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雨中车站

八月走到尽头时，天气开始变得奇怪。白天依旧闷热，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地面，但傍晚会突然刮起凉风，带着远方雨水的腥气。老刘说，这是要换季了。

苏挽的点心摊在文化宫门口摆了三个星期。她的生意渐渐好起来，附近居民都知道老槐树下有个苏州姑娘，做的点心又好看又好吃。她每天下午三点出摊，六点半收摊，像钟表一样准时。我也养成了习惯，下班后先去她的摊位，帮忙收摊，然后送她回巷子口。

我们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只是并肩走着，她提着竹篮，我拿着折叠桌，穿过渐渐暗下来的街道。有时候她会告诉我今天卖了多少钱，哪种点心最受欢迎；有时候我会说修车厂里的琐事，哪辆车最难修，老刘又说了什么笑话。

这种沉默很舒服，像秋天的薄雾，不浓不淡，刚好能隔开外界的声音。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变故来了。

那天我修完最后一辆车时已经六点二十，比平时晚了二十分钟。我匆匆洗了手，连工作服都没换就往外跑。老刘在后面喊：“急什么！人家姑娘又不会跑！”

跑到文化宫时，苏挽的摊位已经收了。老槐树下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孩子在玩跳格子。我以为她先走了，正要转身，却看见她坐在文化宫门前的台阶上，竹篮放在脚边，双手抱着膝盖，头埋在臂弯里。

“苏挽？”我走过去。

她抬起头。脸色苍白，额头上都是冷汗。

“怎么了？”我蹲下来。

“头晕，”她的声音很弱，“坐一会儿就好。”

我伸手想扶她，碰到她的手臂时，发现她在发抖。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她摇头，试图站起来，却踉跄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她的身体轻得像一片叶子，靠在我身上时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你必须去医院。”我的语气很强硬，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层水雾，不知是疼痛还是别的什么。最后她点点头。

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看到苏挽的样子，开得很快。一路上她靠在我肩上，闭着眼睛，呼吸很轻。我握着她冰凉的手，感觉她的脉搏跳得又细又快，像受惊的鸟。

医院急诊室里充斥着消毒水和各种气味。我扶苏挽坐下，去挂号，填表，排队。所有流程我都熟悉——小时候生病，都是邻居带我来这里。不同的是，这次是我带别人来。

医生是个中年女人，表情严肃。她给苏挽量体温、测血压，问了一堆问题。苏挽回答得很简短，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医生让她躺到帘子后面的床上做进一步检查。

我在帘子外等着。急诊室永远嘈杂：孩子的哭声，病人的**，家属焦急的询问，护士匆忙的脚步声。墙上的钟指针一格一格地走，每一声“咔嗒”都敲在我的神经上。

帘子拉开时，医生的表情更严肃了。

“你是她家属？”医生问我。

“朋友。”

“她需要住院观察，”医生说，“贫血很严重，还有别的问题，要等详细检查结果。”

我愣住。住院？

苏挽从床上坐起来：“医生，我不用住院。我回家休息就好。”

“你这样怎么回家？”医生皱眉，“刚才差点晕倒，知道吗？”

苏挽咬着嘴唇，不说话了。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裙摆，那个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每次老师要叫家长时，我也是这样低头坐着，希望地面裂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

“我办住院手续。”我说。

医生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开了单子。

去缴费的路上，我打电话给老刘。

“医院？”老刘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背景音是电视机的嘈杂声，“严重吗？”

“要住院观察。”

老刘沉默了几秒：“钱够吗？不够我这儿有。”

“够。”

“那行，有事打电话。”

挂断电话，我站在缴费窗口前，看着手里的单子。住院押金一千，我数了数钱包里的钱——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但够了。我递上钱，接过收据，上面的数字冷冰冰的。

回到急诊室，苏挽已经被转移到病房。我找到三楼的内科病房，她在最里面那张床，靠窗。病房里有四张床，其他三张都有人，都是老人，要么在睡觉，要么在发呆。

苏挽换了病号服，蓝白条纹，衬得她脸色更苍白。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院子，种着几棵梧桐，叶子开始泛黄。

“手续办好了，”我把收据给她，“你先住着，等检查结果。”

她接过收据，看了很久，然后递还给我：“我会还你钱。”

“不急。”

她没说话，继续看向窗外。夕阳的余晖从窗户斜射了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病房里很安静，只有隔壁床老人的咳嗽声，和远处护士推车经过的声音。

“你晚上吃什么？”我问。

“不饿。”

“我去买点粥。”

“真的不用。”

但我还是去了。医院门口有小摊卖粥和包子，我买了一碗白粥，两个素包子。回到病房时，苏挽已经躺下了，背对着门。我把食物放在床头柜上，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窗外天色彻底暗下来，病房里开了灯，是那种惨白的日光灯，照得一切都了无生气。隔壁床的老人开始吸氧，机器发出规律的“嘶嘶”声。另一个老人在看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小，像隔着水传过来。

“林小舟。”苏挽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愣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她生病了？因为她一个人在这里？因为……

“我不知道。”我最终说。

她转过身，看着我。在日光灯下，她的眼睛显得特别深，像两口井。

“你没必要这样，”她说，“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那你为什么给我做点心？”我反问。

她答不上来。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氧气机的“嘶嘶”声和远处电视的微弱声响。走廊上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我母亲住院时，也是这样的病房，”苏挽忽然说，声音飘忽得像在说梦话，“也是靠窗的床。她最后那几个月，我每天坐在床边，看着她一点一点瘦下去，像蜡烛一样慢慢烧完。”

我没说话，只是听着。

“她走的那天，下着雨，”苏挽继续说，“窗外的梧桐叶子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她拉着我的手，说‘小挽，对不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道歉。是为了生病？还是为了别的？我没问。”

她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像是在积蓄勇气。

“后来整理她的东西，我找到一个旧铁盒，里面有一些信和照片。信是写给陈月华的，没寄出去。照片上，两个年轻女孩站在一座石桥边，都穿着白衬衫，扎着麻花辫，笑得很开心。其中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就是陈阿姨。”

“她们是什么关系？”我问。

“我不知道，”苏挽摇头，“信里写得很隐晦，像是在说一个秘密，又像是在忏悔。我只知道，我母亲离开苏州前，和陈阿姨大吵了一架，然后她就走了，再也没回去。”

“那为什么现在让你来找她？”

“也许是良心不安，”苏挽苦笑，“也许是希望我能替她说声对不起，也许……也许只是给我一个离开苏州的理由。”

“离开的理由？”

“苏州太小了，”她的声音更轻了，“每条街巷都有母亲的影子。我走过平江路，会想起她年轻时在这里拍照；我坐在山塘街的茶馆里，会想起她最爱喝这里的碧螺春；我闻到栀子花香，会想起她在院子里种的那棵栀子树，每年开花时，她都会摘几朵放在我床头。”

她顿了顿，眼睛看向天花板，那里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

“我必须离开，否则会被回忆淹死。”

病房里安静下来。隔壁床的老人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电视还在响，但已经换了节目。走廊上的脚步声又响起来，这次是护士来查房。

护士给苏挽量了体温和血压，记录在表格上。体温还是有点高，血压偏低。护士叮嘱她好好休息，明早抽血化验。

护士走后，苏挽重新躺下，闭上眼睛。她的睫毛在眼睑上投下细细的阴影，随着呼吸微微颤动。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忽然意识到，这是第一次听她说这么多话，说她的过去，她的母亲，她的苏州。

那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一直不敢推开的门。

“睡吧，”我说，“我在这儿。”

她没睁眼，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夜深了。病房里的灯调暗了一些，其他病人都睡了。我坐在椅子上，背靠着墙，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偶尔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远及远。

我拿出烟，想起这是医院，又放回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烟盒，红南京的包装纸已经磨损了边角。

苏挽忽然在梦中呢喃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清。她翻了个身，眉头微皱，像是梦见了不好的事。我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被子，像小时候李婶哄我睡觉时那样。她的眉头渐渐舒展开，呼吸变得平稳。

我就这样坐着，守着她。时间过得很慢，慢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远处钟楼的整点报时，听见夜风掠过树梢的声音。

我想起母亲离开的那个夜晚。也是夏天，也是这么闷热。我躲在门后，看着她收拾行李，看着她站在门口犹豫，看着她最终转身离开。我没有哭，也没有追出去，只是蹲在门后，听着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

那时的我以为，只要我足够乖，足够安静，她就会回来。

就像我以为，只要我写得足够好，那些作文里的谎言就会变成真的。

可是没有。母亲没有回来，父亲没有回来，那些温暖的画面，始终只存在于纸上。

而现在，我坐在这里，守着一个同样在等待的苏州姑娘。她在等一个道歉的结果，我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只是在等天亮，等检查结果，等一个不会太坏的消息。

也许只是在等时间，把我们都带到该去的地方。

窗外，第一缕晨光开始渗透夜色。梧桐树的轮廓在灰白的天幕下渐渐清晰。新的一天要开始了，带着所有的未知和可能。

而我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个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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