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电话铃响了。
刺耳的铃声在寂静的乡政府值班室里炸开,像一把钝刀割破了黑夜。值班员老张从行军床上弹起来,摸索着抓起话筒。
“喂?柳树沟乡政府。”
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嘶哑,夹杂着风雨声:“河堤!赵家埫河堤又冒水了!比昨天还大!”
老张的睡意瞬间消散:“多少处?多大?”
“三处!最大一处有碗口粗!老支书已经带人上去了,但人手不够,砂袋也不够!”
“我马上报告!”
老张挂断电话,手忙脚乱地翻开值班簿,找到王德海家的电话。拨号时,他的手在抖,拨了三次才拨对。
电话接通了,是王德海妻子接的,声音带着睡意:“谁啊?这么早……”
“嫂子,我是值班室老张,找王乡长,急事!”
片刻后,王德海的声音传来,沉稳但透着疲惫:“什么事?”
“赵家埫河堤又出现管涌,三处,情况紧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通知周书记,通知水利站,通知派出所,所有男同志全部到岗。我马上到。”
挂断电话,老张又拨通了周秉义家的电话。周家的电话是去年才装的,为了工作方便,但周秉义很少用,说费钱。
这次接电话的是周秉义本人,他的声音很清醒,像根本没睡。
“知道了。通知林砚秋了吗?”
“还、还没有……”
“现在就通知。让他带上昨天的防汛规定草案,直接去赵家埫。”
林砚秋是被敲门声惊醒的。
咚咚咚,急促得像鼓点。他从床上坐起来,窗外还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
“小林!小林!快起来!出事了!”
是老张的声音。
林砚秋跳下床,摸黑穿上衣服——还是那件旧夹克,裤子也顾不上换,抓起帆布包就冲出门。包里装着防汛规定草案,还有笔记本、钢笔、手电筒。
走廊里,老张举着煤油灯,脸色苍白:“赵家埫河堤又出管涌了,周书记让你直接去现场!”
“现在?”
“现在!吉普车已经在院里等着了!”
林砚秋冲下楼,雨点已经开始落下来,打在脸上冰凉。院子里,吉普车的引擎已经发动,车灯切开雨幕,照见满地积水。
周秉义坐在驾驶座,车窗摇下来,雨水斜打进车里。
“上车!”
林砚秋拉开车门跳上去,还没坐稳,车子就冲了出去。泥浆溅起,打在车窗上,很快被雨刷刮开,但马上又有新的泥浆溅上来。
“规定草案带了吗?”
“带了!”
“好。”周秉义的眼睛盯着前方,雨刷疯狂摆动,但视线依然模糊,“到了现场,你就按草案里的标准,检查施工质量。不合格的,当场纠正,不用请示。”
“可是……”
“没有可是。”周秉义的声音很冷,“人命关天,规矩就是规矩。”
车子在泥路上颠簸,像一叶小舟在怒涛中挣扎。林砚秋紧紧抓着扶手,透过模糊的车窗,看见路边已经有村民在往河堤方向跑。他们穿着雨衣,扛着铁锨,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幕中乱晃。
“昨天返工的地方,今天又出问题。”周秉义突然说,“这说明什么?”
“说明……没按标准施工?”
“不止。”周秉义打了把方向,绕过一个大水坑,“说明有人想糊弄,想蒙混过关。防汛不是儿戏,糊弄一次,可能就要用命来还。”
他的话像冰锥,扎进林砚秋心里。
到达赵家埫时,天还没亮,但河堤上已经是一片混乱。
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交叉乱晃,照着奔腾的河水,照着忙碌的人群,照着河堤上三个正在喷涌浑水的大洞。最大的那个洞口,水柱喷出一米多高,像一条发怒的黑龙。
赵大山站在最前面,光着膀子,雨水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来。他正在指挥人往洞口压砂袋,但砂袋一压上去就被冲开,根本堵不住。
“让开!”
周秉义拨开人群,大步走到洞口边。他蹲下来,用手电筒照着喷涌的水柱,又摸了摸周围的泥土。
“砂袋不行!”他站起来,声音盖过了风雨声,“要打桩!要木材!”
“木材昨天都用完了!”一个村干部喊道,“村里能拆的房梁都拆了!”
周秉义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河堤下方一片杨树林上。
“砍树!砍杨树!”
“那是集体林,要审批……”
“现在批!”周秉义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就着手电筒的光,刷刷写下几行字,“我,周秉义,柳树沟乡纪委书记,现场批准砍伐赵家埫河堤抢险应急用杨树二十棵。责任我负!”
他把纸塞给赵大山:“马上去砍!要快!”
赵大山看着那张纸,手在抖,但很快咬牙:“好!砍!”
人群分出一部分,冲向杨树林。斧头砍在树干上的声音沉闷而急促,一下,又一下,混着风雨声,像战场上的鼓点。
林砚秋站在周秉义身后,雨水已经把他全身浇透。他打开帆布包,掏出防水布包着的笔记本和规定草案,开始记录。
时间:凌晨四点五十分。
地点:赵家埫河堤。
险情:三处管涌,最大直径约二十五公分。
现场指挥:周秉义。
措施:批准应急砍伐集体林木二十棵……
写到“责任我负”四个字时,他的笔顿住了。这四个字太重,重到一张纸根本承载不起。
“林砚秋!”周秉义回头喊他,“过来!”
林砚秋跑过去,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模糊了视线。
“你记下,”周秉义指着正在砍树的方向,“第一,砍伐范围限于河堤抢险急需,不得扩大。第二,砍伐后要补种,一棵换两棵。第三,木材使用必须登记,一根都不能浪费。”
“是!”
林砚秋飞快地记着。雨水打在笔记本上,纸页很快湿透,但铅笔字迹还在,虽然有些模糊。
第一棵树倒下了,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巨响。人们蜂拥而上,用斧头、锯子把树干截成段,然后七八个人抬着一段,喊着号子往河堤上冲。
“一、二、三——起!”
号子声在风雨中回荡,原始而悲壮。
周秉义走到最大那个管涌处,指挥人把木桩对准洞口。
“往下打!用力!再用力!”
大锤抡起,砸在木桩上。咚!咚!咚!每一声都像砸在人心上。木桩一寸一寸往下沉,但水柱依然在喷涌,只是势头小了一些。
“不够!”周秉义喊道,“再来一根!并排打!”
第二根木桩抬上来,并排打进土里。两根木桩之间用铁丝捆紧,形成一个简易的框架。然后才往框架里填砂袋,一层一层,夯实。
这一次,砂袋没有被冲走。
林砚秋看着这一切,突然明白了规定草案里那些条文的意义。为什么要规定材料标准?因为劣质材料堵不住水。为什么要规定施工工艺?因为错误的工艺会埋下隐患。为什么要规定现场监督?因为没人监督,就会有人偷懒。
这不是纸上谈兵,是生死攸关。
另外两处管涌也在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天渐渐亮了,虽然雨还没停,但至少能看清周围的情况。河堤上站满了人,有村民,有乡干部,有派出所民警。所有人都在忙,抬木材,打木桩,填砂袋,没人说话,只有喘息声和风雨声。
早上六点半,三处管涌全部控制住。
人群瘫坐在泥泞的河堤上,浑身湿透,累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赵大山走到周秉义面前,这个硬汉的眼眶红了。
“周书记,要不是您当机立断……”
“别说这些。”周秉义摆摆手,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都在这了,没少人。”
“那就好。”周秉义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但烟全湿了,一根都点不着。他把烟盒扔进泥里,“统计损失,特别是砍了多少树,用了多少材料,一一登记。”
“是。”
林砚秋走到周秉义身边,递过去一个军用水壶——是他在车上找到的,里面还有半壶水。
周秉义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剧烈咳嗽起来。咳了很久,咳得弯下腰。
“周书记,您没事吧?”
“没事。”周秉义直起腰,擦了擦嘴角,“老毛病了。”
他的目光落在河堤上那些横七竖八躺着的村民身上,又看了看那片被砍伐的杨树林——二十棵树,现在只剩下一截截树桩,像大地的伤口。
“小林,”他说,“你看到今天的情况,有什么想法?”
林砚秋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太薄弱了。应急物资不足,应急预案不健全,群众缺乏培训……”
“说对了。”周秉义打断他,“但还有一点更重要的:责任不清。”
他指了指那些树桩:“昨天返工不合格,今天才会出更大的问题。但谁来负责?施工的人?监督的人?还是我这个批准返工的人?”
这个问题,林砚秋答不上来。
“所以你的规定草案里,必须明确责任。”周秉义说,“每一道工序,谁施工,谁监督,谁验收,都要签字。出了问题,按签字追责。”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在基层,最怕的就是责任不清。责任不清,就会有人推诿;有人推诿,就会出事;出了事,就会找替罪羊。”
林砚秋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句话。雨水还在下,但笔迹已经干了——他用的是周秉义给的那支铅笔,不怕水。
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一辆吉普车冲破雨幕,停在河堤下。王德海从车上下来,穿着雨衣,但皮鞋上还是沾满了泥。
他走到河堤上,看了看已经控制住的管涌,又看了看那片被砍伐的树林。
“老周,情况怎么样?”
“控制住了。”周秉义说,“但损失不小,砍了二十棵杨树。”
王德海点点头,没问责任的事,而是转向赵大山:“老赵,村民有没有伤亡?”
“没有,都好好的。”
“那就好。”王德海环视四周,“大家辛苦了。乡里会尽快拨付救灾资金,帮助大家恢复生产。”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稳,很有领导风范。但林砚秋注意到,他始终没有提那些被砍的树,没有提昨天返工不合格的事,没有提责任追究。
就像一个高明的医生,只治标,不治本。
“王乡长,”周秉义突然开口,“关于昨天返工不合格导致今天险情加重的问题,我建议成立调查组,查清责任。”
现场一下子安静了。
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赵大山的脸色变了,几个村干部互相交换着眼神。王德海看着周秉义,看了很久。
“老周,现在抢险是第一位的,追责的事,以后再说。”
“现在不查,以后就查不清了。”周秉义不退让,“施工记录、材料使用记录、监督记录,时间一长就会丢失,人员一变动就会推诿。”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坚定,像钉进土里的木桩。
王德海沉默了几秒钟。
“好。”他终于说,“你牵头,成立调查组。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影响抢险工作,不要挫伤干部群众积极性。”
这话说得很艺术。既要查,又不能真查;既要追责,又不能真追。
周秉义听懂了,但他点头:“明白。”
王德海又交代了几句,然后转身离开。他的皮鞋踩在泥泞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很快就被风雨声淹没了。
周秉义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然后转过身,对林砚秋说:“把现场所有人都登记下来,姓名、职务、在抢险中承担的任务。一个都不能漏。”
“是。”
登记工作进行得很慢。村民们大多不识字,要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记。有人不理解,嘟囔着“都累成这样了还登记什么”;有人紧张,问“是不是要追责”;也有人坦然,说“该怎么记就怎么记,我做的事我认”。
林砚秋记了整整八页纸,一百二十七个人。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具体的工作:抬木材、打木桩、填砂袋、运送物资、烧开水……
这些名字,这些工作,组合在一起,就是今天这场抢险的全部。
登记完最后一个人时,已经是上午九点。雨小了一些,变成了蒙蒙细雨。河堤上的人们陆续散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只有几个村干部还在值守,每隔半小时记录一次水位和渗水情况。
周秉义把林砚秋叫到一边。
“草案修改得怎么样了?”
“根据今天的情况,我补充了几条。”林砚秋从包里拿出草案,“一是应急物资储备标准,二是应急队伍组建和培训要求,三是现场指挥权限和程序,四是事后调查和责任追究机制。”
周秉义接过去,就着微弱的天光看。他看得很仔细,不时点头。
“有进步。”他说,“但还是太笼统。比如应急物资储备,要具体到每个村需要多少砂袋、多少木材、多少铁丝。现场指挥权限,要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突破常规,谁有权批准,谁承担责任。”
他顿了顿:“最重要的是责任追究。要写明:如果因施工质量问题导致险情加重或发生事故,施工负责人、监督人、验收人分别承担什么责任。如果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林砚秋一边听一边记,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周书记,这么写……会不会太严厉了?”
“不严厉不长记性。”周秉义说,“你今天看到了,昨天糊弄,今天就要用命去拼。如果还不吸取教训,明天可能就要死人。”
他说得很重,重到林砚秋不敢反驳。
“可是……”他犹豫了一下,“王乡长说,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挫伤积极性。”
周秉义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理解,还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小林,你记住:在官场,有两种规则。一种是写在纸上的规则,一种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你要学的,是在这两种规则之间找到平衡。”
他望向河面,河水依然湍急,但已经不像凌晨时那样狂暴了。
“但有些底线,不能突破。比如质量,比如安全,比如人命。这些底线突破了,平衡就没有意义了。”
林砚秋似懂非懂。他想起大学时政治课上学过的辩证法: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时觉得是理论,现在才明白,这是艺术。
难透了的艺术。
“走吧,回乡里。”周秉义说,“草案还要继续修改。另外,调查组的事,你要参与。”
“我?”
“你。”周秉义走向吉普车,“你记了现场所有人的名单,你最清楚谁做了什么,谁没做什么。调查就从这些名单开始。”
林砚秋跟上去,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情问题,是权力问题,是那些“心照不宣的规则”。
车子发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河堤。
那三处管涌已经被彻底封堵,新打的木桩在雨水中泛着青白的光。被砍伐的杨树林只剩下树桩,像一排沉默的墓碑。
而更远处,赵家埫村的屋顶上,炊烟正在升起——生活还要继续,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
雨刷摆动,刮开雨水,也刮开了林砚秋眼前的迷雾。
他知道,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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