第1131天。小镇，易卜拉欣的旅馆。

今天没有赶路。在小镇上待了一天，喝茶，逛菜市场，炖羊肉汤，爬清真寺看日落。

易卜拉欣的父亲把地毯卖了，把家具卖了，把锅碗瓢盆都卖了。他恨萨达姆。恨了八年。萨达姆死了，恨还在。地毯没了。

他说，不要把仇恨留给你。仇恨不是遗产。

也许他是对的。

明天去设拉子。易卜拉欣让我帮他找一个叫礼萨的人，他父亲的战友。画家。住在设拉子。

我答应了他。

不是因为我认识他。是因为他请我吃了羊肉汤。世界第一的羊肉汤。”

合上日记本，关了头灯。

月光还在，蟋蟀还在叫。风从窗户吹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个白色的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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