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杨广南遁李渊起（终章）

第八卷 从出生到太原赴任 第20章 杨广南遁李渊起（终章）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天下局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各方势力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出来，都想在中原争个高下。这年正月，本应该是各地朝集使齐聚朝堂、共商大事的时候，可没来报道的竟然有二十多个郡。直到这时隋炀帝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各地的民变，比他想象的严重多了。隋朝的统治根基，在这接二连三的动荡里，已经被严重破坏，摇摇欲坠。

面对这么严峻的局面，隋朝朝廷没办法，只能赶紧商量着派使者到十二道去调兵，想把那些的人抓了，挽回局面。局势都这样了，隋炀帝还想着在郡东南建造宫苑。这宫苑规模规划的还特别大，方圆十二里，里面预设的要建造十六座离宫，样式大多仿照东都西苑，可在奇特华丽程度上更厉害。炀帝还不满足，还想在会稽再建个宫苑，可惜那时候天下大乱，局势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了，得亏这个计划最后没能实现。

北方的动乱像熊熊大火，一直蔓延，把隋炀帝弄得坐立不安。四月，洛阳宫大业殿西院突然起火，这一把大火，把炀帝吓得不行，他以为是盗贼打过来了，慌慌张张地直接逃到西苑的草丛里，直到火灭了，才敢战战兢兢地出来。其实，从大业八年开始，炀帝就天天晚上担惊受怕，经常在睡梦中惊醒，大喊有贼，得有妇人在旁边轻轻摇晃安抚，才能勉强睡着，可见他从内心里是知道全国的民变的。

616年五月，隋炀帝在朝堂上问大臣们，盗贼的事儿怎么样了。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抢先说：“陛下，盗贼已经越来越少啦。”炀帝点点头，又问：“跟以前比，少了多少呢？”宇文述想都没想，张嘴就说：“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这时候，纳言苏威悄悄躲在柱子后面，不想掺和这场对话。炀帝眼睛尖，还是看见了他，把苏威叫到跟前，问：“苏爱卿，你觉得呢？”苏威一脸严肃，回答说：“陛下，我不是主管这事的官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盗贼。不过从各种情况看，贼离京城可是越来越近了。”炀帝皱起眉头，追问：“你为啥这么说？”苏威深吸一口气，慢慢说道：“以前，盗贼只在长白山那一带闹腾，现在都快到汜水了。再说，以前收的租税、征的劳役，现在都没了，老百姓都被逼成盗贼了。我最近看奏报的贼情，好多都不真实，弄得朝廷没拿出合适的对策来，导致没法及时剿灭盗贼。还有，陛下在雁门的时候，答应不打辽东了，现在又要征兵，如此一来，盗贼怎么能平息呢？”炀帝听了，心里不高兴，脸色也沉了下来，可没马上发火，只是摆摆手，说这事儿算了。

说到雁门的事儿，杨广许下的诺言到底落实了没呢？咱们调转昆仑镜，把时间拨回615年冬季的10月初三，看看杨广回到老家之后发生了点儿啥。

杨广抵达东都洛阳后，目光扫过街上往来的行人，随即斜睨着身边的侍从官员，语气带着几分意犹未尽：“街上还是有这么多人啊。”这话里藏着的心思再明白不过，他觉得先前平定杨玄感叛乱时，杀的人还不够多。

此前雁门被围，杨广为渡过危机，曾定下极为优厚的悬赏标准。可危机一过，纳言苏威却上奏，称当时的赏赐规格过高，建议重新斟酌调整。一旁的樊子盖当即据理力争，恳请朝廷按当初的许诺兑现，强调万万不可对将士失信。没想到杨广却话锋一转，带着审视反问：“你是想借着这事收买人心吗？”樊子盖听出话里的不满与猜忌，顿时心生畏惧，再也不敢多言争辩。

其实炀帝向来在官爵授予、物资赏赐上极为吝啬。早在此前平定杨玄感叛乱时，本该论功行赏的人不计其数，他却特意修改了军队的职位等级制度：将最高阶的“建节尉”定为正六品，往下依次设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秉义尉、奉诚尉、立信尉，每一级都比原先的品级低了一等，等于变相压低了功臣的待遇。

这次保卫雁门的将士，前前后后共有一万七千人，可最终能得到勋位的，却只有一千五百人。而且行赏时，还完全比照平定杨玄感时的“低标准”。打一场仗立下头功的，仅能晋升一级；原本没有军职的人，就算立了功，也只给最低等的立信尉；哪怕打三次仗都稳居头功，也不过只到秉义尉的级别；更别说那些上了战场却没立功的人，即便参与了四次战斗，最多也只晋升一级，原先许诺的实物奖励，也都没有兑现。

偏偏就在将士们满肚子不满的时候，杨广又开始商议再次攻打高丽。旧怨未平，又添新役，将士们心中的愤怒与怨恨，顿时积压得更深了。

杨广在军中的劣名暂缺不提，咱们再把时间拨回616年，杨广问贼之后，没过几天，就到了616年5月初五端午节，大臣们都给炀帝进献珍玩之物，以博龙颜大悦。只有苏威，送了一本《尚书》，想让隋炀帝反省并重整河山。这一举动随后被一些人借题发挥，《尚书》中有一篇《五子之歌》，讲述了夏朝君主太康因外出游猎百日不归，导致有穷部落首领羿趁机篡权，太康的母亲带着太康的五个兄弟流落在洛水边，慷慨悲歌，作《五子之歌》的故事。于是有人就趁机在炀帝面前说苏威坏话：“陛下，《尚书》里有《五子之歌》，苏威送这个，是在暗讽您，预示着国家将亡，恐怕意思不太恭敬啊。”炀帝听了，心里更生气，对苏威的不满再次加深。

没隔多久，炀帝又问苏威打高丽的事儿。苏威想让炀帝知道天下盗贼很多，就回答说：“陛下，现在打辽东，我觉得不用发兵，只要赦免那些盗贼，能有几十万人呢。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因为被赦免了罪过，肯定高兴，争着立功，这样，高丽就能平定了。”隋炀帝一听，脸马上就阴沉下来，只因苏威狂扇隋炀帝还没长好的脸皮，强行挽尊道：“我亲自带兵去打，都打不下高丽，这些小能成什么事？”苏威见炀帝生气了，知道再说也没用，只好默默退下。

御史大夫裴蕴一看这情况，趁机上奏道：“陛下，苏威这话，太不恭敬了！天下哪有那么多盗贼？”炀帝咬着牙说：“这老家伙，太奸诈了，居然用盗贼的事儿吓唬我，我真想抽他嘴巴，暂且再忍耐一下。”

裴蕴知道炀帝心里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为了讨好皇帝，就指使河南老百姓张行本上奏：“苏威以前在高阳管选官的时候，乱给人封官，还怕突厥，吵着要回京城，心思可疑。”炀帝马上让人去查苏威。裴蕴趁机编造罪名，陷害苏威。最后，炀帝下诏书，列出苏威的罪状，把他开除官职，变成老百姓。

在苏威被免官后不久，七月，隋炀帝心心念念的龙舟终于修建完成。此时的隋朝，北方局势动荡不安，烽火连天，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般蔓延，各地的反抗力量不断冲击着隋朝的统治根基。然而，隋炀帝杨广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者说，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在逃避这残酷的现实。表面上，他宣称此次出行是为了巡幸江南，考察民情，展现皇恩浩荡，可实际上，他不过是想躲到江南那片相对安稳的温柔乡中，暂时忘却北方的战乱纷扰。

隋炀帝心意已决，正式宣布要前往。此消息一出，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朝堂之上，众人面面相觑，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忧虑与不安。右候卫大将军赵才，为人刚正不阿，他深知此时隋炀帝前往绝非明智之举，这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会让朝廷在北方的局势愈发失控。于是，他挺身而出，立刻出言劝阻：“陛下，如今北方战乱不止，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此时陛下应坐镇京师，稳定人心，调兵遣将，平定叛乱。若此时前往，恐会让天下臣民寒心，更会让叛军有机可乘啊！”赵才言辞恳切，声泪俱下，然而，隋炀帝却充耳不闻，最终赵才被隋炀帝治罪下狱。

建节尉任宗，同样怀着对国家的忠诚与担忧，他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上书，试图制止隋炀帝的这一荒唐决定。第二天一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在朝堂之上将上书呈递给隋炀帝。任宗在书中痛陈利弊，言辞激烈地指出隋炀帝此举将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隋炀帝看着任宗的上书，越看越怒，最后，可怜任宗，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侍卫们用大杖活活打死，他的鲜血染红了朝堂的地面，也让在场的百官们心中充满了恐惧。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一路上，凡是有官员敢站出来阻拦隋炀帝前往的，皆被无情地处死。有的官员被斩首示众，头颅高悬于城门之上；有的官员被腰斩，死状凄惨。百官们见状，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声音。隋炀帝就这样踩着功臣的尸体，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的不归路。为了给自己的逃避和摆烂行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还赋诗一首：“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公元616年，帝国北方乱成了一锅粥，突厥老是派兵南下，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遭了大罪，整个北方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隋炀帝杨广这人向来多疑，早就对李渊有戒心。可在这乱糟糟的局势下，他也没办法，只能把目光投向李渊这个有能力的将领。

之前，李渊镇压毋端儿、柴保昌、敬盘陀这些起义的时候，特别会用兵，士卒精锐治军严整，打了好多胜仗，军事才能那是相当厉害。北方局势这么危险，隋炀帝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李渊当太原留守，在617年李渊就成了山西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

李渊得到这个任命，权力可大了去了。在太原郡，不管大小官员，要是没干出啥成绩，能力不行，李渊都能直接把他们免职，再提拔别人。黄河以东一大片地方的兵马，也都归他调遣，让他负责清理辖区里的盗贼，保证地方太平。

其实在这之前，李渊当山西河东慰抚大使的时候，靠着胆子大、有谋略，平定了不少势力，手下的实力越来越强。这可把隋炀帝给警觉到了，觉得李渊是个威胁。为了制衡李渊，隋炀帝费了不少心思，先是把他从原来的职位上调走，让他没法再靠着之前经营的关系。然后任命他当太原留守的时候，还特意安排了自己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当副留守。表面上是帮李渊处理政务，实际上是盯着李渊，怕他拥兵自重，威胁到隋朝的统治。

李渊对太原这块地方，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太原是上古唐国的旧地，这儿的老百姓都是陶唐氏的后人。现在自己以唐公的身份得到这片地方，心里暗喜，觉得这是上天给自己的使命。去太原的路上，李渊特别宽厚仁慈，还很聪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亲自和老百姓唠嗑，了解他们的难处，能帮忙的就一定帮忙。很快，李渊仁德的名声就传开了，所到之处，老百姓都特别感激他，都愿意跟着他，为他效力。

大业十二年的天下，犹如一个巨大的熔炉，各方势力在其中相互碰撞、交融。李渊在这乱世中初露锋芒。然而，这仅仅是他传奇人生的开端，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与抉择，在隋末的风云变幻中，一步步书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接下来的剧情就和开篇的对接上了，太原首战甄翟儿之后起义，建国，发展。待到李世民登基之后，贞观三年（629年），太上皇李渊迁居至大安宫。到了贞观九年（635年）五月，高祖李渊在垂拱前殿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他最初的谥号是“太武”，庙号为“高祖”。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将高祖的谥号改定为“神尧皇帝”。此后，天宝八载（749年），其谥号又加谥为“神尧大圣皇帝”；至天宝十三载（754年），谥号再次增订，最终定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隋末年间，隋炀帝荒淫无道，致使天下大乱，各地起义纷起，隋朝对百姓的残害无休无止，衰败之势已无法挽回。李渊敏锐察觉到隋朝气数已尽、新主将兴的局势，暗中谋划大业却不贸然展露锋芒。

为积蓄力量，他采取务实策略，对突厥委曲求全，以获取援助，用谦逊言辞回复李密以稳住割据势力；同时具备极强的决断力与号召力，关键时刻决策如迅雷般迅速，能轻松驱使豪杰归附，最终顺应民心，在隋朝灭亡后接受禅让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后，李渊摒弃隋朝繁法苛政，推行宽和政策，迅速扭转乱世风气。此前隋末偷盗、为盗成风，而此时“偷金者耻、为盗者知非”，百姓甚至因怀念汉朝宽和平实，不再苛责刘邦待人轻慢的过往，足见其治理初步稳固了人心。

朝政治理上，李渊性格优柔寡断，导致朝堂谗言横行；赏罚严重失度，违背议定律法诛杀开国功臣刘文静，却对亲信裴寂过度曲意加恩。这种不公与纵容，让奸邪谄媚之人有机可乘，逐渐败坏了朝堂风气。

李渊在皇子关系处理上极为失策，纵容宠信小人离间骨肉，如同晋献公被谗言影响太子申生、齐桓公怀念旧臣失察那般。最终因错将兵权交给偏爱的皇子，引发“玄武门之变”，造成兄弟相残。事变后，匈奴很快进犯便桥，京城面临外族入侵危机，史臣直言，若不是李世民力挽狂澜，唐朝基业险些动摇。

自古承受天命的君主，唯有贤德者能稳固王业。夏代后开启世袭制，继位者德行、才能各异，导致王朝统治时长不同。虽“天命”难测，但“有德则兴、无德则亡”是不变法则，“天命”不显露征兆，实则警示掌权者需勤勉敬畏。李渊家族在北周、隋朝时虽显贵，却无“积德累仁”的长期铺垫，其兴起与顺应隋末乱世崛起者没有本质的差异，更多是借“民厌隋乱”的时代机遇。

唐朝能“享国近三百年”，一方面是李渊让百姓脱离隋末苦难、获得民心；更关键是唐太宗后续贤明治理，完善制度纲纪，为后世治国提供依据，两代君主接续努力，才让唐朝“天命”得以延续。

李渊开创唐朝基业，势头如同折断枯木般迅猛顺利。治理国家时，他能展现出英明果决、威严有谋的才能；但处理家庭事务、协调皇室关系时，却没能拿出高明妥善的办法。即便经历了像《诗经・鸱鸮》中所咏叹的骨肉纷争、局势动荡之类的困境，也没有对我大唐的根基造成损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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