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瑞典统治时期芬兰政治演变

阿格里科拉的第一部作品是1542年刊行的一本初学入门的书。他还有其他几种宗教著作,其中包括一本祈祷书。到1548年，他已经翻译并刊行了新约。另一个在新教教会担任教职的人帕伐利·尤斯顿主教（尤斯顿于1554年任维普里的主教，当时芬兰分为两个主教区，阿格里科拉任土尔库的主教）以芬兰文翻译了教义问答和一部赞美诗集。

十六世纪芬兰宗教文献中的这些以及其他次要的启蒙著作，显然能够慢慢地加深和扩大普通人对于基督福音中宗教方面的和道德方面的训谕的理解，因为这些著作在宗教改革的纷乱的几十年后继续被一代一代地使用下去。

如果我们试图估量芬兰宗教改革的意义和影响，除了其他方面之外，我们势必得到这个结论：一般而论，教士大概仍然象十六世纪以前那样愚昧无知，不适于担任他们的职务。阿格里科拉主教在他的《新约》译本的序言中指出：教士过去教导别人，现在仍然讲说他们的训谕，“其做法都是既懒惰又令人讨厌的”。他说，他翻译《新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任何一个布道的人或教师都不能以不懂拉丁文或瑞典文为借口来掩盖他的懒惰”。

由于宗教改革的结果，学校在一定时间内也显然受到了损失。例如，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中期教士中的议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准备担任牧师职务的学生，尽管愚眯无知,教养很差，仍然得到委用；许多酒鬼，违法乱纪、触犯教规的荒淫浪荡的人，还有更坏的，都被任命为牧师。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芬兰教士水平之低，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宗教改革不仅在教会本身的内部、而且也在以前由教会创办和管理的学校里造成了分裂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无可争议的。

1734年前政府和法律的趋向古斯塔夫·瓦萨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君主政体以及自古以来维护它的各种制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革新。一旦环境许可，他就实行强有力的个人统治。在1544年韦斯特罗斯的瑞典议会上,他成功地使议会宣布王位由他自己的家族世袭，从而结束了自无可稽考的远古以来就存在的选举的君主政体。他的政府是严酷苛刻、横征暴敛的。

因为土地是财富和收入的唯一重要来源，古斯塔夫就通过在整个王国范围内攘夺和没收田地和产业来增加王家领地和他自己的财产。据估计,到1560年他死时，他私人掌握的田产约有五千份，他又给王室所掌握的田产增加了约一万一千份。可以理解，划分国王的财产和王室的财产的界限常常是极为模糊的。

一般说来，对于君主政体和王家政府的改变.在这个王国的芬兰部分和瑞典部分人们都同样可以觉察到。虽然没有实行剧烈的改革，但政府的明显的中央集权化却是古斯塔夫个人统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当时瑞典没有具备一个由官更和文职人员组成的正规的或常设的班子，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分工明确的各个行政部门，特别是从67这一点说来，他的统治是个人专断独行的。古斯

塔夫·瓦萨管理和统治他的官僚机构，就好象他在经营一项庞大的私人事务或企业一样，他以好象是从不衰竭的精力和决心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进行指挥、叱责和惩罚。高级的和低级的臣属都见过他发怒，忍受过他的破口大骂。他写给埃里克·弗勒明的措词尖锐的信可以作为说明这个国王作风的典型例子。弗勒明是他在芬兰的最信任的支持者，因为有人控告弗勒明和其他贵族对人民施加非法的勒索和徭役，他写信给弗勒明说：“如果你和在那里的其他许多人不收敛的话。

……我将想办法把你们这些人从执行吏的住所赶出去，使你们的骨头嘎嘎作响。”对于被查出有犯罪行为的王室官吏，处绞刑是常见之事。古斯塔夫在位期间王家执行吏增加了三倍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在削减以前地方的、领主的管辖权的情况下王家管辖权扩大到什么程度。

古斯塔夫把王国看做他自己的财产，对于利用它的资源来照顾他自己的亲属，从不犹豫。他把公国封给他的儿子们。他的三个儿子之一、最后终于继承了王位的约翰，于1556年得了芬兰的大部分，作为一个公国。有些作家把“芬兰公国”看做是在瑞典王国的东半部出现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的标志。

虽然约翰的宫廷有几年设在土尔库的城堡，而且看来他也曾使他自己在芬兰的统治具备了许多与瑞典的统治分开的外表，但是公国的设置始终只不过是芬兰历史上的一个暂时的阶段。这个国家除了作为较大的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外，从来没有僭有或取得其他地位。公国的居民仍然对国王举行效忠宣誓；所有的王家法令都适用于公国；设立单独的公国代表会议是明确禁止的；国王保留任命公国的主教、“执法人”和其他高级官吏的权力。

约翰于1562年同在两年前继承了王位的他的哥哥埃里克十四发生了争执，于1563年被关68进监狱，成了国王的囚犯，直到1568年他才驱逐了埃里克，登上了王位（他统治到1592年）。当约翰被监禁的时候，“芬兰公国”也就完结了。

这个国家的政府和行政又重新以古斯塔夫·瓦萨时所形成的那种方式进行：政府日常事务是由芬兰的和其他的贵族处理，他们是国王的臣仆而不是独立的总督。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亨利克•霍恩和后来的克劳·弗勒明（他在1591-1597年任芬兰总督）是多事的十六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为国王和王室服务的芬兰贵族的卓越代表。

1581年，在与俄罗斯进行负担沉重的战争期间，约翰国王确定芬兰为大公国。对芬兰人的国土授予这个新的“称号”，是表彰他们对于战争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实际地位有什么改变。

我们已经提到过，瑞典对于卡耳马联盟的早期几个阶段的反抗（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在恩格耳布雷克特领导下的)导致了一次代表会议的召开，这个代表会议后来被认为是瑞典议会的起源。古斯塔夫·瓦萨有七次利用这个四个等级的议会来谋求实现他个人的和工朝的目的。

他的儿子们和其他继承人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召开议会不下四十六次；其中有几次（象古斯塔夫·阿道天1616年在芬兰召集的那一次）虽然只是省一级的，但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意见，也有资格向国王提供咨询意见和代表全国的四个等级（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行事。

其他的几次只包括两个或三个等级的代表。古斯塔夫·瓦萨在他长期的在位期间召集这样的会议达三十次以上。1617年时，对瑞典议会的职权有了粗略的规定，此后它的组成人员和职能才逐渐正规化了。此后许多年，瑞典议会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不完备的代表机构。这可以从下述这一事实看出来：从1627年开始，任命一个机密委员会来处理重要事务成了常规，这种委员会的权力同它的成员的数目很不相称。它代表整个瑞典议会对有关问题作出决定，有时完全代替了瑞典议会。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贵族、教士和市民；农民很少能够在审议问题时发表他们的意见。直到十八世纪的灾难性的北方战争结束后，无论是整个瑞典议会或是机密委员会都没有侵犯王室的特权。同时，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和要求，中央政府于1634年进行了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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