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

失河北

论曰：长庆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颖辈庸才，皆不足议。迹其本，由宪宗失之也。

元和十年，宪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两河平定，天下藩镇无跋扈之臣。时方治平，宪宗遂有骄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镈为相，逐度出镇。

宪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颖辈矣。逐贤相，任常才，欲天下无事，不可得尔，所以复失河北也。一贤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数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复乱。所谓天下安危皆系于相，事岂不明乎？

或曰：「宪宗用裴度相，虽平定两河，然镇之受代，在萧俯、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时，幽之纳土，在元颖作相之后。二镇虽复失之，本亦由数相得之，何关裴度事耶？」答曰：长庆初得幽、镇，虽在植辈作相之时，然本由裴度能定两河，故国威大振。镇州睹诸贼伏诛，无所援助，纳德、棣，质爱子，朝忧夕惧，不敢保首领。镇既惧，幽自慑伏矣。致国威如是，非度而谁？

植辈相穆宗，得镇得幽，乘时得之耳，有何施为乎？亦犹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狱讼稀少也。况萧俯、段文昌建议销兵，先以失策，则植辈常才可知也。

兼不止失幽、冀、镇，魏博亦为贼臣所据矣。若宪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纵骄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经制国事，以固本业。穆宗虽中常之主，顾大勋德为辅，必不至荒僻；奸邪幸臣惮宰相刚正，必不敢肆其所为；藩镇惧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岂有事乎？宪宗既已逐贤相，穆宗为君仅及中智数常才相之，众邪幸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废弛，藩臣何惮而不乱也？长庆君臣之事不足议，其本由宪宗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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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处厚乞相裴度

论曰：「韦处厚不顾李逢吉凶威而斥其党，不念裴度旧隙，而言其贤，此公忠之性过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当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凶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党，专报私怨。

有所贬逐者，百僚贺于中书，以明快意。其奸凶气焰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处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为裴度因事贬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处厚犯权臣之威，称其所怨，复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贤。

盖以逢吉所为，乃凶狂之态，我公直无过，何畏彼哉？度虽尝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乱，非度不能平定。当天子忧愤之时，度方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贤哉？

是公忠之性过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则专计国事而不为身谋，至明则深辨事理之归。」处厚尽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业名德重于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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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愍遇害

论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无童心。然能纳韦处厚忠言，辨李逢吉奸党，知裴度大贤而召之复相。从李程之谏，辍土木之后，得李德裕奏，令罢进缭绫，听裴度陈论，止东都巡幸，复数视朝，勤于听政。以此观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贤久于辅导，亦庶几汉昭之比也，但为内臣惑乱，极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过，乃近臣积习之患也。何以验之？

缘内臣仇士良致仕，戒其党曰：「今日为诸君言久远计，天子莫教闲，闲则读书，读书则近文臣，重文臣则广纳规谏，减玩好，省游幸。如此则吾辈恩泽渐薄，权力不重。诸君常以毬猎声乐惑乱之，游幸之所极奢侈，尽奇伎，使一处盛于一处。如此则不暇读书，不亲万机，不知外事，吾辈恩泽永无疏间。」观士良之言，则内臣奸巧惑乱人主之术尽见矣。夫功业之君在位岁久，如宪宗者，不能免内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

虽忠贤辅导于外，间数日一见，率不过数刻接对，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内臣穷日夜惑乱，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胜之哉？既惑乱之，又虑冲年之性喜怒无定，或责罚之祸及，乃行弑逆之谋，凡七年之间，弑逆再矣。后之人主，得不凛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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