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过（三）上大学了续

《活过三上大学了续》丁字皮靴/著, 本章共15503字, 更新于: 2025-05-31 21:04

工作是不错，很轻松，就是没钱，工资太低。我是大兵出身，大学毕业后没拿那个实习工资四十一块七毛五，直接就是六十二块四毛三。那也紧吧呀，不敢撒开了抽烟、喝酒，否则就别想过日子了。

我工作还是挺出色成了学校本专业小负责人，有了点儿权利-就是可以给外聘老师签字发课时费。油画家杨xx和姜xx80年代曾在我校任教是我给他们开的最高的课时费！

2014年，我的恩师闫振铎（北京画院国家一级画师）个展在中国油画院开幕，晚宴时，和杨老师问酒，老友相逢他幽默的对在做的朋友们说：他是第一个给我发工资的人！大家一阵哄笑……。

八十年代初，一万块钱？谁见过？北京人管那叫‘一方活儿’。一千块钱叫‘一吨’。那时候，人民币还没有50元和100元面值的纸币呢，两摞5‘吨’十元面值的纸币靠在一起正好是一个立体正方形，往桌上一放‘砰、砰’带响。谁家趁一万块钱那就是‘万元户’。

起初，北京的万元户首先来自老干部平反后补发的工资。再就是城外郊区的养鸡专业户和去广州倒腾牛仔裤的那帮孙子。

我迈进大学校门儿的时候，‘一方活儿’差点儿砸着我脚后跟。等我毕业出校门的时候，‘十万元户’已曙光初照‘演兵场’了。我不得不身背两个‘穷’字：穷老师、穷画家，骑着破自行车往返在上班的路上……

穷则思变，想当纯艺术家的伟大理想开始动摇。我跟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吝啬的释放自己被高档生活用品‘刺激’后而产生的欲望，使它不至于占据大脑思维能力的全部导致在生活中不切实际的贪婪。

可是，‘板儿砖’录音机确实跟‘夏普800’没法儿比，人家小日本儿设计的东西确实牛逼（我佩服他们，但我抵制日货，因为他们丫的太孙子！），从造型设计到录放功能让人耳目一新。那四个喇叭都带橡胶圈儿，重音乐从里边儿出来的时候喇叭盆儿还一动一动的，你能感到有一股微微气浪在有节奏的向你‘扑’来！就是他妈的太贵-一千三百块钱一台，要了‘盒’钱了！我一年的工资只能买半拉。

还有什么冰箱、电饭煲、洗衣机和吸尘器。这些个玩意儿，不但能让您香了嘴，还能把您从‘繁重’的日常生活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你丫的真正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新贵’。

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好东西一下子覆盖了几年前还物质匮乏的北京城，弄得人们心里直挠痒痒。

城东的燕莎商城咱是不敢去，价格不招边儿的‘好东西’太让人受刺激，就是‘大款’们去了也能把他们给‘宰’破了产。就连家门口儿附近北新桥儿路口儿的大华百货商场都不能经常光顾，咱是囊中羞涩而无能驻足。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矜持’多久。但我心里一直在想：别把我给逼急喽，到时候，我非‘玩’一把给你们丫的瞧瞧！

我工作的学校里已经有教师辞职下海做生意去了，人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蔫不劲儿的就再也没见着过人影儿。

‘下海’？-想过，没敢，怕‘淹’着；玩儿矜持？那不是低估自己的能力吗？凭什么钱都让他们丫的给赚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可又话说回来了：不会当‘士兵’的也成不了好‘将军’呀？

得嘞，咱还是：高楼万丈平地起，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万全之策就是：下海归下海，但是，一脚在水里一脚在岸上，咱给丫的玩儿个‘两栖登陆’——以‘革命’的两手儿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儿。

那时候，教师不容许有第二职业。就连到外校代课挣点儿课时费都要受批评。咱不管他那一套，钱到兜里再说。向家里父母那儿借了两千多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国产幸福牌儿摩托车，跑到京城二十几公里外的农大（北京农业大学）园林系代美术课。后来是几个大学同时跑，赶起了场子。当年，在部队开着摩托车跑片子的本事派上了用场。那是我第一次干副业，不菲的收入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银，我娶媳妇儿打家具、凑嫁妆的钱都是这里边儿出的。

当年咱结婚的时候，也不算太寒酸，房子是老爸给提供的一套两居室，那在当年的小两口儿里了不得了，一结婚就进入‘中产’阶级。房子装修咱玩儿不起高档；咱玩儿格调儿，就是现在穷人买了房子提倡的无奈口号：轻装修；重装饰。其实就是“小麦损失杂粮补……”谁敢把卧室的墙壁涂成大红色？（因为卧室在楼的阴面，冬天红色显得热乎）谁敢把不大的客厅铺天盖地的画成迷彩？（因为房间屋顶低矮，迷彩会使你无视天花板与墙角的存在）连家具都是我自己别出心裁，一扫传统的大立柜、写字台，参考南斯拉夫家具样式与现代建筑造型结合设计，一水儿的高级灰色硝基调和漆水砂纸亚光打磨，往屋里一摆-与众不同，倍儿牛逼，谁看了谁不敢说不好。

再加上云南的蜡染布也当成挂毯糊上了墙，各种不值钱的工艺品、满大街都是的唐三彩、造型仿非洲木雕的乌陶等饰品在造型奇特组合家具里腾转摊挪的一摆，是整个房间异彩奔放，格调儿非见一般。还有我自己动手做的两个大音响，黑色的面布角上还贴着两个英国洗发水儿的商标，看上去特像‘真’的。

整个房间里都铺上了地毯，那是宝子的一个哥们儿在饭店管后勤，把饭店淘汰下来的旧地毯卷了一大卷儿送给了我。我借来一个洗汽车用的高压滋水枪把地毯洗了又洗、晒了有晒，生怕有‘艾滋病’。

新家里还有一台北京‘白兰’牌洗衣机呢。不过，那是我为白兰牌洗衣机厂设计洗衣机上的操作面板，用手绘画了一张效果图，纯属给朋友帮忙，没稿费。后来厂里将一台次品特便宜的卖给了我，洗衣服甩干的时候，机身抖得像黑人跳的扭屁股舞，我得帮我媳妇搂着才行，一点儿都没实现从‘繁重’的日常生活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还是宝子帮忙，弄了一个车队，好几辆尼桑蓝鸟和皇冠小轿车，用来接我和我媳妇儿家里的人去德胜门饭店赴婚宴。没有一辆是出租车，用宝子的话说：“咱别用‘的士’呀，丢不起那人！”。

我们当时包了饭店餐厅的一层，十几桌，在那个时候排场也不小了。尽管是东拼西凑的借了不少钱，可不管怎么说咱没在娘家人儿和朋友面前载面儿。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婚是结完了，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任重而道远啊。

宝子早就是万元户了，俨然是一副有钱人的样子，说话的声儿都变了，时不时的还学几句‘港怂’（香港人）说话的腔调：“雷侯啊，哞闷忒啦……”那副操行劲儿大了去了。

那年月开出租的没有几个省油儿的‘灯’。光靠傻逼似地在二环路上瞎转悠那哪儿成呀，得‘泡’机场（首都机场），贼（zei）饭店，外加倒腾外汇。

宝子后来成了一个骗子，這‘王八蛋’干起了‘切’汇（外汇）生意，那是真他妈的缺德！

1986年，谁要说见过大把的美元，那是吹牛逼呐。

北京倒外汇的地方就两处，一个是南城的虎坊桥中国人民银行门口儿，二是东城的东华门威蒙西服店门口往西的马路边儿上，那附近也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虎坊桥后来没戏，瞎忙活了没几天就‘歇菜’了，大伙儿还是往东华门凑。再后来北京的胡同串子们除了倒外汇之外还缩头缩脑的玩儿起了‘指标’儿。出国人员回国可以有一大件（冰箱和彩电）、两小件儿（微波炉、录像机等）免税商品的指标儿。国外订购，国内提货。也可凭借入境时海关开据的免税商品表，到指定地点交钱提货。有的回国人员就把指标给卖了换钱，几百、上千的都有。玩儿指标的时候，切汇‘点儿’就挪到了中日人民友好医院附近的出国人员服务局。

宝子常常是往返于这两地之间，‘指标’儿也玩儿，外汇也‘倒’。那天一早儿，宝子开着‘的’奔了东华门。中午吃饭的时候来家找我，一见面，‘咣’，一捆美金扔到了沙发上。我是第一次‘开眼’见到这么多美元，。那时候，一美元可以换七块多人民币，那一捆美元，一百元一张的，瞅那厚度足足有五千多块钱。要是换成人民币得好几万哪。

宝子眉飞色舞的给我讲起了‘切汇’的过程。

他一早开车去东华门是看地形去了，他威蒙西装店的西边儿发现一个院子，是个套院。就是前面一个主院儿，后面还套着一个后院儿，后院还有‘跑风儿’（后门）。说是我们当年的一个战友的姨家就住這个院儿里，以前他去过几次，后来战友儿的一家搬走了，院儿里的邻居他都熟。

他是想利用這个院子玩一把‘金蚕脱壳’‘切’别人一道。他玩儿‘切汇’自然也失过手，被别人‘切过’，用他的话说：這回是想报一仇。

他说，前几天东华门那儿有一出国回来的傻逼要买一辆126P（从波澜进口的微型小轿车，风冷发动机在车的屁股后边儿装着，大小比现在的QQ还小），车主儿不肯要美元，就要人民的币。就到东华门来还钱，当时，外币买卖受限制，从银行里兑换还要有关‘证明’，还要收手续费。

那年月，银行的管理特别死心眼儿，按规章办事，当时存进去的现金要过24小时才能转账或者提现金。一方面是杜绝了不法分子私下交易，另一方面促使了黑市交易的形成，大家都到黑市上去走‘现’。

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那种车在当时，二手的也得四万多人民币。宝子一下子凑不出那么多钱，就在‘切汇’市场上找了一个外地老帽儿（外来在北京导外汇的投机分子）俩人‘并缝儿’（俩人合作，生意成了以后再分钱）。宝子手里就一万多块钱，还差万儿来块钱才能跟人家去‘并缝儿’。‘并缝儿’的头天晚上，丫的用人民日报报纸落成一千块钱一摞那么厚，裁成十块钱大小，夹层中间刷上米汤半粘在一起，每摞的顶上和底儿下边儿放上一张十块钱的真币，再像银行那样用白纸条绕捆，一摞、一摞的凑了十几摞，真假放在一块堆儿，鱼目还就真的混了珠，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這王八蛋胆儿是真大，弄了一个银行用的白色帆布纸币袋子，把那一堆赝币一兜就奔了东华门。

宝子拽着那‘老帽儿’和从国外回来的‘傻逼’就进了‘侦查’好了的那院子，说：“我这儿有一捆（指手里掐着的一万块钱），跟我上我们家拿钱去。”

一进院儿，一个看上去怎么着也有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一把竹椅子上在门廊子底下晒太阳，宝子倍儿有礼貌的跟老太太打招呼：“奶奶，您这儿晒老叶儿哪？”

老太太抬起半睡的脸，从嗓子眼儿里慢慢的挤出一声儿：“嗯，晒着呢……”还莫明其妙的朝宝子微笑着，就跟是她真孙子似的。

几个人绕过老太太，来到套院儿的门洞儿口停住。宝子不无神秘的对大伙说：“抱歉，我们那口子上夜班，哥几个稍绷，我进屋拿钱去。”说着，把一万块钱递给国外回来的那伙计，那伙计从怀里掏出厚厚的一叠美元看着身旁的那‘老帽儿’。

宝子忙对‘老帽儿’说：“把你那份儿先给他，我回头拿来就给你。”说着把自己的一万块钱放到国外回来的那伙计手里，又抓过‘老帽儿’手里的报纸包塞到国外回来的那伙计怀里，接过美元，转身进了套院。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而迅速，没半分钟，宝子就手里领着布袋子返了回来，将布袋子打开，露出打着捆儿的人民币说：“刚从银行取的，一共十捆。”老帽儿看了一眼口袋里的钱见无大错，又看看宝子，乐了。

宝子长得一副让人可信的样子，高大、魁梧，有点儿像电影明星陈宝国。宝子忙将布袋子口儿一攥，往‘老帽儿’怀里一捅，对那倆伙计认真的说：“快走吧，别让我们那口子听见。。。。。。”说吧，转身就又回了后院儿。

成了，‘老帽儿’和那个国外回来的‘傻逼’肯定迅速的找一没人的地方数钱去了。宝子顺着后院儿的‘跑风儿’就颠了，一口气撩到了我们家。

听完他眉飞色舞的白霍，我顿时感到脑瓜皮子一阵阵的发麻。這小子什么时候‘玩起蝎了虎子’来了？这不是糟践自己吗？丫的早晚得折进去。

我对宝子摔了句咧子：“你丫這事儿办的够操蛋的啊，一点儿都不局器，以后离我远点儿！”

“你丫的懂什么呀？这叫‘富贵’险中求。”他还有理！

擎那儿以后，我得有多半年没搭理宝子，丫就欠臊着丫的。

我天生胆儿不小，从不敢干出圈儿的事。不怕吃苦受累（但不愿意吃苦受累，特别羡慕不劳而获的结果），我心里明镜似的，要想甩掉贫穷的‘帽子’就得‘勤奋’。

我什么都干，人常说：没有绝对懒惰的人；只有没有方向的人。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挣钱，只要是能挣钱的事儿我都有兴趣。要不然，那可真成了：男人没钱；走到哪儿都讨人嫌。

因此，道听途说的‘信息’我也是‘有枣儿没枣儿三杆子 ’的去‘努力’。听说倒聚録乙烯能赚钱，就开着摩托车奔和平里北口的化工部找关系弄批文儿。螺纹儿钢紧俏的时候，我也去到处打听谁手里有指标，连医院里照B超的机器我也涉足过，但都是因为想玩儿‘空手道’而偃旗息鼓。

倒是后来倒腾暖壶挣到了钱。北京的保温瓶厂产品改造，将原来的生产自行车链条的下脚料做外皮的暖壶更新换代，改为薄铁皮花样彩色喷漆，提手儿和握把儿都是电镀的，瓶身喷上彩色的大牡丹花别提多帹了，但看上去倍儿喜兴。那时候，娶媳妇儿送礼的除了被活面儿都搭上个暖壶。这种暖壶不是那么畅销，再说，那会儿哪儿那么多像现在似的三天两头都能见着婚车队在二环、三环上穷他妈转悠？

结婚的毕竟是少数。那厂里的生产线一开动，一天就能出几百个暖瓶。要是生孩子兴送暖壶就好了，医院里分分钟有孩子坠地。而且，北京人接受个‘新鲜事物’没有上海人快，用惯了的东西且舍不得换呢。我们家的那个‘链条眼儿’暖壶，换了多少回瓶胆都记不清了，一用就是二十多年，后来锈得刷漆都挂不住了还没舍得扔，用它当了蝈蝈笼子。

暖瓶厂销售科有我一个朋友，偶然在街上碰上了聊了起来。他说我去帮他连推销带送货，一个暖瓶能挣四块钱。我有摩托车，跑‘点’儿送货没问题。那时候，四块钱可算不少了，关键是要跑出‘量’来。除了厂里的固定点儿以外，我都跑到南城去了。什么国华商场、翠微路百货、东城的地安门百货及交道口的土产商店，等等。‘战果’不是很辉煌，大部分商店每次都只要十个、八个的，说是试着卖，卖完了再进货，有的当时还结不了帐还代销。后来，我到厂销售科找我那个朋友想退掉这件事不做了。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个小暖壶，就是现在的保温旅行杯，我挺喜欢，带在身上也很方便，瓶身的颜色也很简单，图案看上去像是方格布，瓶子盖儿还可以摘下来当杯子用。

我就问他：“这种杯子是咱们厂生产的吗？”

“是，这是给一个大单位定制的会议用杯，现在没再生产，还有不少库存和次品，你有兴趣？”

“拿几个我去试试，不行就拉倒呗。”

我装了一纸箱的保温杯，大概有十几个。厂里供销科的朋友说，能收回成本就行，定价四块钱一个，我卖多少钱他们不管。

得嘞，我把一箱保温杯往摩托车后架上一捆，开起车就奔了城西边儿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学院。那是我当年学习和‘战斗’过的地方，我党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贯法宝就是：有困难找组织，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那将是无往而不胜。我在大学时，当了四年的学生干部，在院学生会搞过宣传。学生会里好几个部长都是我当年的同届同学，后来留校在学生会当了领导。

他们哥几个一插手儿，我這事儿一下子变简单了，全院十几个不同的系，会**老蔡一个口头‘传销’，暖壶样品发下去，中午吃饭的时候，‘订货单’就返回来了：120多个暖壶订出去了，样瓶都换成了现钱。我们音、美系我都没打照面儿，因为所有的人都太熟悉了，见了我干這个？那还不小瞧我？再说了，熟人不讲‘理’，到时候光拿杯子不给钱你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不用说，学生会的领导哥们一人一个免费的小暖壶儿，这可算不上‘贿赂’，这叫答谢。

我立马返回保温瓶厂里让他们组织货源，销售科长高兴得麻了爪儿，库存没多少，没想到这种没上过市的产品能有效量。厂部立即开会决定上一条‘线’生产这种微型暖壶。新出的产品增加了颜色，改进了瓶盖儿的密封圈儿，产品包装也美观了许多。就是新起了个名字不咋地，叫‘牡丹牌儿旅行杯’，这个厂的厂长还是留恋他的卖不出去的大牡丹花暖壶。

我建议改叫：‘小红花儿微型暖壶’，‘微型暖壶’比‘旅行杯’功能与使用范围扩大了，也不用在推销的时候老被人家问：这杯子保不保温了。再说，‘旅行杯’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携带方便的饮水用具；‘微型暖壶’是一个保温承载器皿的概念，冬天你可以装热牛奶，夏天您可以装汽水儿。

结果，厂部论证之后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市场反应非常好。我因该跟他们丫的要创意专利费。那时候哪有这一说呀，就是有也没人给你，因为你丫这是多管闲事儿。

我如法炮制的奔波在京城的多所大专院校，小暖壶儿卖‘疯’了，暖瓶厂的生产工人都开始三班倒了。

我在暖壶上发了笔小财-终于熬成了‘万元户’。好景不长，暖壶厂里的推销员不去开发新市场，专门‘吃’我的‘缝儿’。我一般去过的院校两个星期后才再去回访和讨还新订单，哪知這小子中间插一杠子，弄得我特嘬瘪子。这且不说，就丫的那打扮儿能把我给气死：夏天，丫的穿一条没膝大裤衩子，上身儿套一和尚衫、一双满脚面都是小窟窿眼儿牛皮纸色儿的塑料凉鞋，手里拎着个乡村会计才提愣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儿，外加一把折扇，一笑牙床子先露出来，看着倍儿脏。

冬天，蓝色栽绒领儿的棉中长大衣，袖口油光的发亮，后背永远是坐没坐相才会拧巴出的皱褶。劳动布裤子，裤口儿还挽着边儿露出下面的灯芯绒面儿的五眼儿大棉窝。到哪个院校都是那句话：“我们是国营企业，正在搞改革，不景气。请多帮忙，支持一下？”我都给背下来了。

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货卖一张皮，就您老兄那打扮和那一嘴的牙花子，谁还想用你卖的杯子喝水呀。這暖瓶厂的厂长也是：找个有点儿模样的，再给制办身儿‘形套’哪能花几个钱呀？这可是咱‘小红花儿’的门面哪。

厂销售科的科长是我过去很好的一个朋友，但丫的有点儿不地道。看着我赚钱了眼热，要把原来说好的提承额度降下来，说是厂里的意思，我推出产品量太大了，回扣的百分比就要小一点。派那‘大牙花子’跟我的‘缝’也是为了将来把我替喽，因为他是厂职工，只拿工资没提承。

嘿，我操！真是过了河就拆桥啊！我跑到厂里见到我那哥们儿跟他理论，没说几句就弄蹭了……

北京，八十年代对朋友有一个特准确的定义：

‘朋友’-就是能在关键的时候毁你！

为了倒腾暖壶，摩托车跑烂了両副轮胎，一套缸筒儿，发动机还镗了一次缸，我那辆邮局淘汰下来的绿色‘电驴子’也该换换了。我就去了城东的劲松东口外的摩托车‘车市’儿。

车市位于东三环外劲松东口儿向东200米的马路边儿上。对面儿就是北京机电公司分公司的一个货场兼仓库。当时北京还没有正式的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从机电公司出来的车一般都有购车‘大票’，也就是交完购置税的发货票，有的二手车丢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票的经过验证车不是偷的，买主卖主当面写一个认证书签字被能够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北京市户口本儿是最好使。然后，付一点儿手续费就能补张发票和一张有机电公司印章的交易证明，购置税本儿也能在那儿补办。

有了这些个手续就能到崇文区的幸福大街13号北京交通局的车辆管理所（我们叫车务科）办理过户手续，特麻烦。没辙，很多二道贩子都不过户，收一辆二手的摩托车，卖主儿如果是原车主，身份证和车辆行驶本儿上是同一个人名儿，就将车主的身份证在手里‘压’一段时间，几天、半个月不等，但都不会太长时间，还得给卖主压点儿钱，等车倒给下一个买主过完了户，还身份证的时候人家再把钱还回来。也有拿假身份证蒙事儿的，但那是少数。车市上的专业摩托车贩子都是玩长线的，不是黑一把就走，都很局器，不在手续里面玩‘花活’（指的是造假行驶本和购置费本儿）。用他们的话说：“别跟政府逗闷子，玩儿‘显’喽吃不了兜着走。。。。。。”

车市上的這帮孙子（二道贩子）大多在车况和接手时的价格里打埋伏。他要是跟你说这车才跑了多少、多少公里，发动机是原装从来没动过，一点儿不烧机油等等。你可千万别信，你要是一个外行，花了钱就给你添‘恶心’，回到家，没几天，打着了车后，发动机小轴（连接活塞和曲轴连杆儿的销子）也响了，排气管子冒黑烟（烧机油）等等毛病就出来了。你回去找他，翻脸就不认帐。

你想啊，他们丫的靠什么赚钱？市场价格在那儿摆着呢，除了国产的老幸福和新型幸福牌儿摩托车价格没谱儿，价格一般以车的成色浮动的厉害，2800元到3500元不等，能卖到4000元以上的那就基本上是嘎巴新的车了。一班车贩子也不贼这种车，又费油又不好出手，也没多大‘缝’儿（赚头）。

进口车里，东欧国家产的车也不招人待见。象‘伊发’系列的：伊发175、伊发250、加娃350都是造型上傻大黑粗、噪音大、烧混合油、烟大，没人要，价格也便宜，维修起来特麻烦。要想换一个发电机，没有专用的‘拿子’别想从发动机的机壳里掏出来。这种车，贩子们接过来也不捯饬（给车美容）挣几百块钱就‘走’（出手）用它们的话说：“就这一堆、这一块，没什么商量。”

最受欢迎的是小日本儿产的车。从铃木、本田到川崎系列都要价倍儿‘狠’，接的高（买进），出（卖出）的也高，因为性能好、省油、噪音低、提速也快，很受真真像我这样买车是为了用的主儿青睐。因此，新买主出手也大方，成交很快，买了不会砸手里，骑一段时间再把它卖了也不会赔钱。很多人专门倒腾这几种车，就是挣不到什么钱也捞个‘白骑’。

我初去车市，转悠了好几天，想摸摸行情换个好一点儿的车。聊天儿中，认识了一个贩子，大伙儿都叫他胖子。胖子是有点儿胖，岁数跟我差不多肚子挺老大，一身肥膘儿说话直喘粗气。但这人憨厚，和我很聊得来，谈话中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术老师，就是喜欢骑摩托车。他很高兴，还略带惊奇的告诉我说他哥哥也是画画的，在呼家楼电影院画广告。嘿，我们成了朋友。

我当时问他要不要‘倒’我这两破‘幸福’，他摇摇头说：“你这车卖不出价，我低价接，你就亏大发了，平价接我就没‘缝’（利润）儿了。你别卖了，我给你找一主儿，你跟他换得了。”

原来，胖子认识一个往朝阳菜市场贩鱼的哥们儿，手里有一辆白色的伊发250，车很漂亮，但对他来说不适用，车尾没有行李架，而且，车身也高，他想在车后面挂两个铁皮桶贩鱼很难实现。听说胖子帮他找了一辆‘幸福’，当天就来车市了，看了我的车，答应换。但是他的‘依法250’比我的车值钱，如果要换我还得给他搭1000块钱。我觉着有点儿不划算，还是胖子出面说情，就给丫的搭500块钱，也别过户了。另外，他的车长期扔在家里也没上保险和养路费，查了一下查个200多块钱也就算了。

这样，我有了第一辆进口车。回到家后，又洗又擦还打了上光蜡，重新用不干胶纸刻了外文字帖在邮箱上，看上去像个新车。这车比我那辆老‘幸福’开起来牛逼多了，四个前进挡加一个高速档，开起来又轻又快。

车换回来没几天，拯救一新后没事闲的就去车市找胖子显摆，结果，胖子一看车当时就问我卖不卖，我那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有点儿舍不得。胖子说：“好车有的是，价格合适就出（卖），我瞧着你会捯饬车，干脆，咱俩合作，我抓车（买车）你‘拾道’（美容兼简单修理），出了手咱哥俩分。”

胖子有经验，也算是车市的‘老炮’儿了。他能用很低的价钱‘抓’到合适的车，再经我一‘翻新’，总能卖出个好价钱。

人常说：买卖门前无父子。胖子人再好，谁能跟钱有仇啊？没干两把活儿，丫的就跟我玩儿起了‘哩哏愣’（斗心眼儿）：明明是3000元收的车，丫跟我说是3800元收的。

得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哪儿来的神仙皇帝？——歇了吧，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后来我真成了一个摩托车‘虫’儿，不但会看行市、找出车的毛病，还能辨真伪（车的手续）。一般的摩托车，擎我跟前儿一过就能听出有什么毛病。

短短的两三个月，我就从一辆‘幸福’摩托车开始，一辆接一辆的连‘倒’带换，没从腰包里掏过一分钱：第一辆伊发250就不说了，后来是铃木系的A-100、AX-100、铃木-125，HONDA-CG125、川崎黄河250（合资车）直到水冷发动机的HONDA-400。这辆车当时是最牛逼的，只要我骑着它一到车市儿就会迎来一阵起哄架秧子的声音：“哦-哦-哦-给丫的一大哄噢……”

這种起哄跟七十年代完全不同。那种打群架，没事儿瞎他妈起哄，不‘横’假充‘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坏小子们早已改邪归正，一门心思钻钱眼儿了。那是谁有钱谁牛逼，真碰上‘恶习’不改的傻逼，最后的胜利者一定属于花得起钱买‘凶’的主儿，相当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当年用黎巴嫩南方雇佣军袭击贝鲁特。

其实，车贩子们是羡慕的在发‘情’。我也不含糊，总是鸣响HONDA-400那特有的四喇叭重音笛加轰大油门，让发动机发出“轰、轰”的声响回应他们，那气氛活像山大王骑着‘乌龙驹’检阅土匪弟兄。

每当这个时候，胖子都会舔着个肚子走过来，笑眯眯的拍着我的肩膀对围观的人说：“这是我兄弟，刚来的时候还是个‘雏’呢，好嘛，今非昔比，现如今也是个人物了。”

我也会笑着对围观的人回敬他：“这是我师父，是他教我‘大款’是怎样‘坑’出来的……”

周围的人一片哄笑……

那辆HONDA-400摩托车价值小两万呢，我用它换了一辆‘126P’四轮儿小轿车，就是当年北京街头上跑的‘大头鞋’小汽车，也叫菲亚特。（从波澜国进口的微型小轿车，风冷双缸650型发动机在车的屁股后边儿装着，大小比现在的QQ还小，左右共两车门，后座儿要想上人得把前座的椅子靠背向前搬倒才行）

菲亚特126P小汽车（我们那时简称：小P）让我告别了摩托车时代。后来的劲松东口摩托车市儿也改成了二手汽车交易市场，从菲亚特126P到解放牌大卡车，五花八门儿什么都有。如今挪到了南四环的花乡，那帮车贩子大部分还是原来劲松东口儿那些老‘炮’儿，胖子也在里边儿。看来，大家都在进步，也都腰缠万贯了吧？

花乡的新老车‘贩子’们，兄弟向你们致敬！

开起四轮小汽车那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其马，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啊。晚上吃完饭，拉上老婆和孩子在二环路上兜风，倍儿爽。特别是下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开车到街上溜达一圈儿，从车里看着来回摇动的雨刷器外在风雨中骑着摩托车甚至自行车狂于奔命的人，心里特幸灾乐祸，倍儿得意。（丑陋的中国人）

开上了小四轮儿（小P），感觉自己在当时北京的草民堆儿里上了一个台阶儿。

我女儿当时两岁，在东直门外使馆区内友谊商店对面的外交人员服务局托儿所，每次我开着小P去接她，入托孩子的家长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当然，也有开着皇冠轿车来接孩子的，咱是不敢跟人家打招呼，要是人家主动跟咱打回招呼，我能冷不丁的得把托儿所门口儿的井盖儿给踩翻喽。（那门口却是有一个井盖儿，也不知现在挪没挪开）

那年月，开‘夏利’的是影视圈儿明星大腕儿。开‘拉达’吉普的是大倒儿爷，开小P的就是个体户和小倒儿爷了。我就是。

我倒过一次小日本儿进口的吸尘器，是托关系从隆福大厦进的货。造型小巧玲珑，延长把手还可以折叠，还是充电的，使用时不会受连接电源的电线困扰。我一下子进了十几台，因为它便宜。每一台就挣十几块钱在朋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们中间讨好大家伙儿。哪知道，充电的时候，随机来的变压器虽然适应110-220电压可以插到220伏电源里。但是，振幅的赫兹不匹配，充不足电。以致工作的时候，吸尘器像个‘软腰子’，连吸个烟灰儿都费劲。弄得哥们儿、朋友找我退货，特没面子。

原来，这东西是人家隆福大厦卖彩电白搭的礼品。你说，我再回去找人家隆福大厦的人去？那不成了‘罗圈儿’显眼了？-歇菜吧您呢！……（打牙往自根儿肚子里咽吧）

买卖咱是不做了，一买一卖没劲，低智商。得想办法做大生意。好比‘活着’与‘生活’那能一样吗？

做买卖丢了自己的专业不说，也使自己的社会层次越混越低。

做生意就不一样了，那得需要智慧。大生意和小生意也不同，区别就在于需要文化来支撑。而且，与文化搭上边儿的生意能撞上暴力。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老爷子说的）

一天，上大学时跟我宿舍的陈靖来找我，托我给他从东北来的一个朋友在北京找房子住，我哥们儿多就应下了。当天晚上他就把那东北哥们带我家来的，此人豪爽，是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是一个东北民歌演唱大腕儿郭颂的儿子。键盘倍儿牛逼，爱喝啤酒，还会‘造’曲儿（作曲）和‘扒带子’（八十年代歌星，大部分都是翻唱港台歌曲或是新加坡电视剧插曲，成盘儿的翻唱歌曲录音带卖的倍儿火，做带子特赚钱。那时，传进国内的流行歌曲没有现成伴奏带，需要专业学过作曲和配器的人听出原版带里的配器种类、特点及旋律写成分普，再找来不同乐器的演奏员来演奏，最后合成伴奏带再让歌星来演唱。这就叫‘扒带子’），

我喜欢音乐，和他聊得挺投机。他持意邀请我和他一起做录音带生意，我是学美术的，又懂点儿音乐，还能设计磁带封面。我们一拍即合，夜里2：00喝完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小良喝醉了。

我家那时候有一台‘剑舞’音响，在当时很牛逼。小良大部分时间在音响前戴着耳机‘扒带子’，写分谱，晚上我们才进棚录音。

那晚儿，北京城里头就那么几个录音棚。一个是城东的大山子棚和城中阜成门的中央二棚（国际广本电台内），再就是我们常去的城西挨着清华大学的清华园棚。玩儿棚的人也不少，大家都是在争时间、抢速度的快出带子抢市场。所以，棚里的生意倍儿火，很少有空棚的时候。一天24小时，一小时收费100元，一档就是两千四百块钱，一旦进了棚就跟打仗似的，要周密计划演员、演奏员的排序，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我第一次跟小良进棚特紧张，一是，他一进棚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坐在调音台旁边儿，严肃、认真的总是骂人：“妈的，节奏、节奏！哎呦，妈了个逼的，唱拖了……跟紧点儿……没吃饭哪？……”（当然，对面玻璃后面的录音室里的演员听不到，他是急得自言自语）同时，也顾不上跟我说话，偶尔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总是在说：下一个演员到了没？（我负责安排司机接送演员，有时我也跑车）

二是，那么多明星大腕儿只在电视里见过，见了真人还真有点儿紧张，弄得我一整天都落不了汗儿，脑袋瓜子‘嗡嗡’的直响。

我和小开始只是小制作，分分钟都要计算成本。他扒几只曲子，我就得去找钱，凑多少钱就干多少首歌。然后，凑上五、六首就找别的‘棚虫子’去拼缝儿。（拼缝儿-就是那我们录好的几首歌儿和别人有实力的一起出盘儿带子，然后，按多寡分钱）其实，我们的制作成本大部分费用全是花在歌唱演员的身上。（就像现在弄电视剧，大部分资金都给了有收视率的明星大腕儿了）乐器演奏员基本上是后台活儿，没人知道你是谁，给点儿钱就打发了。我认识一群玩乐器的高手儿，他们丫的大部分是空有了一身绝活儿，都在北京的各大乐团无奈的猫着等着每月发的那点儿工资过日子。用他们就跟拔葱似的随便提搂。

有名儿的碗儿就不一样了，我做预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她）们。有的是靠打电话，熟一点儿的就登门拜访。但是，他（她）们基本上都有固定价钱，你也讨不到太大的便宜，他们也得吃饭。只不过，干活的时候多买点儿力气。这里边儿水分也很大，碰上不拿你当回事儿的，本来20分钟就能录完活儿，他不在进棚前认真准备，进棚后耗你个各把钟头儿不得赔死你？所以，对歌唱演员您得好生呵护着，大家互相开面儿。

实际上，有的表面上挺火的演员也倍儿饥渴，等着钱付房租的有的是。但他（她）表面上特跟你拿劲儿，其实丫的连谱都不识，到了棚里我还得一句一句的教他（她），谁让咱就喜欢他（她）那天生的嗓音儿来着？

我和小良分工很明确，他负责技术，我负责外联。联系录音棚、车辆、演员等方方面面包括买盒饭都是我的事儿。噢，还得给他不歇晌的备好啤酒。

这钱赚的也他妈的挺辛苦，但我觉着再辛苦也是‘精神层面’的游戏-虽苦尤荣。

这一来二去，這行当里的事儿我就门儿清了。我就跟小良自己组织了一个班子：用自己的录音师。（从广播学院找来的一个哥们儿，专业学录音的老‘炮’）因为，大部分录音棚出租的时候都给你配一个录音师控制16轨的调音台，是含在棚费里的。可是，那是‘准’录音师，不懂音乐。而且，只按棚里的规章办事，到点儿就休息或关机。还时不时的得上趟厕所外加抽支烟，急得你小便发酸……

得嘞，你丫的该干嘛干嘛去吧！

为此，我俩还请了一个圈儿里有名儿音乐编辑帮我们把关。不但只是扒带子，还做内地作曲家的作品，成本低不说还交了不少朋友。

自己组带子不那么容易，我和小良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除了‘扒带子’还要去与选中的作曲家沟通，我得去找钱呀。我拿着以前跟人家拼缝的作品（成品带）找投资人谈判，懂行的花钱像‘挤牙膏’一样吝啬。不懂行的看着你东西好（曲目单）非要等东西出来后再给钱，操，我要是能把‘东西’不花钱的弄出来还找你丫的干嘛呀？！得，就得找那种半懂不懂的‘灯捻子’（平时不‘着’，一点能‘亮’的主儿）上钩儿。

我还真找着了，我的一个老战友在半导体器件厂当宣传科科长，把他约到阿静餐馆，（就在雍和宫附近，那时候，那是最有面儿请人吃饭的地方，但是他妈的贼贵）玩儿了命的游说我这盘磁带曲目都是最流行的，不但新，而且明星大腕儿汇聚一堂，一定会畅销，除了在磁带盒上打投资方的冠名，什么监制、出品、创意（现在叫策划）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都成。再说了，他们厂也生产录音机，咱们这磁带卖火了和录音机销售再来一把‘捆绑’促销，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打动了他，协议是，他们单位负责五万元前期投资，磁带上市后，从每卖一盘的利润中抽取50%金额，并不再付任何磁带上冠名等广告费用。条件是苛刻了点儿，我们计划是最少复制三万盘儿，他们等于不花一分钱还在我的磁带上做了一把广告。没辙，再谈下去就互相得罪了，好在比借钱强，其马他们答应给现金，还不用还。

第二天，老战友就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同意出五万块钱投资，条件是之先付一半（25000元），等样带出来了再付另一半儿。得，别埋怨人家不信任咱，人家还没见着‘兔子’哪能肯把‘鹰’完全撒开了啊。

这把‘活儿’大腕儿请得多，曲目也多，用棚的时间长，还有内地作曲家、乐队等等，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前期，两万五千块钱是肯定不够，至少还得两万。没辙，我只能赌一把了。

我把我的爱车‘菲亚特126P’给卖了，把钱融到了前期费用里。没了车就没了腿，我和小鹏只能打‘的’，可是天天打‘的’费用可受不了，包一辆面‘的’（小面包出租车）是便宜，但有丢不起那人，就把我的发小儿宝子找来了，宝子一听，倍儿高兴，丫的还凑热闹，又能天天见明星，当时就同意给我们包车，半价不说，还不用先给钱。这才开始启动。

由于我们这个班子里，从音乐编辑到音响录音师都是圈儿里的知名人物，胡小鹏配器也已小有名气，加上前几把活儿我也跟这帮明星大腕儿都熟了，有的还成了哥们儿和姐们儿。

曲目定好了，歌词儿、分谱也都发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进棚！

录音棚是这样工作的。设备录制音乐有16个通道，通过录放磁头上的16个轨道输出和输入。所有的不同乐器演奏都分别按照分谱给的节奏和旋律通过不同的轨道收录到宽大的磁带上（母带），一种乐器一个轨，配器作曲家也就是小鹏选用多少种乐器就录多少轨，声乐在最后。音乐编辑和小鹏的任务就是拿着总谱，在分谱分轨录制的过程中将其对位。

但不像交响乐队那样，在演奏现场指挥的头等任务就是控制每种乐器演奏速度、节奏的对位，也就是说先得奏齐喽，然后再说层次、音色等等。录音棚里不用那么紧张，只要每一轨的乐器演奏严格按照分谱的要求走，特别是节奏准确。这样，录音师就能通过调音台的分轨调节系统将多个分轨上的音乐节奏对位和同步，再通过电平指示调整声音的强弱制成歌唱演员的辅助带（伴奏带）。

我这一把的任务是制片，又管人又管钱，外加做场记。

管人就是给所有的演职人员当碎催。把饮用水准备好，订购好盒饭，按摆好车辆接送演员。做好现场调度，别出现空棚，也就是打好歌唱演员进出录音棚的时间差。不然就会出现上一个演员还没录制完，下一首歌的演员早就来了坐在棚里等。这一点要调整好比较难，大部分时候是你安排得再合理，架不住演员掉链子。有的演员自己有车不愿意让我们去接，他（她）自己来就没谱了，迟到那是常有的事儿，有时还是成心的要那个‘范儿’。还有的是事先不好好准备（可能是太忙、赶场子），进了棚一首歌儿半天录不完，上挤下松就‘插’（塞住了）棚了。很多不可预见因素，那也只能念叨、念叨菩萨保佑，没招儿。

那天一早，我、小良、音乐编辑、录音师准时到场（清华园棚）。我先是给棚主交钱、拿钥匙、录音师合闸、开机，我给大伙儿沏茶倒水，就等着宝子把中央芭蕾舞团的电鼓击手小豆儿（外号）接来开练。

鼓击就是一种各类乐鼓的声音模拟器，像什么定音鼓、队鼓、小鼓等等，还能玩儿锣和打刹。一般是由专业打击乐手操作，他相当于乐队的指挥。第一轨先录鼓音，它是按照总谱控制节奏并贯穿于每首乐曲的始终，后面的每一轨上的乐器演奏员录音时，都会带上耳机跟着它的节奏走。（那时候的流行歌曲都是‘唭哩哐啷’的四分之四、四分之三或两拍子迪斯科节奏，要么就是伦巴。抒情点儿的也不过就是慢三、慢四，倍儿俗。）

我们从早上8：00等到10：30，小豆儿拎着鼓机从别的场子赶来了，还不错，没耗我半天儿就阿弥陀佛了。这小子干活儿利索，十五首曲子，不歇气儿，一个多钟头完活儿，点钱走人。

后面的器乐就别说了，咱为了省钱没敢请乐器演奏方面的腕儿，得留着钱伺候唱歌儿的。结果，弦乐给拉‘劈‘了的、圆号给吹‘呲’了的。气得小鹏不停的骂大街，连节拍器都用上了。就是键盘录制没出什么问题，那是胡小鹏自己弹得，用的是电子合成器。

所有伴奏音乐录制花了30多个小时才完成，这里边儿还出现了好一次空棚，因此，比预计的时间多出了一倍。得想办法从下一步的歌唱演员的录制那儿找回来。

我们当时请了好几个明星，有：屠洪刚、孙国庆、那英、韦唯、李娜、蔡国庆、张强、周玲燕、付笛生、杭天琪、德德玛、关牧村等。

这里面大多都是我的哥们儿和姐们儿，大家伙儿知道是我们的活儿都特给面儿，录音的时候，大多数是我和司机亲自到他们的家里去接，自己来棚里的也没有迟到的。而且，各个‘活儿’玩的干净、利索。

小屠（屠洪刚）和老孙（孙国庆）最够哥们儿，遇到有的演员要赶场，他们总是谦让到后面再录，耐心等着。小屠是京剧演员出身，闲来还给大伙儿刷个把式-倍儿帅、倍儿牛逼。到了唱‘活儿’的时候，哥俩都特有唱功，从不打磕贝儿，对着话筒一边就‘过’！

小蔡（蔡国庆）也特够义，总是笑眯眯的听安排，不但特客气，还倍儿谦虚。

无论如何，这帮腕儿都是我兄弟和姐们儿，我在这儿再次给大伙儿敬礼了！

此次录音基本顺利，母带完成后，送到国防科委的录音棚去缩混、合成。一个星期后磁带复制完成。

后来，我们的音乐编辑也是作曲家提议，用这次的录音曲目和演员，用他的作品命名了一场音乐会，题为《山水天地间-为全国失学青少年义演》，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的，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主题性音乐会的主题曲是我们的作曲家写的，无论歌词和旋律都感人至深，加上屠洪刚深情、委婉、略带颤音的歌喉如微风拂面般的演唱，怎不叫人情系边远山区那些失学的孩子们？。。。。。。

那时候的作曲家写作品，那真是一种真情的投入，现在的曲作者哪一个比得了？当然，那时候的作曲家再玩儿命的写，也写不过王锡仁的《太阳最红，毛**最亲》。现在的，就更甭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