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曾使不少“金迷”感到困惑,以至不断有读者写信问他:“《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部作品与金庸此前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其主人公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则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金庸自己明言:“《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
我以为,《鹿鼎记》中韦小宝这个主人公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小说已彻底超越了所谓“武侠小说”的范畴,而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作,应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激烈地抨击以“天、地、君、亲、师”为纲常的中国“礼教”传统,认为那是一个“吃人”的传统,“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这篇小说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的形象,但“大哥”这个人物实际上代表着“父亲”(中国人向来认为“长兄如父”)。小说的第十节,写到“狂人”与“大哥”短兵相接,他直截了当地劝诫“大哥”及其帮凶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既是痛入肺腑的劝诫与警告,更是高声呐喊的控诉与审判。这种“审父情结”贯穿在鲁迅以后的无数作品中。他也曾反过来表达这一思绪,例如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事情弄到必须探讨“怎样做父亲”才算得“父亲”的地步,可见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寻父情结”。这也说明,中国人往往处于“失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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