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调职到执法办案中心

“警服上印着“辅警”两个字我瞬间就不想穿了，哪怕不印“警察”，印个“公安”也行啊......”

2023年4月中旬，我们宿舍有五个人从反恐检查站调职到了一座新装修完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新单位为我们配发了警服夹克，左臂上印着醒目的“辅警”二字。

领到新警服的那一刻，朋克慨叹了起来，这也是我们集体的心声。

这件警服，远不如那件印着“特警”二字的警服让人内心更有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个“辅”字，就好比大学分为专科与本科，虽都是大学教育，却有天壤之别，专科院校的校名非要加上“职业技术”四个字，让人倍感尴尬。

不是每个人的内心都能不受虚荣心所左右，这几年我一直在追求学历，最大的目的是能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号。人最难做到的是不自欺欺人，哪怕我们都戴上“一杠一”的警衔，粘上开头不是“FJ”的警号，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坦然与自信。

疫情结束后，我们终于过上了“上一休三”的好日子。直到2023年4月16日那天，内华达山上举办了一场“橡树节”，我才见证了解封之后整个城市复苏的缩影。

那天山上游人很多，前一夜我约好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网友，在山下苦等好几个小时，终于只剩最后一位尚未到来。尽管对方在网上说自己又是转地铁又是乘出租，意思是央求我们再等等。

然而我已经耗尽了耐心，当我提议不再等待，直接上山时，一个小姑娘提着裙摆匆忙向我们跑来，脸上略带着歉意。

当见到她的那一瞬间，我的心田上有种桃花盛开，如沐春风的感觉，那是一种对异性早已麻木后重新被滋润、被焕发活力的心境，内心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古诗。

登山途中我一直在试图接近她，窥视她可人的面庞，甚至生出一种可笑又别样的情愫——在遇见她之前，我从未想过和任何一名女子结婚。

然而偏偏此时此刻，队长詹姆斯打来电话，催促我立刻前往“执法办案中心”报道。虽然极不情愿，但已经习惯了服从警队命令的我竟条件反射般地向她们道别，火急火燎地赶往新单位。

山下的游客摩肩接踵，路面上车辆拥堵，使我辨不清去向。我在这人山人海中思念的唯有那名女子，内心很悲观地忍不住去反复诵读那首古诗的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在执法办案中心工作的经历哪怕过去一年之久，回想起来仍然使我深感无力和痛苦——那是一座吸干我精神能量的囚牢。

执法办案中心是由刑警队翻修的，即便忍受着内里浓烈刺鼻的甲醛气味，大家还得正襟危坐在固定的关键位置，让州警局的高层通过监控掌握新单位的运行情况。

我的鼻腔因溃烂而疼痛，同事时常流出鼻血，进来办案的民警们也掩住口鼻，尽量不去呼吸这里伤身的化学气体。

我和朋克坐在关押嫌疑人的侯问室外，尽量短促呼吸，但感觉到肺部不舒服地发凉后，我才接受了徒劳的事实——我们就像是污水厂里吸收污染物的绿植。

“甲醛闻多了不好，伤精 子，以后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是畸形儿”

朋克有女朋友，担心也在理。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一直像个傻瓜一样坐在这里吸甲醛吗？”

“还能怎么办？你要更好的出路吗？”

更好的出路，我没有。从调职到执法办案中心的那天下午，一股不安感再次向我袭来，因为调单位后意味着食宿要自己解决。我在招聘网站上找过工作，除了干回环境工程的老本行外，只剩不知真假的办公室文员可做，但依旧要为食宿操心。

家在奥克兰的同事还好说，对于家在外地的我们来说，一个月仅有2700元工资勉强只够活命。除了感叹人生艰难，我真觉得自己好没出息，好失败，居然混到了为吃住发愁的田地。

住，倒也还好，反恐检查站为我们继续提供宿舍，虽说已是两个单位。但食，我们是上一休二，值班那天在单位的食堂吃饭，可休息的两天，就得靠自己解决。

我倒还好，想着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别再在吃饭上也节省，那样的话实在是太悲惨了。

越是处境艰难，愈发激励我考事业编考研究生来改变命运的劲头，哪怕结局不尽人意，我也想把当下活得有志气。

朋克会拜托以前的队友分两次去食堂混饭，尽量节省开支。食堂阿姨明白我们的处境，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不让内勤知晓此事。

而同宿舍的杜兰特竟然一天只吃一顿饭！靠睡觉来扛饿！他常常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十个小时后醒来，吃上一包一块钱的干脆面，靠继续沉睡来扛饿，偶尔才去吃一回八美元的加州牛肉面。

有天清晨我们在路边等开往城里的公交车，他肚子“咕”地长啸了一声，他已顾不得掩饰尴尬，直说自己现在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我于心不忍，主动借给他3000美元。

“杜，以后飞黄腾达了，一定不要忘记我啊！”

“一定！一定！”

可我们彼此都清楚，前途、未来，对于这个面庞消瘦惨白，总穿着一条洗得泛白牛仔裤的青年来说，似乎是奢侈的幻想。

“雷，我每个月还你五百块，六个月给你还清可以吗？”

“没问题！”

执法办案中心平静的工作从一位名叫“希尔芳”的女领导来后开始改变了。听同事说她是法治大队副大队长，年纪不到四十岁，雷厉风行精明能干，刚休完产假，现在重回工作岗位。

“喂！上班了你在哪儿！”

我接到了组长乔治的电话，这天恰巧公交晚点，已经到了8点50该上班的时间，我却还在公交车上，我向乔治解释了缘由。

他以一种一反常态的傲慢口气对我说：

“那我不管，大领导已经来了，你自己跟领导说去！”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乔治这个人我接触不多，他口中的大领导无疑是希尔芳。但自从希尔芳接管我们以后，他突然变得趾高气昂，似乎觉得值班组长是个很位高权重的职务。

案管中心的辅警们分为三个组，由四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带队，每组分配一名女辅警，负责管理进入办案区的女嫌疑人。

我们组的女辅警简妮佛给人一种人格分裂的感觉:她警服上别着民主党“服务大众”的党徽，但每当有群众进来咨询时，她总是一股极其不耐烦如同看见丧门星般地情绪，头也不抬地挥手驱赶群众。但每当有民警进来时，她又躬着腰谄媚地笑脸相迎，把这个叫哥，把那个也叫哥，根本不知对方年龄几何，眼睛却笑得只剩两道缝儿。

下午五点楼上的单位准点下班，食堂留着中午的剩饭，等着我们和三楼的刑警队值班组去吃。有次我从一楼推门进入大厅后，原本正在聊天的希尔芳和简妮佛同时停止了说话，气氛变得肃静又僵硬。

“雷，你干嘛去了！”

希尔芳以一种如同审问犯人般地严厉口气质问我。

“我吃饭去了”

“去哪儿吃饭去了？吃到现在！”

“我去四楼啊”

“四楼......有饭吗？”

“有啊，我们换着吃的”

“你回宿舍去吧”

方才的气氛有些怪异，我走进三个班组轮流换铺盖睡觉的宿舍。我讨厌穿皮鞋，但执法办案中心的规矩就是注意警容警纪，皮鞋非穿不可。因此宿舍里弥漫着一股脚捂了一整天的恶臭味。

别人都把希尔芳叫“姐”，可我对她有一种不舒服的抗拒感，总以“队长”相称。

自疫情解封后，第二次传染又开始了，哪怕天气炎热，我也流着鼻涕浑身发冷。

“这儿有药没有？我好像二阳了”

我向前台的简妮佛询问，乔治也坐在一旁，前台抽屉里有些感冒药。

“没有没有没有！”

简妮佛像驱赶群众一般地驱赶我，虽然看到她如此态度我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柔和地说：

“好吧，我出去买药”

几天后，我们都坐在大厅里，希尔芳也在。

“简妮佛，你离我远点儿，我二阳了”

“姐，没关系”

简妮佛还是凑了上去，两人不知怎么聊到了四个带班老民警身上。

希尔芳一看大厅这么多人，匆忙就往门外走，怕有什么不好的话被我们听见。而简妮佛却像条谄媚的哈巴狗一样紧贴上去，不住地打小报告。

“姐，你知道吗？那个欧文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什么事儿也不管......”

我们都懂，她靠说闲话讨好希尔芳，所有人都默契地保持沉默，权且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欧文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平常是个少言寡语，喜怒不表于色的老人，他确实每天很少出现，哪怕是凌晨三四点。

也只有我知道他一直在练武功，日出月落，不停地练。

我没有添加简妮佛的网络账号，但我给她的备注是——“生不出狗崽子的哈巴狗”

后来希尔芳从我手机群聊里看见了这个辱称，她也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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