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

第九章：网（1998-2000）

1998年的深圳，开始听见一种新的声音。不是机器的轰鸣，也不是流水线的嘈杂，而是成千上万台调制解调器拨号时发出的、如同鸟鸣般尖锐的嘶嘶声。这声音从华强北的写字楼里传出，从科技园的办公室里溢出，最终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

“.com”的狂想曲

赛格科技园八楼，“浪潮科技”的招牌刚刚挂上。王石盯着屏幕上闪烁的DOS命令行，敲下一串代码。这家由“志强电子”孵化出的软件公司，正在开发一款中文电子邮件系统。

“王总，瀛海威的人又来了。”秘书探头说，“想收购我们的技术。”

“告诉他们，不卖。”王石头也不抬，“我们要做中国的Hotmail。”

窗外，华强北正在经历新一轮蜕变。卖元器件的柜台旁，突然冒出许多“网络公司”——往往只是租个柜台，摆几台电脑，就开始做网页制作业务。穿着西装、头发抹得锃亮的年轻人，逢人便说“互联网将改变世界”。

刘志强对这股热潮持怀疑态度。他的寻呼机厂虽然利润下滑，但每年仍有稳定进账。而王石坚持要转型：“BP机迟早被手机取代，但网络是未来！”

这场争论最终以折衷告终：刘志强继续做硬件，王石带着部分骨干成立软件公司。兄弟俩在同一个工业区租下相邻的厂房，中间开了一道门——这道物理的门，成了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经济之间最后的连接点。

“孔雀东南飞”

深圳人才大市场里，出现了新的招聘岗位：网页设计师、网络工程师、IT运维。来自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应届生张小龙，在这里投出了第一份简历。他被告知：“我们不要武汉大学的学生，只要清华北大。”

这种学历歧视很快被现实打破。互联网泡沫催生了对技术人才的疯狂渴求，企业开始互相“挖人”。在科技园附近的茶餐厅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程序员一边吃煲仔饭，一边被猎头用两倍薪资挖走。

更显著的变化发生在语言上。英语缩写成几何级数增长：BBS、ISP、ICP、IPO……这些词汇像通行证，区分着“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从业者。一个不懂Java语言的程序员，工资可能还不如网吧网管。

“深圳制造”的焦虑

与此同时，传统的“三来一补”企业正经历阵痛。李小花的工厂订单减少，开始强制休假。她报读了电脑培训班，学费花掉三个月工资。教室里的打工妹们用僵硬的手指敲击键盘，五笔字根表贴在显示器的边缘。

“学会电脑，就能当文员了。”老师鼓励她们。但招聘会上，企业更想要应届大学生。这些在流水线工作多年的女工，陷入“经验过时，技能不足”的尴尬。

更大的冲击来自一场研讨会。经济学家钟朋荣在银湖会议中心发言：“深圳不能永远做世界工厂，要打造自主品牌！”台下坐着的代工厂老板们面面相觑——他们连“品牌”二字怎么写都忘了。

“数字鸿沟”初现

苏晓雯在做一组关于“新人类”的报道。她在网吧里遇到留着长发的游戏少年，在软件公司采访身家百万的CTO，在人才公寓看到合租的大学毕业生。这些“网虫”们的生活，与一墙之隔的城中村形成鲜明对比。

在蔡屋围村，陈阿婆的收音机坏了，孙子阿海给她买了个MP3播放器。老人摆弄半天，始终学不会怎么换歌。最终，这个代表最新科技的产品被她用来压咸菜坛子。

这种割裂同样存在于政府部门。赵先勇参加信息化会议，听到一堆陌生术语。回来后，他要求下属“必须学会发电子邮件”。但整个办公室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且需要排队使用。

“光”与“电”的竞赛

1999年，深圳遭遇史上最严重电荒。科技园每周停電两天，企业不得不自备发电机。柴油机的轰鸣声中，王石的团队在烛光下调试代码。

“这样不行，”王石对刘志强说，“我们得有自己的办公楼，自己的机房。”

“你知道现在地价多少吗？”刘志强指着窗外，“车公庙那边，一平米涨到八千了！”

正当兄弟俩为成本发愁时，转机出现了。市政府推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他们在南山拿到一块优惠地皮。奠基那天，刘志强摸着规划图上“数据中心”的标识感慨：

“从前我们卖零件论斤称，现在要按‘比特’卖了。”

千禧年的钟声

2000年元旦前夜，世界之窗举办跨年晚会。当倒计时归零时，烟花在“埃菲尔铁塔”上空绽放。人群中，王石接到张小龙从广州打来的电话：

“Foxmail用户破百万了！”

“恭喜！考虑来深圳发展吗？”

“正在考虑，你们那边的环境更好。”

挂掉电话，王石对身边的刘志强说：“哥，我想搞个新项目——网络即时通讯。”

“就是那种能网上聊天的？”

“对。说不定以后，人们都用这个代替打电话。”

刘志强望着夜空中未散的烟花，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的下午。那时他们最大的愿望，不过是修好一台进水了的收音机。

新旧世纪交替的瞬间，无数条网线正在这座城市的地下蔓延。它们将连接起散落在出租屋里的梦想，孵化出改变世界的创意，也将重新定义“深圳速度”的内涵——从盖楼的速度，变成联网的速度。

这张网才刚刚开始编织，但所有人都隐约感觉到：它将要打捞起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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