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海南学习

1983年4月的海南，比我想象的还要落后。

海口还只是一个县城样的小城市，街道狭窄，人口稀少。但奇怪的是，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息。

到处是外地人。

他们操着各地方言，聚在街头巷尾，讨论着各种“商机”。有人炒地皮，有人倒腾钢材，有人做建材生意。每个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

“长安，这地方有啥好的？”刘波看着荒凉的海口街头，有点失望，“这还没有咱沈阳热闹”

我笑了笑：“波哥，别急。过几年你就知道这里有多热闹了。”

我知道海南的潜力。

1988年海南建省后，这里的房地产会迎来一轮疯狂的上涨。在那之前布局，就是等着赚钱。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983年的海南，经济还很落后，政策也不完善。贸然进入，很可能会亏本。

我需要等。

等一个最佳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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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待了一个星期，我把整个海南岛跑了一遍。

三亚的海滩、儋州的农场、琼海的港口……每一个地方，我都仔细考察过。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海南的未来在旅游和房地产。

旅游业，会让三亚成为全国最热门的度假胜地。房地产，会让海口成为下一个深圳。

但现在，这些都还没有起步。

我需要等。

等那个最佳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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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沈阳后，我把考察结果整理成一份报告，提交给了公司的高层会议。

“海南？”刘波看着报告一头雾水，“那破地方有啥好投资的？”

“波哥，你信不信我？”我问他。

“信。”刘波毫不犹豫。

“那就对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再等五年，五年后我让你在海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刘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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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我的计划。

何小雨出事了。

“哥，学校让我退学。”

何小雨站在我面前，眼泪汪汪的。

“退学？为什么？”我一下子站起来，“你成绩不是一直很好吗？”

“学校说我是'资本主义的苗子'”何小雨抽泣着，“说我爹是开饭店的，我是'走资派'的后代”

我气得浑身发抖。

1983年的中国，极左思潮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保守的学校领导，仍然把个体户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认为他们的子女“不纯洁”。

“欺人太甚！”我拍桌子而起，“走，我带你去学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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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第二高中，校长办公室。

“你就是何长安？”校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上下打量着我，“听说你是个体户？”

“个体户怎么了？”我反问，“个体户就不能让孩子上学？”

校长冷笑一声：“何长安，我告诉你，我们学校是重点高中，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好。”我深吸一口气，“既然学校不欢迎我们，那我们就走。小雨，咱们不读了。”

“哥”何小雨拉着我的手，“我不读大学了，我回家帮你”

我看着妹妹那张稚嫩的脸，心里一酸。

“不。”我坚定地说，“你必须读书。哥供你去北京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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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我把何小雨转学到了北京。

北京的政策更开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何小雨的成绩好，很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四中，开始了新的学业。

“哥，北京好大啊”何小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看着妹妹，心里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我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妹妹。

我要让她读最好的大学，去看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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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

***要去南方了。

根据我脑中的记忆，***会在1984年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确立改革开放的政策方向。

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1984年1月，***在深圳、珠海等地考察，发表了重要讲话。谈话的内容，我大概记得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社”还是姓“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些讲话，会像一剂强心针，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需要做好准备。

1984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我需要赚更多的钱，建立更广的人脉，为即将到来的大时代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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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公司年度总结大会。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坐满了公司员工，心情澎湃。

“各位同事。”我开口了，“今年是我们光子实业公司成立的第三年三年来，我们的总收入达到了”

我顿了一下，扫视了一圈台下的人。

“一百二十万。”

台下响起一片惊呼声。

“一百二十万在1983年的中国，是什么概念？”我继续说，“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是 万元户，而且是万元户的十倍百倍”

全场沸腾了。

刘波激动得站起来鼓掌，周建国在旁边吹着口哨，周婶抹着眼泪，周边的员工们一个个兴奋得脸通红。

“但是。”我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这还不够改革开放的春天才刚刚到来我们不能停下脚步1984年，我们将迎来更好的时代”

“1984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去深圳”

“在那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电子产品工厂”

“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制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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