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司马光开讲

第27章 司马学士开讲

程颐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则经筵。”由此可见宋代的讲筵是何等重要。

四月，春阳高照，惠风除吹，正是经筵开讲的最佳时节。

这天，经筵官荆公早早来到迩英阁西厅，就见西厅北面御案上已铺好杏黄锦缎，南面讲官案上铺着蓝绢，而御案与讲官案之间的左右二面那块场地，足可容得一二百名官员的站立。

这时，早已等候在殿外的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学士以及有爵位的朝臣勋戚等，一个个身穿袍服，头戴梁冠，方心曲领，按官阶大小鱼贯而入，到了西厅，分文武两班站立在讲桌和御案二面，静候开讲。

经筵官荆公立于百官之前，专候讲官与皇上的到来。

这时，本次的经筵讲官翰林院学士、龙图阁侍读司马光在展书官的引领下，十分沉稳地从侧厅出来。他这天头戴五梁冠，上穿朱衣，下系朱裳，内衬白花罗中单，束金带，佩金鱼，稳稳健健来到讲案前，以手轻轻抹了一下案上的蓝绢，见一切平整，这才将一迭讲稿放于案上。

随着一声“皇上驾到”的呼叫，身着明黄袍的神宗帝从后厅健步出来，先是向讲筵中间两班文武官员扫视一圈，再就轻车熟路地走到铺着杏黄锦缎的御案后坐下。

这时，展书官迈着碎步，从讲案那边小心翼翼地走到御案前，将一本御用讲义恭恭敬敬放在御案上，并帮着翻开，用铜尺压上，再躬身退到讲官身旁站定。

经筵官荆公宣布开讲后，司马光温文尔雅地向皇上及大臣行过鞠躬礼后，开口说道：“陛下，诸位大人，臣受皇上及讲筵官的安排，在此讲讲当今朝野所担忧的情势及应对的方略。”接着又极其谦卑地说道，“臣才疏学浅，稗耳贩目，讲时难免言不及义，使陛下及诸位难得要令，还望多加海涵。”说罢，不慌不忙地伸出两根肉肉的右指，翻开讲义，略略扫视了一下，抬头说道，“从表面看，我大宋朝目下处处莺歌燕舞，市场繁荣，物产丰盛，百姓安逸，生活愉悦。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话锋一转，音量高起，“我大宋目下实则是‘两积’沉重，‘三冗’泛滥，财力溃乏，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我们的军队，更是‘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而那西夏、契丹，尽管我们年年以‘岁币’供之，而他们不仅不领情面，更是动辄以武力相胁迫，以戾兵而凌犯……臣深知，诸位对此是心焦如焚，恨不能倏忽间就想出一个万全之良策，一荡百年之沉疴与痼疾，还我一个强大的汉唐盛世。但是，”说着说着，司马光语速加快，滔滔不绝，“臣尝说过，我们做人臣的，光急不行，光想不行，光做更不行。那如何才行呢？做人臣的最重要的就是臣常说的那六个字：‘忠君、利国、养民’。要做好此六字，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一个‘道’字。《中庸》里说：‘道’是上天定下的规律，只有遵循‘道’这个上天定下的规律，才是通达到我们理想境界中最为平坦的大道，只有通达到此平坦大道，才能让天下万物自然繁育，让天下百姓安宁富足、国家太平；唯有沿着‘道’这个平坦大道不断前行，方可改变我大宋王朝目下的艰困处境！孔子曰，过犹则不及。”话锋一转，又说道，“而我们有些做人臣的，面对我大宋暂时遇到的艰困，竟不顾‘道’这个根本，而张惶失错，不知所以然，甚至生出种种可怕的冒险言论和冒险行动。”说着，两眼离开书稿，缓缓向文武两班大臣看了一眼，继续说道，“君实最近正在写一部通史，其中就写到汉朝萧规曹随一章，今天臣想重点讲讲萧规曹随这个道理。”

神宗早就知道司马光所著的《通志》曾受到先王英宗皇帝的赞誉，听说他今天主讲这个，更是来了精神，急忙将压在讲义上的铜尺挪开，将讲义抓到手上，翻动两页，不等再翻，两道龙眉微微蹙起……

司马光看着书稿，继续滔滔不绝：“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

此时，左右二面听官席上已是一片窃窃私语。

经筵官荆公见韩维、吕公著几位老友频频点头赞同，心中一震。他所以在年轻的皇帝面前竭力举荐好友司马光来经筵讲这一课，就是盼他能凭借自己博古通今的知识来借古谕今，以古鉴今，指出大宋目下所面临的艰危形势，而指名变革的方向，提出变革的办法，殊不知绕来绕去，竟然绕到那些食古不化的“规矩”上去了。

“事前不是说好的，此次讲筵重点是讲变法的必要与意义吗？怎么说偏了呢？”荆公想着，眉头早已拧成两坨高高的疙瘩。他本想及时提醒司马，但又觉不妥。自己这天虽是经筵官，是主持经筵之人，但君实却是主讲，是皇上同意的主讲，他这个经筵官怎好中途去干涉主讲这天所讲的内容呢？想着，荆公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

司马光继续说道：“在孟子看来，为政必须‘遵先王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会惹得人神共怒，人神共诛之。孟子的法先王思想是先秦儒家所固有的政治倾向，孔子就是‘祖述尧舜，又宪章文武’的。荀子也认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说着，司马光看了看对面的神宗帝，接着说，“圣上临御未久，当务之急应是得人，而缓于立法，千万不能离经叛道，变干祖宗之法！”

司马光讲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神宗已生反感，现见司马直接点到他不得“离经叛道”，于是忍不住问道：“讲官大人，朕问一句，汉代永远遵守萧的成法不变，能行得通吗？”

司马光回道：“陛下，不仅是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便到今天，仍是完全可以行得通。如若不然，适得其反，譬如：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致使国家动荡不安；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陛下，由此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万万不能改变的。”

荆公这时不仅吃惊，更是万万没料到老朋友司马光讲的竟完全与自己的想法南辕北辄！荆公急了，他想：“如何能这样说呢？这样向君臣宣讲，还能鼓动变法吗？还能让众大臣树起变法的信心与决心吗？”

站在司马光左侧的荆公想辩驳，又担心丢了老友的面子。正不知该如何办，就见文班那边站起一人，大声说道：“司马学士说的全是一派迂腐守旧之言，是有意在讽喻我大宋朝廷！请问司马学士，先王的制度，何朝何代不在改变？”

众人大惊，急将目光闪投过去，这才认出此人是集贤院校勘吕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出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此人博学多才，为人精明机警，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任真州主簿。当年欧阳修曾向荆公推荐说：“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能也。”爱才的荆公挂记在心。嘉佑五年，吕惠卿秩满回京，登门拜望荆公，二人谈经论义，彼此赏识。吕惠卿更是敬重荆公，此后逢人便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当今之世，唯知介甫可为吾师也。”自此，二人似师似友，常相往来。

司马光见吕惠卿竟敢在经筵上大斥他迂阔，心中虽是不快，表面仍是凤眼微展，不愠不怒，乐呵呵地说道：“君实如有不到之处，还请吕校勘赐教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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