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我的父亲

父亲算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国民党军小军官后裔，比新中国的年龄略长半岁。我的爷爷就是土生土长的富源人，曾经是国民党空军驻守昆明巫家坝机场的一个小军官，当时在县里算是个有点颜面的存在，奶奶也因此沾光成为当时县里比较早的一批脱离农民身份的农转非，以一个文盲的角色成为了县食品公司的职工。可惜关键时期爷爷的决策出现了历史性的失误，在解放战争后期，爷爷没有跟随卢汉起义，反倒是跟随几个同样决策错误的家伙回家占山为王等待反攻（其实就是当了土匪），反攻最终是没等到，建国后的剿匪工作却是把他送进了新中国的监狱。

我的性格里有极其固执的成分，可能这玩意儿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固执这个词如果结局好了可以解释为意志坚定，结局不好就是冥顽不灵，就是愚蠢，爷爷的固执属于后者，在监狱里的他一直还在等待着国军的反攻，以及幻想自己坚守信念后能被委以重任，所以一直给自己树立了抗拒从严的典型形象。据父亲说，爷爷从进去后，多次发表反党反革命言论，且越狱成功过小半个月，确实是契合抗拒从严的典型形象，所以固执的他就被国家固执的关押到父亲都快成年了才因为信念的转变被释放回来。国家还是很宽容的，回来后还给在县城安置了个环卫工人的工作，曾经有头有脸的人物，最终因为历史性的抉择失误落得这番天地，却是让人唏嘘。

说实话，我对他的那段人生经历还是很感兴趣的，可惜很多历史原因，爷爷被释放回来的初期，他们父子也没多少机会谋面，后来连父子关系都已经非常淡化了，毕竟生而未养，还一直处于分离状态。而我儿时即便与爷爷短暂的相聚也因为太小还不懂得去询问这些故事，仅有的记忆是每次见面，生活很窘迫的爷爷都会拿出五块十块钱给我和堂哥，然后我们哥俩瞒着父母去县城里唯一的游戏厅挥霍掉。爷爷是怎么从县里的农民混成个军官身份已不得而知，怎么从败退散落出来当了山大王也不清楚，怎么被剿匪部队抓住，怎么从监狱逃出来又被捉回去也成为历史悬案，仅是零星的从父亲嘴里得知一点点信息，还有就是一张父亲儿时的黑白照片和一件爷爷遗留下来被奶奶保藏完好的国军军官的呢子大衣能够佐证，曾经的家族还是比较不错的，毕竟在这么个偏远的小县城里，建国初期就能拍照的家庭是极少的。记事以后爷爷已中风瘫痪在床，且不久于人世，奶奶在爷爷被关押时就已经改嫁，也就从未再提及这些往事，所以在我的回忆里，这些零星的信息只能作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原因在此阐述了。

受爷爷的历史影响，父亲的儿时被划定为阶级成分不好的那一类人群，加之从小爷爷就在监狱里，相当于幼年丧父了，虽然奶奶的工人身份没被取消，但当时奶奶一个人带着父亲和二叔，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爷爷在被关押期间曾经于劳动过程中越狱后来过，从距离两千多公里的监狱所在地步行翻山越岭回来的，本来计划着一家子越境逃亡去缅甸找曾经的国军队伍，然后再从长计议，也不知道奶奶当时怎么想的，也许是政府的教育感化了她，奶奶把爷爷给举报了，再次被收监后奶奶没过多久也改嫁了，重新组建的家庭对年幼的父亲来说非常不友好，据父亲所说，儿时的他没被饿死已经算是老天开眼了，在此我也谢谢老天。

因为自小缺失父爱，母亲也早早改嫁，还有个不好的家庭成分背景，父亲的成长历程应该是非常艰难的。首先是所处年代正好是国家整体落后贫困时期，加之属于单亲家庭，没有土地，奶奶改嫁后又有了三叔四姨，所以在他的记忆里，在那段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儿时经常性的饿肚子。

固执的基因同样完美的复制在他的身上，经常因为出身不好且没有父亲而被其他孩子孤立和欺负，好在身体不错，毕竟行伍之后，打架没怎么吃过亏，但总因为固执的基因导致他经常性的打架，经常性的逃课去河里游泳，经常性的带着二叔去摸鱼捞虾，然后被奶奶罚，被学校老师罚，罚上山砍柴，罚饿肚子（本来粮食也不够，正好以此为借口剩下点给重组家庭后的三叔四姨）。可能是儿时被饿得多了，而且单亲环境缺乏父爱，奶奶后来改嫁了也没得到多少母爱，造成后来他的性格非常敏感，暴躁以及吝啬，儿时经常挨饿的经历给他所带来的恐慌早已深入他的骨髓，成为了他一生也抹不去的记忆，不仅对自己，甚至对我母亲和我都是暴躁和吝啬的，我小的时候只能对他产生畏惧和排斥，长大懂事后对他的这些性格甚至产生了反感，这个先按下不表，之后的故事会有反映，应该不输欧也尼葛朗台的故事精彩。

父亲的身世和遭遇造就了他不太让人接受的性格，但他身上却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相对比较聪慧，除了学校教的东西，其它文艺体育及一些旁门左类的事物学起来倒是又快又稳。在那个应该在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年纪，十几郎当岁时倒还结交了一些“有本事”的朋友。这里边有一帮玩乐器的朋友，大家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的时候，这帮不务正业的家伙也不知道从哪搞来一批乐器，小提琴、二胡、三弦、笛子什么的，在不断的切磋学习过程中还真让他们弄出点动静来了，逐渐在县文化站中崭露头角，间或演出文艺节目。父亲也因为具有这样的文艺细胞和特长，在后期的生活工作中获益颇丰。

另外因为经常打架，游泳，上山砍柴什么的，父亲体能很是出众，所以体育方面的表现也尤为突出，不仅在县城的青年队伍中，即便后来进入不同工作岗位后都在篮球场上淋漓尽致的发挥了这一特长，博得一众青年女性的青睐，这里面也就包含了后来一直抱怨瞎了眼才嫁给我爸的老妈，所以他的朋友里还有一帮忙时爱打篮球，闲时爱惹是生非的朋友以及仰慕这帮不务正业的家伙的傻白甜。另外，父亲还结交了一群那个年头绝对算是金领职业的朋友-拖拉机司机，也不知怎么地就学会了开拖拉机，推土机等一众高端机械设备，具备了这个技能在当时可是个中翘楚，备受尊重的人物，因为老司机可以帮到别人很多忙，比如春天来了可以帮忙耕地，冬天来了可以帮忙拉煤拉柴，谁家要修个堰坝填个村道的还可以帮忙平地，总之当时在县里的这群老司机确实是风光无限，便宜占尽的。最重要的是，因为结交了这么一帮朋友，掌握了这么一些稀缺技能，即便是性格再招人讨厌的父亲，日子倒还过得风生水起。因为会玩乐器，县里成立宣传队，后来成立县花灯团的时候，出身成分不好，初中就被勒令辍学，且性格让人反感的父亲居然可以成为花灯团临时工。县里成立农机站的时候因为技术人员不够，没多少人能驾驶大型农机的时候，父亲还被调用到农机站冒充技术员，要知道当时的技术员可都至少得是个红二代或者中专以上学历的。

可惜因为爷爷的原因，在那个非常看重家庭出身，政治背景的年代，父亲永远也只能是个临时工，即便花灯团和农机站再缺人，即便是能上天入地的朋友再多也无法解决他的编制问题。

不过上天还是眷顾“有本事”的人的，好运在国家结束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打倒“四大恶人”后还是如约而来了。

富源县地处云贵两省交界处，这个鬼地方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生产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但地下却埋着工业粮食-煤炭，富源县正好处于我国贵州煤田的西北角上，地上不好种粮食，地下却满是乌金，在建国早期我国还没实现工业化的时候，煤炭除了做饭取暖之外没什么大用，但随着后来国家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开展工业化进程后，急需大量的煤炭用于炼钢、发电、烧水泥，也因为这个原因，煤炭部在云南省也设立了煤炭厅，并在几个煤炭资源丰富且易于开采的地方组建了大型国有煤矿，其中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富源县后所镇开建了后所煤矿，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留下不少美好回忆和不幸遭遇的，我决定要逃离的第一个地方。

因为筹建后所煤矿需要从全国调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前期的勘探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人员，但全国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类似的工业化活动，不可能找到且随时调动这么多“有本事”的人，所以一般会就近征调和组织人力。在完成前期探矿工作后，云南省煤炭厅最终决定在富源县征调相关专业的一些工人。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到国有企业当工人，特别是工业顶流的国有大型煤矿工人，在当时的地位甚至远远超过地方政府编制，很多有权有背景的人削尖了脑袋都想当个煤矿工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国工业化进程前期，重工业除了军工外主要就是采矿（其它矿还不大会探矿和开采，主要只有煤矿），炼钢（电解铜、电解铝等其他冶金技术还不会），电厂（主要就是火电，水电技术还没掌握），这其中炼钢工人的地位排第一，就连当时的人民币五元面值的图案都是炼钢工人的，然后就是煤矿工人，煤炭行业的地位已经高到了国务院下属直接有个分管部委-煤炭部，就是这么豪横，就是这么超脱，当然后来还有水利部、电力部什么的，那都是弟弟。

因为后所煤矿要就近组织人力建矿，后所煤矿的机关所在地划在刘家湾村的一个山头上，需要平地后才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正好父亲会开推土机，而且已经是个有十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平时吹拉弹唱打篮球什么的也颇受领导待见，所以矿部领导向富源县县委发出人员征集借调申请时，领导就把父亲连同几个县里的其他几个老司机给借调过来当“愚公”了。

其他老司机都是有县农机站编制了，父亲却还是临时工，但这次“移山行动”过程中，父亲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和特长展示，“移山”时卖力干活，下工后积极参与组织文体活动，地推得比别人平，干完活还能娱乐大众，这就极大迎合了建矿初期领导们对“有本事”的“人才”的定义，完美挠到了矿领导的痒处，领导一问，还是个没编制的“人才”，自此，父亲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当时那一大批从县里抽调援建后所煤矿的人，其实大多都想转为了煤矿工人，但最终只有极少的几个真的实现了愿望，父亲是极其幸运的，因为他那些有本事的伙伴们都没能成为煤炭工人，后来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了发电厂，卷烟厂，实在当不了工人的只好留在县政府混仕途或者在学校当音乐老师了。哈哈，所以有人经常戏说人生犹如是被上天摆弄的棋局，上天还棋艺很烂，经常不怀好意的让棋局反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在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连番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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