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城之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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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洁白的床上，我的双眼盯着洁白的天花板：它干净如洗，给人一种肃杀的宁静。窗外下着瓢泼大雨，斜织的雨密密地打在玻璃上，发出不间断的“砰砰”声响。

妻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头深深地埋在床沿上，一双温热的手紧紧攥着我布满针眼的手。她的手温润而富有弹性，她的头发散发出我熟悉的味道，嘴里发出低低的啜泣声。

而我，此刻正游走在生命的边缘，身体一点一点地失去温度。与身体的冰冷所不同的是，灵魂却仿佛受了刺激一样，变得活跃起来，它挣扎着，扭动身躯，像一缕升腾的青烟，逐渐脱离开我的肉体，盘旋在遥远的天际，冷酷地回望着人世间。

我看到妻子的悲伤，看到她的无助。此时此刻，我多想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说：这是一具整整活了七十个春秋的尸体，他不是自然走向衰老，走向死亡。但应该感到庆幸，他不是英年早逝。不像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死于脊椎肿瘤，一个死于白血病。他们的生命分别定格在36岁和53岁。

但我已经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我的喉管轻微地动了一下，妻子并没有察觉到，啼哭和悲伤占据了她的全部。也许，她对我能够走下病床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想紧紧地攥着我生命的尾巴，找寻些许慰藉。

说实话，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生命延宕时的痛苦，看到一具气若游丝的身体在慢慢变冷、变硬。

对于男人来说，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它更是男人的家，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的灵魂在魂归故里的愿望强烈驱使下，早已流浪到我的故乡，流浪到一个叫作汾阴的地方。

1978年，已经35岁的我，在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重新拿起书本，抛下儿女情长，一头钻进家里存放农具的小屋子，点起油灯，起早贪黑备战高考。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走出农家，远离农具，不再干一顶点农活。

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寒窗苦读半年，一朝中榜。大雁南飞时我离开故乡，到南方求学。

媳妇是个乡下女人，身体壮硕，一张大饼脸，个头一米六五，说话大嗓门。在乡下，这样的女人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干农活绝不输任何男人。这几年在农村能够苦熬下来，我一直庆幸有这样的媳妇在家里支撑。

在我坐上村里专为我准备的牛车要走的一刻，媳妇一改往日说话直来直去的腔调，略带着哭腔说：“走再远的路，都别忘了两个娃，到了学校记得给家里写信。”她的嗓门依然很大，即便是临别时的悄悄话，她也说得村人皆知，我听了都替她感到羞愧。一起来为我送行的三婶听了她的话，佝偻着背，艰难地仰起头，强撑着睁开常年布满眼屎的双眼，笑眯眯说道：“莲娃，你不放心男人就直说，甭拐着弯说是想两个娃了。男人这一走哇！就好比这拉车的老黄牛，不撞南墙是不会回来的。”

媳妇用手捅咕了一下三婶，有点羞臊地说：“娃他爹是上学又不是当官了，家里不供养他他还不得吃风屙屁？他不回来我就领上两个娃儿，像秦香莲一样寻他去。”

两个娃儿一个8岁，一直拽着媳妇的衣襟，寸步不离。一个4岁，被媳妇抱在怀里。他们流着清涕，呆呆地望着我，懵懵懂懂的一双儿女，并不知道他们的爹，在踏上离别的那一刻，将走上一条与他们期望的人生完全背道而驰的路。

四年学成，本可以留在南方城市的我，在爹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考虑回到故乡。爹说媳妇娃娃都在老家，离得远了不好。其实爹并不知道，在南方读书的这几年，面对环境的改变和种种诱惑，我已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一样，突然间就厌倦了家里的凤莲，逐渐与她离心离德，形同路人了。尤其是即将踏上社会的那年，拥有一份工作能赚钱养活自己的时候，我更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婚姻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想起方鸿渐去北平上大学之后，给自己的未婚妻写了一封文绉绉、怯生生的信件，动物一般的原始冲动在断供的现实面前，被他强势的爹硬生生摁了下去。

娘死得早，是爹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爹的话不得不听，但此时的我，莫名其妙地对凤莲厌恶到了极点，我不想见她，甚至无法想象今后的生活：在一个文化人遍布的大院里，凤莲扯着嗓子教训孩子，隔着窗户骂我不收拾屋子。但如果让我当着凤莲的面，从嘴里蹦出“离婚”二字，确是我开不了口的。这些年，凤莲替我生孩子、养孩子，照顾风烛残年的父亲，就凭这一点，我也是无法残忍地将一纸“休书”放在她的面前。

凤莲识字也不多，但大体上还能和我用信件交流。苦思冥想了几天，我写了一封言简意赅又充满了虚伪和谎言的信：大意是这几年已习惯了南方生活，有意留在南方发展。将来条件成熟可接母子三人到南方生活。但眼下刚刚要分配工作，生活艰辛，母子三人不必过来受罪。日后我忙于工作，家里的事恐怕不能帮忙等等。信的末了又委婉地说了我在学校被一个女子喜欢，她的父母是北方人，南下干部，一心想找个北方女婿。虽然我不是最合适的，但因为女子喜欢我，老人们也无可奈何。我现在非常苦恼，正在积极处理此事。

凤莲哭着给爹读了我的来信。我能想象到：大字不识的爹，一准低着头，“吧嗒吧嗒”吸着旱烟，眼睛里冒着无名的怒火，扯着凤莲要到南方来寻我质问。

我写信的本意是让凤莲对于婚姻的变故有思想准备，又想给她留个念想，不要走极端，到学校里闹事，影响我分配工作。

很显然，我低估了一个女人对婚姻的保护欲。凤莲拿着我写信的地址，坐牛车、换汽车、再坐火车，不远千里到学校找寻我，只不过，为了省点路费，她并没有带我已满10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

我和凤莲谈话的地方是在学校后面一条小巷的餐馆里。小巷悠长，地上满是湿滑的青苔，斑斑驳驳的。天落着小雨，雨滴打在门口的芭蕉叶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

阴郁的江南并没有一丝丝让人轻松愉悦的氛围，相反，因为凤莲的悲伤空气里处处充斥着压抑。凤莲的眼泪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不断地诉说着这些年我不在家时她的艰辛，上要奉养公公，下要照料儿女。我几次试图解释，劝她，但凤莲根本不给我机会。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苍白的自辩，冷漠地听她诉说。

我的冷漠像一把利剑一样，彻底斩断了凤莲的希望。她突然停止了哭啼，瞪大眼睛静静地盯了我许久，然后决绝地站了起来，用手抹了一把眼泪说：“娃他爸，你记住，从今往后我不会再为你掉一滴泪水。你不让我和娃好过，我也不会让你活得自在。就算你不认得我们娘仨，你爹你总得瞅几眼吧！回到村里别嫌我给你难堪。说到死，我张凤莲也不会离开你们费家，不信咱走着瞧。”

说完这几句话，凤莲像得胜的将军一样，一扬头，凶巴巴地甩开门走了，很快就消失在霏霏细雨中。

我长舒一口气，心情并不轻松，而是在她离开的那一刻，压抑许久的情感伴随着眼泪，像打翻的五味瓶，一股脑地倾倒在桌子上。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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