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世民壮大太迅速

第七卷玄武门后就即位 第2章世民壮大太迅速

617年10月，当李渊携手李建成与李世民共同围攻大兴时，他们麾下的20万大军中，有13万都隶属于李世民统帅的右军。另外7万也不全是李建成的，还有李渊的部队呢。由于兵力基数大，相应地，中层和高层将领的数量也会增加。这样一来，李世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结识并吸纳武将，让他们为自己效力。这种兵力上的对比，导致李世民、李建成发展的不均衡，很可能就是后续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将领们投靠李世民，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被李渊给李世民描绘的美好未来所吸引，或者说是被“画的大饼”给打动了。这个大饼就是一直没有实现的太子之位。

当初，李渊在晋阳起兵反抗隋朝，李世民在起兵反抗初期精心谋划，出力不小。李渊曾对李世民深情地说：“如果此番大事能够成功，那么这天下便是你开创的功劳，我必定会立你为太子。”然而，李世民却恭敬地叩拜推辞。

等到李渊自称唐王，将领和僚属们纷纷上书，请求立李世民为世子。李渊也有此意，准备册立他，但李世民却再次坚决推辞。最终，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不过，对于这两次要册立李世民为太子，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晋阳起兵之前，李渊集团的实力并不算强大，四周强敌环伺，北方有突厥和刘武周，南方有李密，西边有薛举、李轨，东边有窦建德，战略目标是拥有重兵把守的大兴。虽然隋朝已然走向末路，但是在这种周围强敌环绕，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渊不至于在刚刚起兵的时候就对着自己的二儿子讲要立为太子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吧，再说给自己儿子喂大饼是要那样？怕自个儿儿子不出力？

等到了李渊自称唐王，初步掌权之后就更不该了。作为隋朝老牌子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要立李世民太子，之后又不立的，模棱两可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既不理智，也不符合说一不二的特性，更也不符合一个老牌关陇勋贵的修养。

从多方史料的综合分析来看，李渊作为晋阳起兵主要推动者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反叛自己的老东家说到底是不光彩的，有一出“三辞三让”的戏码来混淆是非视听也正常。因此，不能单纯因为晋阳起兵就断定天下是李世民一人所开创的。

再者，从时间线上来看，617年11月17日李渊在晋封为唐王的第五天，也就是11月22日就迅速确立了李建成为世子。如果在这期间真的发生了众将拥戴李世民的情况，那么李渊按理说，不应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决定，接受李世民的辞让，并同时确立李建成为世子。因为即便李渊本人愿意，他也需要时间来平息众将对李世民的支持，而五天的时间显然不足以处理这样一件关乎集团内部稳定和人心向背的大事。

综合以上种种疑点，以及李渊自身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受益者，这一事实，可以更倾向于认为，李渊在决定世子乃至后来皇太子的人选时，首要考虑的是遵从传统的礼法，即立嫡长子为继承人。而恰恰是这个决定，引发了李渊三个儿子之间势力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变化。

从618年唐朝建立到621年李世民获封天策上将期间，周围的割据领主多次给李世民刷“成就”，使其势力、实力、影响力接连拔高。

618年5月20日，李渊登基为帝后，6月初一赵国公李世民任尚书令，李渊的老相好裴寂任尚书右仆射，主持政事，刘文静任纳言。

6月初七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赵公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早在618年3月唐王就以齐公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允许他有权随机行事的权力。而早在起义初期，李世民就被授予了开府的权利，那时他统御的是右元帅府，而这时晋升秦王其府署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后秦王府成为李世民招揽人才、处理军政事务的核心机构，其开府制度得以延续并完善。当然李建成也有开府的权力。

在攻略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已然网罗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幕僚，包括刘文静、房玄龄长等一众文臣武将。

其中在唐朝平定大兴城后，将杜如晦引荐为秦王府的兵曹参军，不久后又提拔他为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内汇聚了众多英才俊杰，但其中不少人被外调他职，这让李世民深感忧虑。记室房玄龄见状进言：“虽然离府的僚属众多，但大多不值得惋惜。唯有杜如晦，此人聪明睿智，深谙大体，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如果大王只是安心守藩、无为而治，那么他或许确实派不上用场；但如果您有志于经营四方、开创伟业，那么除了他，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李世民听后大惊失色，连忙说道：“若非你提醒，我几乎要错失这个人才了！”于是，他立即奏请任命杜如晦为秦王府的属官。

后来杜如晦确实没让李世民失望，他跟随秦王征讨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常常在帷幕之中参谋军事。当时军务和国事繁多，他都能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决断，深受同时代人的敬佩。

在唐朝初建之时，作为三子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李世民，他执意追回杜如晦的行为，已经明显透露出他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位藩王的政治野心。

突然有一个疑问，为啥在唐朝起兵初期到攻破大兴城，文臣武将大多投入了李世民这个毛孩子麾下，而没有被李渊这个***收编呢？

第一是能投谁。

晋阳起兵筹备阶段，李渊被隋朝官员王威、高君雅严密监视，实际募兵、沟通、协调工作都是由李世**合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完成。他们在十日内招募近万人，构成李唐起家的核心武装

从诛杀王威、高君雅到整编太原鹰扬府，都是由李世民直接指挥军队执行。李渊一直到起兵誓师的时候才公开露面，此前军队的管理、训练等实务都是由李世民主导。

李渊作为隋朝太原留守，起兵初期以“尊隋”为旗号，攻破大兴后拥立代王杨侑为帝，避免过早暴露“篡隋”野心。因此，李渊更倾向于以“幕后统筹”的身份稳定全局，而不是直接冲锋陷阵。这种定位使得他在前线军事行动中的曝光度较低，自然减少了与武将直接接触、建立私人纽带的机会。

再就是投谁好。

也就是说，在起义初期唐朝吸纳人才主要靠李建成和李世民。那么面对李建成和李世民，选择谁呢？谁更有利呢？

唐代藩王或将领的“幕府”具有强烈的私人从属色彩，幕僚与主君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更带有“知遇之恩”的情感联结。李渊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早期核心团队裴寂、刘文静等，多为起兵前的旧部或隋朝降官，负责中枢决策；而李世民的幕府则以“军功”和“潜力”为导向，广纳战场立功的武将和有谋略的文臣，如房玄龄、杜如晦早期入秦王府，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人才体系。

李渊起兵后，为快速推进战线，常将军队分为多路，其中渡过黄河后李世民统领的西路军是主力之一，这种分兵模式使李世民拥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可自主决定招纳降将、任命僚属。在攻破长安前，李世民在关中地区多次击败隋军，沿途收编的豪杰、隋朝的文臣武将领自然归属于其麾下。

攻破长安前，天下仍处于战乱状态，武将的核心诉求是“立功受赏”，文臣则希望“施展谋略”。李世民作为前线统帅，能直接提供战场机会和晋升通道；而李渊作为中枢决策者，更多关注政治布局，与基层人才的利益联结较弱。

再说说李建成，他在初期确实也参与了军事行动，渡过黄河后镇守潼关，身边也有一众能人，可是攻破大兴后的军事活动明显减少，不走出去，不碰见人，不和人接触怎么能吸纳人才，最后只能宅在家里等着人才主动前来投靠。不出去打仗直接导致“立功受赏”的指标减弱。再加上李建成被封为太子后，需要在长安处理政务，而李渊就在身边进行监督与制衡，以防止他的势力过度膨胀。这样一来，李建成就直接失去了很多扩大实力的机会。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他的政治吸引力相较于李世民要低一些。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就是年龄。618年5月李渊称帝的时候已经51岁高龄了，李建成29岁了，而李世民则只有19岁。被吸纳的大都是氏族、官僚阶级，对王朝的兴衰都是有一定认识的，说白了就是学过历史。那么考虑到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投谁更好过一点儿呢？李渊已经51了，在过10年61岁，已经年纪很大了，是不是考虑退位呢？自己现在多大，熬到李渊退位，自己不说权利依旧，能平稳落地吗？再考虑到皇帝死的时候一般都会为下一代的统治扫平障碍，从而把自己任期时掌控朝堂的班底一起带到地底下去，自己会不会到时候先一步到地底下等着李渊呢？再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了，两者如果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更年轻就是资本，主子能把我熬死，我自然死亡，总归好过被处理，先去地底下等着他。粗鄙的浅见请不要见笑。

本质上，李渊作为最高统治者，始终掌握着人才的最终归属权，李世民麾下的核心人才仍需李渊任命官职，但他通过“分权诸子”的策略，让李世民、李建成成为前线人才的“直接管理者”。而李世民凭借军事地位、个人魅力和幕府制度，将这些人才转化为“私人班底”，形成了“李渊掌全局、世民掌前线”的格局。这种模式在起兵初期高效推动了战事，但也为后来“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正是这批早期归附的文臣武将，成为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核心力量。

此后，李世民在军事上屡建奇功，先是西边的薛秦来袭，李世民在618年11月大破薛秦。在战争期间，李世民听闻了褚亮的名声，便四处寻访并最终找到了他。李世民对褚亮非常敬重，待遇也十分优厚，还聘请他担任秦王府文学的职位。

后来，李世民凯旋而归，在太庙举行献捷仪式。随后，他被任命为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担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李渊还特地颁布诏令，让蒲州、陕州以及河北各地的总管军队都接受李世民的调度和指挥。

619年1月初三，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出京镇守长春宫。为啥要把刚刚建立功勋的李世民调离呢？

李世民平定薛举后威震关中，其“秦王府”更是吸纳了众多等能臣，逐步形成了独立于皇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势力逐渐膨胀。而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处理政务，缺乏军功根基。将李世民调离京城，可直接减少李世民对朝政的直接干预，为太子积累政治资本创造空间。李渊让李世民出京镇守地方，是为了维持“太子主内、秦王主外”的格局。此次外调可以理解为李渊对李世民系列压制措施的起点。

既然要把李世民外放，那么放到哪儿合适呢？

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李世民已然展现出远超同辈的军事天赋，再加上刚刚平灭薛秦的大功，可以说李世民是李渊麾下，最能打硬仗的工具人。面对唐朝初期四面受敌的局面，将最关键的东、北部防线交给李世民，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优解。

长春宫并非普通宫殿，而是位于今陕西大荔县的重要军事要塞，地处关中东部、黄河西岸，扼守着关中通往河东、中原的咽喉要道。

唐朝建立初期（618年称帝后），天下尚未统一，河东地区仍有诸如屈突通旧部的隋朝残余势力、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威胁关中安全。长春宫是抵御河东敌军西进的前沿屏障，守住此地即可保障长安东部安全。

长春宫临近黄河与渭水交汇处，是关中东部的漕运枢纽，可通过水路转运粮草、兵员，为东征作战提供后勤支持。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曾依托类似地理优势推进战事，对交通要地的重要性有深刻认知。

唐朝初期的主要军事目标是平定中原（王世充）、河北（窦建德）等割据势力，而长春宫是从关中出兵东征的理想集结地和前进基地。李世民作为唐军核心统帅，镇守此地便于快速响应东线战事，统筹调度军队。

李渊让李世民镇守长春宫，是军事战略需求，防御东部、支撑东征、个人能力依赖，李世民的军事天赋与政治权力制衡，避免京城权力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安排既体现了李渊对李世民的倚重，也暗藏着对其势力膨胀的警惕，而这种矛盾的心态，也为后来“玄武门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时期，唐朝与东边的王世充势力产生了摩擦。恰逢王世充的将领秦叔宝和程知节前来投奔，李渊便让他们侍奉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名声，因此对他们十分尊重，并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与此同时，王世充麾下的骁将，骠骑武安人李君羡和征南将军临邑人田留安，也因厌恶王世充的为人，率领部下前来投降。李世民将李君羡留在身边重用，同时任命田留安为右四统军。

既然要开始压制李世民了，为啥还要给他派遣将领呢？

首先对李渊来说军事需求优先于权力制衡，毕竟与其被周边势力吞并，不如让自己儿子实力更强，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风险。武德初年，唐朝面临的外部威胁诸如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远未消除，李渊必须依靠李世民来快速整合降将战力，从而加强军事力量，达到站稳脚跟的目的。秦琼、程咬金等降将的归附，能直接增强李世民的战斗力，这符合唐朝的整体利益。若强行将这些武将划归李渊或李建成，把武将窝在国都不发挥其作用，不符合当时战乱四起的国际形势，绑着一只手跟人家打，肯定会导致军事失利。

其次就是政治分工，李渊的策略是“太子主内，处理长安政务，秦王主外，负责军事征伐”，形成内外分工。李世民在外吸纳武将，只要不直接威胁长安中枢，李渊便予以容忍，甚至通过封赏降将，如秦琼封翼国公、程咬金封宿国公，既彰显朝廷恩德，又让这些武将对李渊和李世民形成双重依附，避免其成为李世民的“私兵”。

李渊或许认为，武将只是李世民的“战时工具”，战后可通过调整官职收回兵权。但他未能预料到，秦琼、程咬金等将领与李世民在长期征战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人后来成为“玄武门之变”中支持李世民的核心力量。这也反映了李渊权力平衡术的局限性，他无法阻止军事统帅与麾下将领建立私人化的忠诚纽带。

唐朝的下一个副本是刘武周，当刘武周619年3月侵犯黄河以东的并州地区时，李渊的应对是派遣姜宝谊、李仲文前去支援驻守并州的李元吉。

此前李元吉在晋阳驻守期间不务正业，遇到谏言也不思悔改，在619年2月22日李元吉获罪被免官。到了3月15日，李渊重新任命李元吉为并州总管。李元吉被免官到复职前后不到1个月，连回去见老爸一面人认错、求求饶都不用，不难看出李渊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很宽容的。

之后的6月姜宝谊、李仲文在雀鼠谷被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击败。李渊因为刘武周的入侵而担心，李渊的好基友右仆射裴寂请求派自己前去。9月裴寂千里送人头，在介休被刘武周击溃。随后，刘武周乘胜追击，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因恐慌而逃走的李元吉所留之地--晋阳。之后10月由于裴寂的错误指挥使得河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史书记载李渊更是因为难以控制的局势一度要“放弃河东”，直到李世民主动请缨才派遣他前去，那么李渊为什么不从一开始便启用唐朝战力标杆李世民，难道父子俩有啥隔阂吗？

首先，恐惧是根源。

李渊恐惧什么呢？也谈不上恐惧，姑且算担忧把。咱们再度拨动昆仑镜，将时间回朔到杨坚执政的604年，杨坚被自己的影帝儿子谋逆篡位，这一年杨坚63岁，杨广35岁，李渊38岁。这时候的李渊目睹了隋王朝最高权力的更迭，自家亲戚杨坚更是因为这场政变而丧命。

到了618年李渊称帝，此时52岁的他已然坐上了当年杨坚的宝座，人越老就越怕死，当然要吸取杨坚之死的宝贵历史经验，在自己掌权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限制自己的儿子们发展，让他们的发展尽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最大可能的不走杨坚被儿子提前送走的老路。

如果按照这个理念看待历史问题的话，要兼顾发展和制约，兼顾皇子升级和国家延续。于是618年唐朝建立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李渊的基本策略是“太子主政、秦王主军”，但需防止任何一方势力过度膨胀。李世民在西线的大胜薛仁杲，已让其声望显著提升，若此时立刻将河东战事也交给他，会导致其军功和军权进一步集中，与太子李建成的差距拉的更大，破坏储位与诸王之间的平衡。

李建成在老爹眼皮底下，根本翻不出浪花，可是李世民要离开长安，去边疆平叛，李渊对其控制就鞭长莫及了。因此李渊对李世民的野蛮生长就开始插手干预，如果不能保持诸王之间的平衡发展，如果处理不当，更是会在将来“要了自己老命”。

因此李世民虽说有实力，可那是是一把双刃剑，不到关键时刻还是不动用的好。于是就先派遣姜宝谊、李仲文前去，失败后为什么李渊不主动指派李世民呢？在之后好基友裴寂分忧不成，造成烂摊子之后李渊声称要放弃河东地区，作为一国之主，一个早已玩弄权术许久的老牌政治家，为什么要采取迂回战术让李世民出征呢？难道不能直接颁布诏命吗？难道他俩闹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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