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年的春天,洛阳城在一场关于“胡风”与“华道”的朝议之后,空气中仿佛多了一丝微妙的张力。朝廷颁布的几道诏令——在重申开放包容的同时,也强调礼仪规范、加强儒学教育、约束外来宗教——像一块投入激流中的巨石,看似暂时划分了主流与边界,但水面之下,各种思潮的碰撞、观念的激荡,却并未停歇,反而在更深的层次展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经过反思、调整、乃至强化的 “大唐中心论” ,开始在朝野上下,以一种更为自觉、也更为复杂的方式重新确立和表达。
这种“中心论”,已非汉晋时期那种建立在“天圆地方”、“华夏居中”地理想象和“夷夏之辨”文化优越感之上的、相对朴素的自豪。经过与拂菻、大食、天竺、波斯等强大文明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尤其是通过“异域文献馆”系统性的译介,大唐的精英阶层已经模糊地认识到,在已知的“天下”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拥有悠久历史、独特制度和灿烂文化的“他者”。简单的“夷狄”标签,已难以涵盖拂菻的元老院、大食的哈里发制度、天竺的种姓与佛法,波斯的诗歌与智慧。旧的认知框架受到冲击,新的世界观亟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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