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北地梅花

天会七年二月二十二，赵桓的手终于好了。

那天早晨，他把布条拆下来，十根手指在面前张开，翻过来覆过去地看。结痂脱落的地方露出粉红色的新肉，嫩得像刚剥皮的葱白。他握了握拳，又松开，再握，再松。

“好了。”他说，声音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

赵佶正在墙根下给菜地浇水，听见这话，放下瓢走过来，拿起他的手看了看。

“还疼不疼？”

“不疼了。”

“痒不痒？”

“有一点点。”

赵佶点点头：“痒就是快好了。别挠，忍着。”

赵桓笑了：“父皇懂得还挺多。”

赵佶也笑了。在汴京的时候，他哪里懂得这些？那时候手上破点皮，御医们围上来，这个敷药那个包扎，恨不得把他的手指头供起来。现在呢？冻伤了，溃烂了，草药敷一敷，布条缠一缠，自己就好了。

人这东西，真是贱。好日子过不了，苦日子倒过得挺好。

赵桓蹲下来，帮他浇水。他的手确实好了，握着瓢柄稳稳的，水浇得匀匀的，一滴都没洒在外面。赵佶蹲在旁边看着，心里忽然有点酸。这个儿子，从小没干过粗活，如今浇地浇得比谁都好。

“大哥，”赵桓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你看这个。”

赵佶和赵桓都转过头去看。赵桓把那块东西递过来，是一块墨。不是宫里用的那种松烟墨，是一块普通的墨条，黑不溜秋的，边缘都有些磕坏了。

“哪儿来的？”赵佶问。

赵桓笑了笑：“跟人换的。”

赵佶没问拿什么换的。在这地方，能用来换东西的，只有力气。

“你换墨干什么？”赵桓问。

赵桓看了赵佶一眼，又低下头。“父皇好久没画画了。”他说。

院子里静了一下。

赵佶没有说话。他确实好久没画画了。上一次画画，还是在燕京的时候，用炭笔在地上画。再上一次，是刘彦宗让他画那棵枯树。再上一次……他记不清了。

不是不想画。是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什么都没有。

赵桓把那块墨放在他手里。墨很轻，轻得像一块干透了的木头。赵佶握着它，指腹摩挲着上面粗糙的纹路，忽然觉得手心发烫。

“没有纸。”他说。

赵桓从怀里又掏出一卷东西，递给他。是几张粗纸，黄不拉几的，毛边都起了毛，皱皱巴巴的。不是宣纸，不是任何一种他见过的纸。可它是纸。是可以画画写字的纸。

赵佶接过那卷纸，手指有些发抖。他展开一张，铺在膝盖上，纸不平，边角翘着，中间还有一道折痕。他用手掌压了压，折痕还在。

“没有笔。”他说。

赵桓笑了，转身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不是普通的树枝——他把一头削尖了，磨得细细的，像一支笔。

赵佶接过那根树枝笔，看了看。削得不是很直，笔杆上还有没刮干净的树皮，握在手里有点扎。可它是一支笔。是可以画画写字的笔。

他坐在地上，把纸铺好，把墨搁在面前，手里握着那根树枝笔。

三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他忽然紧张起来。多少年了？他画了多少画？从十几岁画到四十多岁，从来没有紧张过。每一笔都胸有成竹，每一幅都气定神闲。如今，面对这张皱巴巴的粗纸，这根削歪了的树枝笔，这块磕坏了的墨，他紧张得手心出汗。

他深吸一口气，蘸了墨，落笔。

第一笔下去，手是抖的。线条歪了，歪得像一条蚯蚓。他停下来，看着那条歪歪扭扭的线，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悲哀。他的手，已经不是画画的手了。劈柴、挑水、翻地、种菜，这些活把他的手磨粗了，磨硬了，磨得不听使唤了。

他搁下笔。

“画不好。”他说。

赵桓蹲下来，看着纸上那条歪歪扭扭的线。“能画好。”他说，“父皇以前说过，画画不在手，在心。”

赵佶愣了一下。他以前说过这话吗？也许说过。在宣和殿里，对着那些画学生，他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可那时候他是在教别人，自己从来没当真过。如今，这句话从儿子嘴里说出来，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

他重新拿起笔。

这一次，他没有急着画。他闭上眼睛，想了想。想什么呢？想汴京？想宣和殿？想艮岳？不。他想了想这三年。

想那个雪夜从汴京逃走，想站在汴河边流泪，想在燕京太庙前跪着接旨，想在破院里劈柴挑水，想赵桓用玉佩换面，想老婆婆送葱送药，想菜地里的嫩芽一天天长高。

他睁开眼睛，落笔。

这一次，手不抖了。

他画了一枝梅。

不是艮岳里的梅，那些梅是精心修剪的，每一枝都恰到好处，每一朵都开得正盛。他画的是北地的梅——他其实没见过北地的梅，但他知道北地的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枝干是瘦的，硬的，像铁一样。花是少的，疏疏落落的几朵，开在最高的枝头，迎着风，顶着雪。

他画得很慢。每一笔都用力，像是在刻字。枝干用枯笔，皴擦出粗糙的质感。花瓣用淡墨，一笔一笔地点上去，不多，就几朵。

画完，他搁下笔。

三个人都凑过来看。

纸很粗，墨很淡，笔很秃。那枝梅歪歪斜斜地站在纸上，枝干像老人的手，关节突起，青筋暴露。几朵梅花散落在枝头，不艳丽，不张扬，甚至有点寒碜。

可它是一枝活梅。

赵桓看了很久，轻轻说：“好。”

赵桓没说话，只是看着那枝梅，眼眶有些红。

郑皇后从屋里出来，看见他们围在一起，走过来看了一眼。她没说话，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碗水，放在赵佶面前。

“喝口水。”她说。

赵佶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但喝下去，心里是热的。

赵桓把那幅画小心地收起来，铺在炕上晾着。“父皇，再画一幅。”他说。

赵佶摇摇头：“够了。纸留着，以后用。”

赵桓没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赵佶把那幅画拿给老婆婆看。

老婆婆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这是梅花？”

“是。”

“北地也有梅花？”

赵佶想了想：“有。只是少。”

老婆婆点点头，把画还给他。“画得好。”她说，“像。”

赵佶不知道她说的“像”是什么意思。她见过梅花吗？在这苦寒之地，她也许一辈子都没见过梅花。可她说像。也许在她心里，梅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瘦的，硬的，在风雪里开着。

他把画收好，帮老婆婆把水缸挑满。挑完水，坐在门槛上歇了一会儿。老婆婆坐在屋里，继续缝她的衣裳。

“南边来的，”她忽然说，“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赵佶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在这地方，没有人关心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就是“南边来的”，一个俘虏，一个囚徒，一个叫“昏德公”的笑话。

“我……”他顿了顿，“我以前，是画画的。”

老婆婆点点头，没有追问。“画得好。”她又说了一遍。

赵佶坐在门槛上，望着巷子尽头。夕阳正在落下去，把天边染成一片暗红。几只乌鸦从头顶飞过，呱呱地叫着，落在远处的屋顶上。

他忽然想，如果老婆婆知道他以前是皇帝，会怎么想？也许会吓一跳，也许会觉得他在说笑，也许——也许什么都不觉得。皇帝不皇帝，在这地方，有什么区别？都是要吃饭、要喝水、要挨冻的人。

他站起来，跟老婆婆道了别，往家走。

回到院子，赵桓正在菜地里拔草。赵桓坐在一旁，手里拿着那根树枝笔，在地上写写画画。赵佶走过去一看，他在练字。写的是瘦金体。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赵佶蹲下来，看着他写。

赵桓写了一个“春”字。上面半边还行，下面那个“日”字写歪了，扁扁的，像个鸭蛋。赵桓看了看，不满意，用手把那个字抹掉，重新写。

又写了一个“春”字。这次好一些，“日”字圆了，但那一撇又长了，拖下来，把整个字拉得变了形。

赵桓又抹掉，再写。

赵佶伸出手，握住他拿笔的手。赵桓愣了一下，没有动。

赵佶带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写了一个“春”字。横要平，竖要直，撇要有锋，捺要有脚。那个字写在地上，端端正正的，像一棵站直的树。

赵桓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儿臣写不好。”他说。

赵佶松开他的手，看着地上那个“春”字。“能写好。”他说，“慢慢来。一笔一笔地写，总有一天能写好。”

赵桓点点头，又低下头，继续写。一撇，一捺，一横，一竖。写了一个“春”字，不好，抹掉，再写。又写了一个，还是不好，又抹掉。

赵佶蹲在旁边，看着他写。

院子里很静。只有树枝笔在泥地上划过的沙沙声。赵桓在灶房里做饭，锅碗碰得叮当响。远处的巷子里传来谁家的狗叫，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赵桓写了很久，终于写出了一个像样的“春”字。他停下来，看着那个字，嘴角浮起一丝笑。

“父皇，这个还行吧？”

赵佶看了看。“还行。”他说。

赵桓笑了。他把那根树枝笔递给赵佶。“父皇，你也写一个。”

赵佶接过来，在“春”字旁边写了一个“归”字。春归。春天回来了。

两个字并排躺在地上，一个端正，一个歪斜。可它们在一起，比任何一个字都好看。

赵桓看着那两个字，忽然说：“父皇，春天真的回来了。”

赵佶抬起头，看了看天。天边最后一抹红色正在褪去，变成深沉的蓝。几颗星星已经冒出来了，在东边的天空上，亮晶晶的。

“回来了。”他说。

那天夜里，赵佶又把那幅梅花拿出来看了看。月光透过窗纸照进来，照在那枝梅上。瘦硬的枝干，疏落的花朵，在月光里显得更瘦，更冷。

可他看着它，心里是暖的。

他想起了汴京的梅花。艮岳里的那一片梅林，是他亲手种的。每年冬天，梅花开了，他都要去赏。白的像雪，红的像火，粉的像霞。妃嫔们穿着厚厚的裘衣，站在树下，人比花娇。

那时候他以为，梅花就是那个样子的——热闹的，繁盛的，满树满枝的。

现在他知道，梅花也可以是这样子的——孤零零的，瘦巴巴的，只有几朵，开在北地的风雪里。

哪一种更好？他说不上来。但他知道，后一种，是真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画卷起来，用那块粗布包好，放回木箱最底层，和那幅《瑞鹤图》放在一起。

两幅画，一个在汴京的梦里，一个在北地的风里。一个热闹，一个冷清。可它们都是他的。都是他画的。都是他活过的证据。

他躺回炕上，闭上眼睛。

窗外，月亮挂在树梢，冷冷地照着这个小小的院子。

可他觉得，今晚的月亮，比往日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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