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单是芬兰的地理位置就会引起这样的推测：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实际情况确是这样—一不仅芬兰是这样，其他北欧国家也是这样。对于这些民族的历史有深刻影响的许多方面的发展开始得比较晚，在某些方面比欧洲较南和较西的地区要晚好几百年。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会在西方都已取得胜利后几百年才传入北欧，这仅仅是这些北欧民族远离西方世界主要中心所产生的许多后果的一个例子。

人类在芬兰出现很晚。许多迹象表明，第一批人类定居点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至7000年之间。我们不知道建立最早定居点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后裔和后继者是些什么人，这些无名氏度过了基督纪元以前许多 世纪的沉寂岁月。他们长期以来就向考古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提出课题，而且还继续提出课题，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现在在历史上称为芬兰人的人民和民族，并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遗迹。因此我们可以让他们继续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他们长期以来就是由于时光不能倒流而处于这种状态的。

我们这样做，是仿效芬兰历史学家的做法,他们认为公元十一世纪以前的时期，实际上是属于史前期的范围。其所以把史前时期的下限划到十一世纪这样晚，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历史研究和叙述必不可少的证据和材料,在十二世纪以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公元1000年以后很久，够得上称为历史的粗具轮廓的记载方才开始出现。由于材料的缺乏，就是勉强可以辨认的芬兰政治发展和宗教、经济生活的轮廓，事实上也直到十三世纪方才出现。

这大概就是芬兰历史学家为什么那样勤奋而孜孜不倦地抓住一些甚至是孤立或疑似的材料而加以利用的原因，他们以为这些材料会揭示这个民族历史上的黑暗部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芬兰学者长期以来把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当做关于芬兰人的资料的来源。这部经常被人提到的（也是大大地被人评价过高的）作品的最早的芬兰文译本于1904年出版，最新的附有注释的译本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埃·林科米斯教授于1952年刊行的。

《日耳曼尼亚志》写作于公元98年。它是关于塔西佗称为日耳曼人的人民的性格、风俗的一篇冗长的论述——说不上是一篇详细的研究。它具有道德教训的特色，意在通过赞扬日耳曼人的品德来向罗马人指出他们自己的过失和缺点。不管怎样，与我们主要有关的是这一点：塔西佗也谈到一种他称为芬尼人的人。

就是这一个字使得芬兰历史学家抓住《日耳晏尼亚志》，当做是无论何时谈到芬兰人的远古时代都必须提到的一部著作。正如林科米斯所说：“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它第一次提到了芬兰人的名字芬尼人，而这个名字从那时以来就以同样形式为人使用，而且现在仍继续为人使用。”

事实上，塔西佗只在他的文章的末尾以三小段总共约一百字专谈芬尼人。他的叙述是很概括的，其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芬兰人相联系。好几个注释家都已提出过这种见解，认为芬尼人指的是拉普人。不管怎样，事实很明显，塔西佗关于芬尼人的叙述缺乏实际内容和意义，必须加以抛弃，因为它对于芬兰人或他们的早期历史都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这就很清楚，当我们想到芬兰早期历史的时候（或者，就这方面说，当我们想到一般北欧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从我们通常使用历史这个字眼的意义来说，这部历史是开始得很晚的一—直到已经进入中世纪后才开始。

奥斯陆的古代文物收藏馆馆长马丁·布林德海姆博士说得很恰当，挪威的中世纪“在十一世纪初期基督教正式传入时”才开始。布林德海姆指出，具体说来，在挪威，这个时期的起讫是在1030年至1537年之间，但要记住这个明显的事实：历史时期的划分通常都只是接近准确而已。

就瑞典和芬兰而论，情况基本上相同。在瑞典和芬兰的历史学家中，长期以来都习惯于把十世纪中叶作为中古时期的开始，而把1521年作为它的终结。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直至十三世纪中叶或末叶，对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史或通史,即使是粗具轮廓的材料也是不存在的。专就芬兰而论，特别有意义的是，在这里，是天主教教会勾画了中古时期最初几个世纪贫乏的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和最鲜明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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