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题跋狂魔”乾隆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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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文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曾经用来记录女真语的文字，属于表意文字。

女真文创制于12世纪的金国，它参考契丹文字而产生。

13世纪，金国被蒙古人灭亡后，女真文字仍在部分女真部落使用至15世纪中期。

明朝后期女真文字已经消亡。“后金”的满文是采用蒙古字母构制而成。后金是清朝的前身，皇太极于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

清朝建立后逐渐被汉文化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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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1711—1799），名弘历，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题跋热情”的帝王，堪称古代艺术品的“头号粉丝”兼“破坏性鉴赏家”。

他一生在历代书画名迹上题诗、盖印、写跋近乎于痴狂。故宫珍藏的书画有超万幅留有他的“御笔”，他的题跋既是文化权力的彰显，也是艺术狂热与帝王自负交织的复杂产物。

他在名画空白处题诗，多为咏景抒怀或品评艺术。《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题诗55处，黄公望的山水几乎成了他的“诗歌笔记本”。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上题写“神乎技矣”赞语，自诩“三希堂三帖，千古墨宝，而快雪又三希之甲观”。幅帖28字，却被盖了170多个章，留白几无完纸。

他的钤印高达1800余方，常用“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古稀天子”……巨型印章。

他独创“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组合印，印章常覆盖原画构图。赵孟俯《鹊华秋色》图，山脚被“乾隆宸翰”印压。

乾隆以“鉴定”为名在画心直接批注，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伪本（子明卷）定为真迹，题满“神来之笔”等评语，而真迹（无用师卷）空白处不多逃过一劫。

在唐代韩滉《五牛图》卷尾写下长300字的考据，纵使留下史料，却破坏了原画卷的原始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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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题跋背后的帝王心术，是文化正统的自我加冕。

通过题跋，将自己与王羲之、赵孟俯等宗师“绑定”：称赵孟俯书画“妙入神品，实朕所深爱”，以帝王身份完成对艺术话语权的垄断。

编纂《石渠宝笈》时，要求所有入选作品必须加盖“石渠宝笈”“乾隆鉴藏”印，构成“皇家艺术谱系”。

他怀揣艺术创作的隐秘欲望，自诩“十全老人”。而他的书画造诣平庸，题跋成为替代性创作：在《清明上河图》卷后题诗“汴京富丽天下无”，实为对盛世的夸耀。

他命人将题跋之作刻成《御制文集》。

在宋徽宗《祥龙石图》上题诗“石兄堪傲米襄阳”，既调侃米芾拜石，又暗讽前朝亡国之君，彰显清室“文治”的优越感。

南巡时在苏轼《木石图》上题“东坡真迹无疑”，以帝王权威终结真伪争议（后世证实为摹本）。

他的行为有着破坏与保存的双性。

无数唐宋名迹因他题跋、盖章失去原貌。唐代《照夜白图》被他题诗覆盖了三分之一画面；宋代马远《水图》十二幅每幅皆被题诗。

其狂热收藏客观上保存了文物，《石渠宝笈》系统整理万余件书画，部分因“乾隆认证”免遭战乱损毁。如《伯远帖》《中秋帖》因入藏“三希堂”得以传世。

清代臣子颂扬其题跋“天章辉映，顿使古迹增重”，《四库全书》称“御笔题识，足为艺林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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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痛心“名画遭乾隆题跋如美人黥面”；启功调侃“乾隆题字处，便是画之癞痢”；网友戏称他是“弹幕鼻祖”。

2017年台北故宫举办“乾隆潮”特展，用弹幕形式戏仿其题跋。

《千里江山图》是唯一“幸存者”——因画卷长达11.9米且青绿满绘无处下笔，仅在卷尾题“江山千里望无垠”，盖章数枚，堪称“手下留情”。

乾隆的题跋，如同一场持续六十年的“文化占领”——他以朱印作旗，御笔为矛，在历代名迹上插满“到此一游”的标志。

这些密密麻麻的题跋，也是权力对美的粗暴征用。而今人观之，那些泛黄的卷轴上，帝王的虚荣与文物的伤口，早已在时光中凝成独特的文化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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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每次挥毫，至少盖三十个印章。太监忍不住同大臣讲：“皇上不是写书法，是在印钞票……”

乾隆问纪晓岚：“朕之书法，可比王羲之？”

纪晓岚答：“皇上的字，龙飞凤舞！”

乌蝇飞过说：“我画条线都惊喜过他！”

他的书法风格圆润美秀，毕竟自幼名师指点、系统训练，控笔和眼界高于常人。但他的字的笔画没有变化，像他的人生没有起伏，使人容易起腻。

他是“打油诗专业户”，一生作诗超过4万首，却没几首能流传。《飞雪》"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最后一句化腐朽为神奇，传说纪晓岚常常帮他补苴罅漏，最后那句是纪晓岚的缝驳 。

皇帝是权力的顶峰，若没有精神压力，书画很难出精品。宋徽宗与南唐后主，内外交困，国祚临大限，无回天之力，估计是用玩乐来麻醉自己，或许书画是他们灵魂的寄托；唐太宗也压力大——篡位夺权，这种压迫感使他奋斗进取，从谏如流，不然被人不齿。

艺术是苦楚之花，而乾隆一生都在享福，活到88，是最长命的皇帝。

反之，如果没有他的题跋，会不会很多字画存不下来？毕竟帝王一言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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