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祖先走西口到了鄂尔多斯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拥有5000年灿烂的华夏文明。从历史上看，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是中国最早得到开发的地方之一，也是农耕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晋北和陕北地贫人多，再加上天灾频发，失地农民只得另寻出路。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代表文化为“三秦文化”。有西周、秦、汉、隋、唐等14个政权在陕西省建都，是中国经纬度基准点大地原点和北京时间国家授时中心所在地。陕西省地势呈南北高、中间低，由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貌构成，其中黄土高原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0%，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横跨三个气候带，陕北北部长城沿线属中温带季风气候，关中及陕北大部属暖温带季风气候，陕南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主要景区景点有黄帝陵、兵马俑、华山、未央宫遗址、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西安城墙、西安钟鼓楼、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陕西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212万年前的西安蓝田上陈遗址，是东北亚最早人类活动遗址，比此前公认的中国境内最早原始人类“元谋人”还要早42万年，改写历史教科书。

26万年之前的渭南大荔人，是中国人直系祖先的起源，打破了现代人类全部是非洲祖先后裔的认知。

8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母、炎帝和黄帝的远祖、伏羲和女娲的母亲、华胥国女首领华胥氏，创造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开创了中华八千年文明史，从华胥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著名的仰韶文化母系氏族村落遗址。西安杨官寨遗址，是第一次发现6000年前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和聚落环壕，为探讨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填补仰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空缺。

5000多年前，生活在陕西姬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姜水流域的炎帝部落，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开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

位于神木市的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上古时，陕西为雍州和梁州所在。

周是陕西关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始祖名弃，善种植，尧舜时被封为“后稷”，封于邰（今武功县及杨陵区一带）。公刘时由邰迁到邠（今彬州市、旬邑县之间），到古公亶父时迁到岐山之阳的“周原”（今扶风县与岐山县交界处）。周人在这里兴建城邑、疆理田地、设置官吏、建立军队，商代晚期已为渭水中游的强盛诸侯国。姬昌（文王）迁都丰京（今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一带）。姬昌死，其子姬发（武王）即位，在沣河的东岸营建镐京（今沣东新城斗门街道一带），并修文王绪业。

中华父山——秦岭

受命十一年（约前1046年），经牧野之战，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史称西周。

幽王无道，国势急衰。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破镐京，杀幽王，西周亡。[19]

秦

秦人的祖先大费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舜赐其嬴姓。秦穆公时，任贤使能，虚心纳谏，灭国十二，开地千里，国力日盛。

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嬴渠梁继位，重用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秦王嬴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统一大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称帝，史称“秦始皇”。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废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陕西北部为上郡，陕南为汉中郡，关中畿辅区域设内史。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长城以拒外敌，凿灵渠以通水系。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巡游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其子胡亥即位，为秦二世。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因秦政暴虐，滥用民力，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刘邦、项羽起兵江淮抗秦。[19]

西汉

秦亡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分封给秦朝的三名降将：章邯为雍王，治咸阳以西地区，都废丘（今咸阳市兴平县）；司马欣为塞王，治咸阳以东地区，都栎阳（今西安市临潼区）；董翳为翟王，治陕北地区，都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一带），将应封为关中王的刘邦分封到偏僻的汉中区域。

汉家起源——汉水

汉元年（前206年），汉王刘邦率军暗渡陈仓（今宝鸡），袭击关中，章邯自杀，司马欣、董翳投降，陕西遂为刘邦所占。

汉五年（前202年），项羽乌江自尽，刘邦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西汉，京师长安城（今西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城市。

汉武帝时，派遣卫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将汉朝的北部疆域推至漠北，随后开拓南方疆域。

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陕西城固人）带领100多人出使西域，史称“凿空西域”，开拓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不断，外戚势力日渐势焰。

新莽

初始元年（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定都长安。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挟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20] [21] [22] 。这次西迁并没有给陕西带来繁荣，而是把军阀相争的战火引燃，陕西经历了一次大浩劫。

魏晋南北朝

东汉亡，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陕西建都的政权先后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和北周。除大夏建国都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外，其余朝代均建都汉长安城。

隋

开皇元年（581年），北周相国杨坚废周静帝宇文阐自立，是为隋文帝。

东方帝王谷——关中

开皇二年（582年），由建筑家宇文恺规划，在汉长安城东南营造面积达80多平方千米的新都城——大兴城。隋文帝重新一统华夏，确立三省六部制，兴科举，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强化政府机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因其大力倡导节俭，废除杂税并置仓储粮，很快使天下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史称“开皇之治”。

仁寿四年（604年），杨坚崩，次子杨广继位，即隋炀帝。

炀帝在位期间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又纵情享乐、奢侈无度，终在大业七年（611年），民变爆发、天下大乱。

大业十三年（617年），从太原起兵的李渊攻入长安城，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帝。

大业十四年（618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缢杀隋炀帝，李渊闻之旋即逼杨侑禅位，隋亡。

唐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陕西最繁荣的时期。

唐代京师长安人口最多时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通过陆路或海路前来长安。同唐朝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波斯（伊朗）、日本、印度等国。唐代200多年间，日本派遣唐使达19次之多；唐代长安的外国学生中，以日本学生为最多。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大唐的辉煌从巅峰渐滑谷底。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率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在大明宫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

北宋

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灭后蜀，控制陕西全境。

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设立关西道。

至道三年（997年），改为陕西路，辖区包括今陕西省关中各市、延安、榆林东南部以及甘肃省庆阳市、山西省运城市及河南省三门峡市。

靖康元年（1126年），金国攻陕，控制关中地区。陕南地区以秦岭屏蔽，归属南宋。

华夏之根——华山

元

中统三年（1262年），设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辖区约有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五省区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

至元十八年（1281年），分设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将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分成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和四川等处行中书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辖区约有今陕西省（不含略阳、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永靖县以东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大部。

元朝中叶，安西路改名奉元路。

明

陕西地区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辖今陕西省全境和甘肃嘉峪关以东、宁夏及青海湖以东部分地区。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之名即由此而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立大顺政权。

清

康熙六年（1667年），将平凉、庆阳、临洮、巩昌、四府划出，从陕西分置甘肃省（含宁夏），属于内地十八行省。至此陕西省界同现今比较除北部边界在长城以南、宁陕一段略微西缩外，基本重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西安。

走西口，这场持续二百多年的人口大迁徙把蒙汉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内蒙古鄂尔多斯以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的情怀接纳了从西口而来的晋陕民众和农耕文化，从而掀开了蒙汉人民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篇章。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英明睿智的康熙皇帝三次巡视鄂尔多斯地区后，颁布了一条开放性政策，允许晋陕农民到蒙地开荒耕种，历史上的走西口由此拉开大幕。晋陕地区穷苦农民把走西口作为逃荒的主要途径，清末《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决定大规模开垦蒙地，晋陕民众走西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广义上的走西口是指晋陕人越过长城进入蒙地，“口”即长城的关口。具体的“口”有两处：一处是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由此出关入蒙，经和林格尔进入后套；另一处是陕西省府谷县的古城，古城门洞南即为“口里”，门洞北即为“口外”。所以，“西口”的概念既模糊又清晰，既笼统又具体。随着走西口“进口”到鄂尔多斯的不止是碗饦儿，走西口的重大意义在于带来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融，形成了蒙汉人民共创共建的辉煌历史。汉族群众进入鄂尔多斯以后，和蒙古族下层群众同处于蒙古王公与汉族地商的压迫剥削之下，相同的阶级地位使蒙汉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鄂尔多斯历史上著名的武装抗垦、独贵龙运动就是蒙汉人民共同发起的。走西口使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形态由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变为农牧业结合经济，从而开拓了农牧并举的历史。蒙汉群众在生产上的互帮互助，生活上的互相影响，逐步融为一体，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人文追求等方面也渐趋一致。汉族群众广泛接受了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蒙古族群众在召庙里也供奉起了龙王、关公；汉族群众喜欢上了炒米、奶茶、手扒肉，蒙古族群众也爱吃粉汤、油糕、烩酸菜。蒙汉文化的多方面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最典型的就是蒙汉人民在艺术上共同创造了旋律独特的“漫瀚调”，如今，准格尔旗是国家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漫瀚调）之乡。漫瀚调在鄂尔多斯民间长盛不衰，流行在达拉特旗的经典曲目《打鱼划划》的曲调原型就是蒙古族短调民歌《扎明扎罕》，同时融入了晋陕民歌的风味，《打鱼划划》极其典型地说明，漫瀚调的本质就是“蒙汉调”。西口之路充满苦难艰辛，同时闪耀着文明光辉，西口之路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升华的通道，是蒙汉人民缔结友谊共创文明的桥梁。蒙汉人民共同培植的“开放包容、诚信友善、不屈不挠、拼搏创新、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已在鄂尔多斯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开花，枝繁叶茂，西口文化已升华为鄂尔多斯独具风采的地域文明。

清代以来，陕北榆林、神木、府谷、定边、靖边等县的商民，勇敢冲破清政府“汉不入蒙”的政策限制，到伊克昭盟草原做生意，被称为“边商”或“跑边”，他们艰苦卓绝地开发着伊盟草原的经济，为发展鄂尔多斯草原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陕北的榆林与晋、宁、甘、内蒙古伊克昭盟毗邻，是五省交界之地，现辖榆林、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横山、佳县、米脂、吴堡、绥德、子洲、清涧十二县(市)。

这里是农业、畜牧业的过渡地带，全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经济相对落后。但正是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蒙汉边地贸易异常活跃，皮毛贸易在清末民初时达到了繁荣时期。

晋西北和陕北人多由古城出关，进入鄂尔多斯的路线是沙圪堵—纳林—马场壕—新民堡—王爱召—树林召—大树湾，然后至包头等地，据考证这条路是走西口的主道。树林召镇，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为旗人民政府驻地，地处达拉特旗北部，东与王爱召镇毗邻，南与东胜区铜川镇接壤，西与展旦召苏木以罕台川为界，北与包头市万水泉镇、河东镇隔河相望，区域面积1125.6平方千米。1911年（清宣统三年）至1949年，属达拉特旗第二参领区。1949年至1956年，属达拉特旗第二行政区。1984年，改树林召乡。2005年，树林召乡、大树湾镇、耳字壕镇并入树林召镇。

晋西北和陕北地区自古就是全国出了名的黄土高坡，尤其是河曲、保德、偏关、神木、朔县、代县等地，更是山荒岭秃，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收成惨淡。穷到什么程度呢？"说了个穷，实在穷，两口大瓮一对空。"这是说"吃"。居住则是"一窑一炕，人起炕光。"因此，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只好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到俗称"口外"的包头、后套、土默川逃荒谋生，就像山东人闯关东那样，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在中国近代史上便成了几个世纪、几代人的西口大逃荒。

走西口，闯西口，步履蹒跚几回首。几代人，几代愁，心胆俱裂离家走。路漫漫，埋白骨，生死攸关哭上走。

西口路是一条凶险的路。这路可谓长，竟走了约三个世纪。西口梦是一个缠绵的梦。这梦可谓长，竟做了约三个世纪。三个世纪就这样悄然逝去了。晋西北人和陕北人的足迹早已被黄沙掩埋；偏关纤夫那浑厚、凄楚的号子不再回响，保德神木掏根人（挖甘草）的地穴也已荡然无存；春出秋归的河曲、府谷"燕行"者们定居的定居，还乡的还。而今人仍在沿用的村名如"两座茅庵"、"三间房"、"板申"（木屋）、"火盘"之类的老村，已成为他们在口外驻足的历史印证。至于那些并不甘心屈服于窘促的手艺人﹣﹣铁木铜石匠，麻毛皮柳匠……迁流的迁流，落脚的落脚，每个人都有一段灾难，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每一段都有一个故事……

像候鸟，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地，终于找到了一方沃土﹣﹣那就是阴山下丰州滩这迷人的风水宝地﹣﹣包克图（包头）。

历史这条金色的飘带记载着晋陕先辈父老们的悲怆往事，也记载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也就是凭着这一条扁担两只筐，挑着儿女去逃荒、去闯荡、去拼命的先人，在伊盟、在包头、在后套、在土默川这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出生人死，最终安营扎寨，繁衍生息，与蒙古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这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和世人称颂的文明。

有人认为晋陕人走西口大约始自康熙或咸丰年间，这大概是根据二人台戏文中的一句唱词所作出的错误推断。戏文原词是"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因为荒年而走口外仅是这个时期的记载，但如果认定走西口始于咸丰年间便大错特错了。

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一句话，那就是太穷太苦。走西口又叫"走口外"、"转场子"或曰"跑口外"，是指长城以内的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劳苦大众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谋生的社会活动。

现代人把"跑口外"叫作"移民潮"或曰"生态难民"，把口里人春出冬归的谋生活动称为"打工"。"口"和"关"是同一个概念。晋西北的"口"多在山西的保德、河曲、偏关三县，而雁北的"口"多在朔县、平鲁、山阴、左云一带。

陕北的"口"多在府谷、神木、榆林、横山等地。尽管走西口的人涉及这么多的县和地区，但山西的河曲、保德、偏关人的走西口最有代表性，最为普遍。唱了三百年的民谣可以证实这一史实："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走西口究竟从何时开始的呢？早在明代中后期，即阴山南麓的阿拉坦汗统治时期，曾鼓励从长城以内迁入的汉人来土默川一带耕耘，给他们土地，给他们毡帐，给他们牛羊和耕畜，请他们把内地的农耕技术和手工工艺传授给蒙古族。随之，一些匠人，如铁、木、毛、柳匠相继出口，这些不堪忍受明廷差役和地主压迫的口里农夫及手艺人便成了最早走西口的人。其中还有部分是晋商，他们是少数，另一部分则是白莲教和大同兵变失败后的逃犯。

他们为"口外"的农耕文化和手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的丰州滩，由于大批汉族农民迁人，荒废的古丰州农业生产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出现了："人言塞上苦，吾言塞上乐"的祥和局面。那时的丰州滩仅有五万余人，明政府和清朝初年对长城内的移民是有明令禁止的。历史上的走西**动，大约经历了三个高潮阶段。从明末到清咸丰年间为第一个移民期。这阶段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晋陕汉人在包头、土默川、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租种权。从光绪末年到民国23年（1934）为第二个移民潮阶段。出现这个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的"移民实边"政策，极大地激发和鼓励了"口里"人去口外从事农耕和耍手艺，实则大多数仍属逃荒。

从西进人内蒙古的则多为河、保、偏三县人。据史料记载，保德县每年走口外的人约在3000-4000人，河曲县和偏关县各为4000人和3000人，若遇大灾年，每年进入内蒙古逃荒的约有万人之多。

说到生存，口里人对蒙古民族无不感恩戴德，对蒙古民族的忠厚善良及宽容大量无不铭记心里。他们毕竟不是大漠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能够填饱肚子，不被饿死冻死，便是唯一的希翼和追求。家住土右旗五卜树年高79岁的

孙老汉回忆说，他的父亲只身从河曲来到内蒙古揽长工种地，秋后回口里路经二十四项地一带时，遇土匪抢劫，一年血汗钱被抢光，还险些丧命。当行乞至五卜树村时，病饿相加倒在路边，被该村蒙古族王财（前村支书）的父亲发现，把他背回家中，硬是用奶茶炒米教了一命。孙老汉的父亲便决定留下来，他要报答他的救命恩人，就这样，孙氏家族便在此地扎根。他们甚至相信，如果不是蒙古民族接纳他们，他们将终生"刮野鬼"。后来，为了表达他们的真情厚意，用他们娴熟的河曲民歌抒发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石榴开花石榴树。

沙海漫漫没尽头。

顶风冒雪闯西口，

塞外才是安生处。

满片片草地绿油油，

这地方才能长久住。

兴许，现如今晋陕人的子孙后代们不再为他们的祖宗先辈的苦难历程感动或钦佩，他们甚至觉得先人们总是"男的走口外，女的掏苦菜"是耻辱的印记，是丢脸的凄怆和悲哀。但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辈们，用那干瘪的躯干，用他们毕生的血汗写就了这恢宏、厚重的历史。于今，当我们这些后人，每每回想起当年走口外那些黄土高坡的先人们，那些扔下婆姨撂下娃的祖宗们，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平静还是激动？在先人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的而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生死搏斗的昨天，他们的业绩谁人敢否定！

先人们匆忙的脚步和沉重的足音如今仿佛仍在耳畔萦回。

前面已经说过，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人就是那个时期闯口外跑到蒙古地界的。河、保、偏为长城三关，自古就是军事要冲，争战频繁。他们不愿为朝廷送死，宁可冒掉脑袋的危险也要闯口外，他们似乎觉察到，阿拉坦汗会宽厚对待他们的。河曲县的刘宝刘柱兄弟就是这么来到包头的。刘宝刘柱兄弟从河曲进府谷，然后偷越"黑地界"，黑夜走，白天歇，徒步十余日来到口外，来到包头。他们把背上的粗线褡链一撂，一人划一块地盘，一块在东，一块在西，在东的是老大，掏一间窑房，起名刘宝窑子。在西的是老二，也掏一间窑房，起名叫刘柱窑子。几百年过去了。村名仍在沿用。兄弟俩拼命耕种，鸡鸣而出，日落而息，几年之后，粮食满仓，牛羊满圈，最后娶妻成家，生儿育女。以后的包头村正是由刘家两个窑子归并而成的。

这以后，口里人不断流到口外，终于引起朝廷的警觉。顺治皇帝下旨，凡到蒙古地垦荒者，必须春出秋回，不得娶蒙古女人为妻，不得在蒙古地起房造屋，也就说不允许定居"落户"。不得生事端、说蒙语……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率部反廷对漠南蒙古的统治……叛后，兴兵挺进，深入漠南，刀锋遥指清都城北京，大大动摇着清明智的康熙皇帝使了一个绝招，他想，蒙古有广阔的地盘，草肥土沃，为什么要禁止汉人去垦荒种地呢？满蒙一家，那是先祖就定了的，为什么总要征战呢？

若把长城以内的汉人象水一样掺进去，让他们给蒙人种地，给蒙人放牧，给蒙人纳租，然后再把蒙古首领请进京城，让他们享荣华、受富贵，放开肚皮喝酒，大把花钱寻乐，给他们尽可能满意的待遇，还鼓励他们出家当喇嘛，省得他们动不动就起兵，给他们封官，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忘记草原，十年八年，他们就"异化"了，定不会扯旗谋反了。

正在这时，伊克昭盟盟长松若布并各旗扎萨克面见皇上，抱怨朝廷对蒙人另眼相看，蒙古缺粮缺钱缺兵丁，日子艰难，表示"愿与汉人伙同种地，以求两有裨益。"这正中康熙下怀，当即恩准。

不久，清廷理藩院奉旨下谕曰："圣祖圣明，应鄂尔多斯贝勒之请，特许沿边贫民出口种田。陕人晋人各行其路，各租其田，

倘有争斗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岁租以每百亩地票一石，草四束，银一两计。汉人不得拖欠，蒙民不得加收。粮食入仓，钱草两讫。钦此"。

于是穷怕了饿怕了的晋人陕人终于有了盼头，终于有了施展身手的好去处。于是，晋陕穷汉一个个走出家门，肩挑背驮，有的拖儿带女，有的成伙结帮，有的只身一人，义无反顾地踏上

漫漫西口路。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破衫烂，但这些赤手空拳的农家汉子们，脑子里都在幻想着西口那边的一片沃土，一个美惬的家园，一辈子锦绣前程……

大多数婆姨们被留下来，看守着一个个、一家家破窑烂房。正如二人台《走西口》玉莲唱的那样："哥哥你要走，玉莲泪双流，丢下我一人，少依没靠谁收留……"听了真叫人心寒。

但，跑口外的人仍然春出秋归，虽穷，却舍不得那个寒窑，丢不下那个烂家，更丢不下婆姨娃娃。女人们却不愿孤孤守家，硬可熬死累死也愿跟着男人走。男人哪肯？于是边吓唬，边日哄：那可去不得，蒙古那地方，黄风大，能刮瞎你的毛眼眼。春风烈，能别破你的毛脸脸。闹不好，还能丢了你的小命命！好好在家守着，等哥哥挣了大钱，给你买上洋花布，鹦翻气气红火***……经男人这么一说，女人就被蒙住了，便也歇了心，便也不再缠，不再闹。

跑过口外的人回来张扬说：***，这回可见了大世面了，你瞅瞅人家蒙古人咋吃肉？整煮的肥羊大把大把撕着吃，一刀一刀剜着嚼。瞅瞅人家咋喝酒，大碗大碗往肚里灌！再看看人家那泥土，攥一把流油……口外遍地都是宝，那儿才是穷人的救命处，要不为甚叫包头、后套哩！包住头也能拣到元宝！后套更肥，一进套就把魂儿套住了，谁不想去……经这么一煽，山西河、保、偏以及其它几个县的百姓，一个个做起发财梦，走西口的大队人马里，又多了一些数不清的生面孔，那些忻州的"倚挎们",代州的"瓜皮家"、崞县的"裂百姓"，呼喊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诱人口号，也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往口外跑。

山西人也好，陕西人也罢，大凡走西口的，多数是生计所迫，这是他们逃荒谋生的一种独特方式，类似冀、鲁、豫人闯关东。

关于"西口"的争论，持续了许多年，一说真正的"西口"应是雁北右玉县的杀虎口。一说真正的"西口"是陕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即府谷古城（与内蒙古达旗接壤）。古城关帝庙的城门洞是该地唯一通往内蒙古的出口，历代常有兵将把守。因此，晋陕人把这个设有卡子的城门（洞）也叫"西口"。由此再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

笔者认为，所谓"口"是一种泛指，确定哪个"口"本来就是一种局限。晋陕沿城、沿河一带的关口实在太多，有城的地方没城关，有河的地方没关渡，就像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儿那样多，谁能说清哪个弯儿是真正的弯儿，哪个弯儿不是弯儿？听谁的，又不听谁的？明摆着，晋人、陕人走西口都是事实。如果硬要确定哪个口，有何实质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地百姓把逃荒内蒙古俗称："跑口外"或"走西口"，只不过是流传甚广的二人台《走西口》剧词升华的一种雅称而已。所以从河曲县反映逃荒生活的众多民歌中看，西口也只是河曲人走口外必经的府谷古城而已。这些唱段非常之多，可作为河曲人认定西口的依据："一出古城泪汪汪，一翻坝梁心更凉。翻了坝梁入了沙（进内蒙古），心上难活想起了家……"。

雁北的出口和晋西北的出口，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走的路线也就不同。再者，因谋生的地区不同，所经过的关卡自然也就各异了。其实是：雁北人直接从右玉县的杀虎口过关人蒙。偏关人从贾堡口、红门口、关河口离境入蒙。河曲人从水西门北口、河湾渡口过河入蒙。

保德人则从沙河口（今东关渡口）过河入蒙。

榆林和神木人距内蒙古鄂尔多斯最近，多数直奔乌审旗、新街、伊旗或东胜。

出口逃荒的口里人绝不是直奔一个地方驻足。他们大多是随走随看，就像"无根的沙蓬随风跑，哪儿挂住哪儿好。"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以西的地区和河西走廊。而比较集中停留的地方大体是：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包头、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再远的北至蒙古国境内，西至甘肃武威。

代州是历史悠久的军事要冲，但代州人并不富足。酒令中也这样讥讽他们："咱代州的瓜皮不准别人溜，关住城门悄悄溜。你也溜，我也溜，关住城门悄悄溜……"说代州人小气，实则还是穷，就连溜瓜皮还要关住城门偷偷溜。但代州人精明是出了名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专门做买卖，用一块砖茶、一板生烟、一把冰糖就从口外换回牛马羊驼。他们干脆把锄头一丢、从口里运来大量的日用杂货品，当上了财大气粗的"旅蒙商人"。

旅蒙商里出了个梁大汉，名声传遍包头城。

代州人梁大汉自幼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寒，只好同父母耕田种地。待长到十六、七岁时，牛高马大，肚大如坛，吃饭狼吞虎咽，总也吃不饱。老爹一看着了急，心想，照这么吃，连泰山也得让他吃倒，于是托人把儿子打发到口外谋生路。

没出过家门的梁大汉，跟着同乡便来到包头的"代州营"（今包头郊区河东乡东河村）落脚，后又经同乡举荐，在"复义兴"当了一名小伙计。

语言是外交工具。当地俗话也说，蒙语不通，寸步难行。梁大汉一口流利的蒙语很得掌柜子的赏识，不久便派他统领复义兴的驼队，向大库仑（今乌兰巴托）出发了。

人们说，山西人不仅嘴甜会说，而且脚长脚快，能跑能逛。

他们结成马帮或驼帮，驮着各种口里运来的商品到牧区做生意，商界称他们是"旅蒙商人"。后人形容他们说："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会蒙话草地走。换回皮毛赚大钱，千里迢迢奔包头。"他们结成马队和驼队，不仅到包头做买卖，还把生意做到大库仑。

到了嘉庆年间，从晋北或陕北迁来的人逐渐多起来，相当一部分走西口的是晋北的耍手艺的匠人。他们按照各自的原籍和各自的行业自发地组织起行社。据史料记载，包头最早有"河曲社"、"代州社"、"忻定社"等，这是一种同乡联户的经营行业。比如代州人的旅蒙商行，忻定人的杂货铺，祁太人的钱庄，河曲人的油粮作坊，保德人的甘草买卖，榆林人的剃头铺…此外还有打刀斧、钉马掌的铁匠铺，制作首饰的银匠炉，发丧亡人的鼓匠房，接待运输的车马店，熏煮畜肉的死马行，酿酒的缸房，醋酱作坊，搓澡修脚的，补锅修笼的……应有尽有。

随着梁大汉年事渐高，便不再率领驼队远行，只坐镇指挥。但每次驼队出发前，他都要亲自向他们传授经验，讲授商德和蒙古礼俗，并且把这些内容编成顺口溜，要手下人记牢背熟：

远离家乡代州城，为做生意草地行。学蒙语，知蒙礼，蒙汉兄弟一家人。

草原茫茫少人烟，沙漠无路多黄风。餐风饮露卧冰雪，吃苦为过好光景。

白天住，黑夜行，山头盘盘要记准。躲豺狼，避匪情，有事藏进胡杨林。

撵牛放羊拉驼骆，大小人等要勤谨。伙计掌柜要平等，不分贵贱求生存。

熟记蒙语串人家，请安问好拉友情。先递烟壶后说话，帮着蒙人做营生。

捉罢羊羔拴牛犊，千万不要撩女人。走到哪里哪里住，不给山西丢名份。

讲信用，拉相与，对待蒙人要真诚。复义兴，走蒙地，一路要留好名声。……

这顺口溜尽管粗俗，但却成为旅蒙商人的警示和诫条，人人牢记，且不敢触犯。

走西口的代州人，很早就懂得蒙汉团结、蒙汉友好的重要性，并且成为铁一般的纪律。正是这种精神才创造了他们后来一个又一个的兴隆生意和遍地字号。

代州人没给山西人丢脸，还赚了大把大把的银子，一时成为包头最有经济实力的旅蒙商人。

据《山西文史资料》记载，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因地处吕梁山山脉，黄河沿线和县城周围人口密度大，土地偏少，所以这些地区外出来包谋生的人就多。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1940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约有10万之多。保德县每年走西口的人约有4000至5000人，偏关县走西口的人涉及全县几百个村庄。《府谷县志》记载：据民国37年统计，流落内蒙古的人口达数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的祖籍在陕西省府谷县海棠村，家门口有一颗海棠树。府谷县处于内蒙古高原与陕北黄土高原东北部的接壤地带。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主要由西北至东南流向的黄甫川河、清水川河、孤山川河、石马川河四条大川和相应的五道梁峁为骨架，海拔高度在780～1426.5米间，相对高差为646.5米。自第四世纪以来，由于受外力地质作用和几千年来人为活动的影响，区内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地形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形成特有的半干旱黄土——风沙地貌。据考古资料，远古时期，府谷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据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遗址。新庄子遗址（位于庙沟门乡新庄子村）属于仰韶文化（前5000年～3000年），连城峁遗址（位于庙沟门乡连城峁村）属于仰韶龙山文化（前2800年～2300年），朱家湾、桥沟北盖峁、大、小石堡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在雍州翟族境内。西周（前11年～前770年），属固阳榆中地，为荒服，属雍州白翟的一部分。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5年），仍为白翟地，属晋国。（一说为林胡族地）。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为固阳榆中地，属魏国，后属赵国。秦（前221年～前206年），为上郡地。西汉（前206年～23年），设富昌县（府谷县东北部及准格尔旗南部），属西河郡。王莽，改名富成县。东汉（25年～220年），撤销，辖地并入平定县（准格尔旗南部及府谷县西部）。魏晋时期（220年～420年），为匈奴地。东晋，属赫连氏大夏国（都城在今靖边县白城子）。北魏（386年～534年），为五原郡固阳并永安郡地。北周（557年～581年），为银城县（今神木县北部及府谷县地）地。隋（581年～618年），为银城县地。开皇十年（590年），在北部复设富昌县，南部仍属银城县。唐（618年～907年），属麟州。初为府谷镇，开元以后，县地分属银城、新秦县二县。五代后唐天佑七年（910年），升镇为县，八年（911年），升府州领府谷县。不久，因辽国侵扰迁到留得人堡，即今府谷县城。后汉初，升设永安军，乾佑元年（948年），仍设府州，周显德元年（954年），复设永安军。宋（960年～1279年），仍为府州，领府谷县。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改为靖康军。政和五年（1115年），赐郡名荣河，又改为保成军，置麟府路军马司，以太原府代州路钤辖领，属河东路，以其地处河西，便于控扼西夏。靖康元年（1126年），割让麟、府、丰三州与西夏。绍兴九年（1139年），夏人陷府州。金贞元（1153年～1155年）以后，从西夏收复。正大三年（1226年），复设府谷县，增设建宁县（故城在府谷县西北七十里）。元（1206年～1368年）初，复建府州，领府谷县。至元六年（1269年），州废，并建宁县入府谷县，隶葭州（道光本《榆林府志》）；一说州、县俱废（雍正本《陕西通志》）。明（1368年～1644年），为府谷县，属葭州。洪武六年（1373年），废。十三年（1380年），复置县，属延安府葭州。清（1644年～1911年），仍为府谷县，初属延安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属葭州。乾隆元年（1736年年），改属榆林府。民国时期，为府谷县。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制归省直属。民国二年（1913年），设陕北观察使，因属陕北观察区。民国三年（1914年），改属榆林道。民国十五年（1926年），废道制，复归省直属。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归陕西省第一行政督察区。1933年，开始建立神府革命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原国民党县政府统治的大堡、镇羌、天平等联堡。1935年3月，成立府谷县革命委员会，归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1936年2月，成立神府东北办事处。4月15日，撤销神府东北办事处，成立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统辖府谷县城以南及神木县、榆林县、佳县的部分地区，与国民党统治的府谷县并存。1937年1月28日，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属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7月，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神府县政府（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与国民党统治的府谷县并存。1941年9月，神府县由陕甘宁边区改属晋绥边区代管。1947年11月，成立府谷县人民政府，属晋绥边区政府领导。1948年1月，麻地沟解放后，府谷县黄甫川以东地区，内蒙古十里长滩一带及山西省河曲县部分地区于3月合并，组成河府县（县府设在麻地沟），归晋绥边区政府领导。9月，河府县撤销，归还府谷原属地。1949年6月，改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榆林分区。

1950年5月，整编时，撤销神府县，其辖地分别划归府谷、神木两县。府谷县归属陕西省榆林专区。

王氏家族里的先人们在府谷县海棠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守着一亩三分地，过着平静的生活。相传王氏家族祖先是晋国的王子，后来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陕西府谷县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北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与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隔黄河相望。王博学的祖父辈在清朝走西口到了鄂尔多斯杭锦旗杭锦淖尔芒哈图大队。广义上的“西口”便泛指河北张家口以西通往内蒙的各个关隘和通道，包括陕西神木口、陕西府谷口和山西的河曲渡口等。旧时走西口的人过了古城，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准格尔旗的纳林打尖过夜。

陕北府谷县王家狮子大院座落在府州城南大街北面坪基上，座北向南，距南城墙不足50米。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南大街，向西通往府州衙门府，向东通往文庙。王家狮子院为明朝嘉靖年间奉朝廷之命所建，主人王好善，被朝廷诰封为中宪大夫、兵部职方清吏司。后因子继謨官封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诰封为光禄大夫。从南街上七级青石台阶才到大门平台基地，平台距大门约六七尺宽。大门为起脊砖木结构，脊上站有飞禽走兽、凤凰、麒麟。大门宽敞高大，木刻砖雕，工艺精湛，气势雄伟壮观。大门东西各建有三间铺舍。进入大门，再走约三丈石铺人行道、上九级台阶，就到了二门。二门进去约一丈多远处建有一木制影壁。影壁高约一丈多，宽约二丈，前后两面均有精细木雕，油漆彩画，人进去东西转身才进入厅院。厅院正面建有三间木结构大正厅，高大气派，典雅别致；门窗雕刻精致，琴棋书画、花香鸟语、古色古香。正厅两侧建有东西起脊耳房，厅院东西两侧各建有起脊厢房。院落宽大，建筑高低差落有序，主次分明。大门和二门中间走道两侧各建有两处小院，为差人居舍。院子东西建有戴脊围墙，是明朝时期典型的官宦府宅厅院。厅院后面是楼院。正面一层为砖结构窑洞三间，上建木结构楼房，楼内供奉祖宗牌位，专供祭祀所用。道光年间改为私塾学堂，我十一世祖王为垣先生在此执教，培养出好多人才，成为社会栋梁。楼窑东西两侧各建有耳房三间。院子东西各建有起脊厢房三间，为家人居舍。南有围墙，中建影壁大门与前院侧门相通。

楼窑背后是一块平整空地，四周有低矮围墙，人们习惯叫王家圪台,上面种有各种名贵花木，供人们观赏。王家圪台后面又建有标准的起脊四合院，东西与狮子大院等宽，都临巷道。大门面向西南角开设。

狮子大院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人多高的石狮坐立，故人们叫狮子大院。大门石阶前，两侧均立有上马石、下马石。大门外街道南面建有高大照壁，上刻砖雕“福”字，四周雕刻各种花纹，工艺精湛。

王家狮子大院大门、二门檐下挂有匾牌：“中宪大夫”、“光禄大夫”。道光年间，府州邑侯又赠王万煦“勤劳王家”匾额。所以，府州城人们又将狮子院叫“尚书院”。

王茂盛在清朝咸丰年间出生，那时正逢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带着嫔妃逃奔热河，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走西口是一部迁徙生存、与命运抗争的历史，是一部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荒旱年逃荒走西口，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是走西口的主流人群，但调查，从清康熙36年至民国37年二百五十多年间，走西口的人并不单纯是穷人，当时是穷人也走，日子过得好的人也走。一是有些青壮年认为口外过日子较为容易，土地易得。认为那里是一个成年男人的梦想淘金之地。为了混出个人样，决心出去闯荡一番。吃点苦算什么，只要有春华秋实就好。有脑筋灵活善交往的人，他们起先在地主家干活，把攒下的口粮换成了钱，有了钱买成地，慢慢地成了那个地方新的地主。古城镇前坪村光绪年间就有个姓马的青年，据他们的后人讲，这个青年能说会道，向蒙地王爷大量租地，然后再转租，吃租价差，人们称为“二地主”。有时也雇人耕地，二十多年下来，挣了不少钱成为富户，在口里建房买地。最初的西口，其实是长城上的一个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出去以后就是漫漫无边无际的沙漠了，出了这个地方，明天就不知道是死是活了。所以人们在入沙漠之前，思念起在家的亲人、情人，在西口的山上唱起了这首《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我实在难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

哎我泪就常流

送出来就大门口

我就不丢手

有两句的那个知心话

哎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

拉话话解忧愁

哥哥你走西口

我实在难留

提起哥哥你要走西口呀

我的眼泪泪常流

送出来就大门口

我就不丢手

有两句的那个知心话

哎哥哥你记心头

哥哥你走西口

万不要交朋友

交下了的那个朋友多

操心你忘了奴

哥哥你走西口

我实在难留

提起哥哥你要走西口呀

我的眼泪常流

送出来就大门口

我就不丢手

有两句的那个知心话呀

哎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

拉话话解忧愁

拉话话解忧愁

清朝时期，民生问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贫困和贫富差距：清朝时期，贫困人口众多，贫富差距明显。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生活艰难。同时，富人通过剥削农民、地租和高利贷等手段积累财富，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农民负担：清朝时期，农民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这导致农民生活贫困，有时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计。

灾荒和瘟疫：清朝时期，灾荒和瘟疫频繁发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政府对灾荒的救援力度有限，往往加重了民众的苦难。

教育问题：虽然清朝设有科举制度，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官僚阶层，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医疗卫生：清朝时期，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尤其是农村地区。缺医少药，民众遇到疾病时很难得到及时救治。社会保障：清朝时期，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等弱势群体难以得到足够的关爱和帮助。

住房问题：清朝时期，住房条件较差，尤其是农村地区。许多农民居住在简陋的土坯房或草棚中，生活条件恶劣。

劳动力市场：清朝时期，劳动力市场缺乏规范。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雇主剥削劳动力现象普遍。

总之，清朝时期的民生问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民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制约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王茂盛是陕北府谷人，一直和乡亲们住着窑洞，这是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和资源所决定的。窑洞虽然深长,但室内光线不足,家具较少,只有一两个木柜,炕是窑洞中最重要的部分,既是床又是桌椅,还兼具取暖和会客的功能。这里农民的生活离不开黄土,他们种植作物,也在黄土中生活。作物主要是谷米、高粱、玉米、荞麦、绿豆等,经济类作物有马铃薯和葵花。陕北农村的女人们经常说,离了马铃薯就不会做饭了。这里属于传统的粟黍种植区，由于气候较为寒冷，土地贫瘠，麦类作物种植较少，产量也很低。民国《甘泉县乡土志》说甘泉“地气寒冷，不宜种植”小麦，所食小麦都是从外地贩运。清卢坤《秦疆治略》记载安定县有“地皆沙土，风烈霜早，气候苦寒，所种二麦止十分之一、二”。乾隆《府谷县志》、道光《重修延川县志》《榆林府志》等记载，陕北的麦类主要有小麦、大麦、燕麦、青稞、荞麦。但很适合荞麦、豆类种植，因此，陕北的农作物种植主要以高粱、黍子、糜子、谷子、荞面、黑豆等五谷杂粮为主。乡亲们一年四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期望着在秋收时节能够获得好收成。在农历二月二这天，府谷人讲究吃黄米大馍喝米汤（高媛2010）。有研究者把陕北饮食分为八类，包括小米类、红枣类、南瓜类、荞面类、土豆类、野菜类、豆类和羊肉系列（李毅2012），基本上反映了陕北人的饮食结构。如今，传统的风味小吃黄米馍、碗托、凉粉和洋芋檫檫仍然是陕北人的最爱，也是各种陕北风味饭店中不可缺少的美食。如果说关中人有面食情结，汉中人有米食情结，商州人有“糊汤”情结，那陕北人一定有小米和糜子情结。陕北由于地理气候的原因，蔬菜种植不但面积小，而且种类也很少，在清朝时，延长“多不种菜”“九月寡白菜、萝葡、白菜或蔓菩、芹、韭腌之属”，“间以豆晒酱不作酱油，大都食求饱腹，不贪异味”（乾隆《延长县志》）。保安县没人愿意种菜，教他们也没人学（咸丰《保安县志》）。到清末时，这里的乡民也是如此，“懒于种菜，间有一二灌园者，其生不备，乡民率食野蔬”（光绪《保安县志略》靖边县“嘉卉蔬果绝少”（光绪《靖边县志稿》）。到了民国年间，宜川人的菜蔬也极其简单，多食腌白菜、萝卜之类，很少吃炒菜。但陕北特殊的地理气候却是优质豆类的最佳产区，这里种植的黑豆、黄豆、绿豆、扁豆、豌豆等颗粒饱满，可以做酱为菜，“黑的可做豉，黄的做腐、榨油，造酱”。其余的各色豆可以做腐并炒食（高媛2010），一定程度弥补了蔬菜的不足，也形成了不同于关中陕南特有的饮食特点。由于气候、地理的缘故，陕北的榆林和延安养殖种类和方式也有所不同。榆林因与内蒙交界，“天然绝大牧场也”（民国 《续修陕西通志稿》），因此，榆林府一带农牧结合，蒙古畜牧业特征比较明显，多畜羊马。《秦疆治略》记载了榆林府神木“附近蒙古，多有伙种蒙地或与蒙古畜养牲畜为出息者”，定边县“地处极边，山穷水恶，天时则寒多暑少，地利则素鲜膏腴”，“利于畜牧”。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西黄土高原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地方传统舞蹈，又称"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等。它主要分布在陕西榆林、延安、绥德、米脂、子洲等地，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绥德、米脂、子洲秧歌最具代表性。

文化人类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人类文化来源于早期巫文化。阿城的讲述让我忽然意识到，秧歌应该也不例外。陕北秧歌今天的谒庙、彩门、九曲等十来种方式，包括广场上的歌舞，都应该有巫术源头。《周礼·春官》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雩（yú）是求雨之祭，是大巫率小巫们举行舞蹈方式的祭天仪式。这应该是秧歌的源头之一。至今在陕北安塞沿河湾，正月十五晚上，转了消灾免难的九曲秧歌后，大家还跟着伞头儿成群跪在地上，对天告求——求一个风调雨顺。在靠天吃饭的陕北，农民未雨绸缪，从周代继承下来的这种对天的礼数，从未失传。那，陕北秧歌的“沿门子”——也叫“排门子”、“转院”——传统，又从何而来呢？

陕北秧歌舞，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已有，原为阳歌，"言时较阳，春歌以乐。"《延安府志》记有"春闹社，俗名秧歌。" 由此可知，秧歌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 清李调元《粤东笔记》云："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中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竞作，弥日不绝，是日秧歌"。故又有人指出，秧歌传自南方，是陕北的一种外来文化。作家曹谷溪在《再谈陕北秧歌》中说："陕北人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每年正月二三开始，几乎要闹腾一个正月天。一直到二月初二才压了锣鼓五音"。形式多样，是一种民间广场集体歌舞艺术，表演起来，多姿多彩，红火热闹。 陕北地区 "闹秧歌"习俗由来已久。如陕北的绥德、米脂、吴堡等地，每年春节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演出前先到庙里拜神敬献歌舞，然后开始在村内逐日到各家表演，俗称"排门子"，以此祝贺新春送福到家，这是古代祭社活动的延续，十五日灯节这天，秧歌队还要"绕火塔""转九曲"。"绕火塔"也叫"火塔塔"，先用大石和砖垒起通风的座基，上面再用大块煤炭搭垒成塔形，煤炭之间有空隙，填入柴禾、树枝以便燃点。由于当地煤炭质量好，又有柴木助燃，所以在十五日的夜晚点燃后，火焰照红夜空，秧歌队绕塔高歌欢舞，非常好看。此习是古代"祀太乙""积薪而然"求火消灾驱邪的遗风。此风俗在清代县志中有记载，如《绥德县志》"并以煤块积垒如塔，至夜，然(燃)之，光明如昼。"《米脂县志》"铺户聚石炭垒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可见此俗由来已久。

绥德可谓陕北秧歌的中心，那里的农村至今仍保留传统的秧歌表演程式、礼俗和风格特色，其中既有古代乡人驱傩的"神会秧歌"、"二十八宿老秧歌"，也有1942年之后才兴起的新秧歌。秧歌表演者常有数十人，有的多达近百人，在伞头的率领下，踏着铿锵的锣鼓，和着嘹亮的唢呐，作出扭、摆、走、跳、转的动作尽情欢舞。沉浸在欢乐愉快的喜庆气氛中的陕北高原秧歌表演十分红火。秧歌吸收当地流传的水船、跑驴、高跷、狮子、踢场子等形式中的艺术元素，组成浩浩荡荡的秧歌队。

早年多是男扮女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的也参加。男女队身着彩服或带云角装的秧歌服，男的用毛巾包头，女的手持彩肩、汉巾。拜年有排门子秧歌，彩门秧歌；正月十五有酒曲秧歌、花灯秧歌。小场子秧又叫踢场子，分二人场、四人场，八人场。舞蹈动作丰富，豪迈粗犷，潇洒大方，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憨厚、开朗乐观的性格。

由于在咸丰年间陕西省连年大旱、颗粒无收，乡亲们无法再在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生存下去了，王茂盛不得已跟着乡亲们逃荒（后来叫走西口），目标是口外（后来的内蒙古）。

王茂盛是典型的西北汉子，高大、瘦削，国字脸、大眼睛、双眼皮，黑眼珠发亮，头发乌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后生。他的爹妈在他10岁时就因病去世了，是乡亲们照顾、拉扯长大的，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他自幼跟着村里的师傅学武，心中有着远大理想，希望长大后能保家卫国。王氏家族走的那天是夏天早上6点钟，族长来到了所有族里人的面前，心情沉重地说道：“王氏家族的亲人们，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了，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再待下去大家都会饿死的。口外地广人稀，听说那里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还有漫山遍野的牛羊，咱们去那里生存吧。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村前有一颗海棠树，那是我们的根，以后一定要多回来看看”。一行人总共129人，拖家带口，艰难前行，赶着牲口，很是凄惨。那时的他才16岁，跟随乡亲们缓缓前行。骆驼是沙漠里的吉祥物，被称为“沙漠绿舟”，因为要经过库布齐沙漠才能进入口外，所以大家赶着30峰骆驼，准备在骆驼的帮助下顺利通过沙漠。路上遇到了米脂的一户姓刘的人家，是个大家族，家族里有一个姓刘名珍的姑娘，年方15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身高170厘米，梳着两根麻花辫子，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样。她身穿着粉色上衣、灰色裤子，脚穿一双布鞋，推着一辆木头车子，很是吃力。她的父母亲、弟弟跟在她身后，赶着猪、羊、毛驴。她弟弟年令大约10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只小狸花猫咪，帮助她一起推车子。王茂盛一眼就相中了她了，急忙冲上去帮助她推车子。真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两个年轻人都是俊男靓女，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互相望了一眼，心都扑通通地乱跳。他头上戴着白羊肚毛巾，累了就拿毛巾擦汗，渴了就喝一口自带的白开水。她则时不时地给他喂几粒自家炒熟的大豆，给他补充身体的能量。

晨雾里传来驼铃，十七峰骆驼刺破灰白色天幕。

杀虎口的城墙把月光切成碎片。

苍头河的冰面泛着蓝光。

野狐岭的砂子能把人磨成白骨。

刘家老人看到他们彼此这这几天的相处，也觉得他们俩确实比较般配，也在心底默认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傍晚时分，他们在一起开火做饭。刘珍的爸爸递给王茂盛一个旱烟袋，和他唠起了家常，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认为两家人都是农民，门当户对。他们这一路上很是辛苦，白天拼尽力气赶路，晚上还要在车马大店住宿。三天后他们走到了沙圪堵镇。沙圪堵是陕西省的一个地名，因该村地处一座大山上边，地方方言为圪坨，且村内沙土比较多，所以命名为沙圪坨。当时各地土匪比较多，烧杀抢掠、互相火并，争地盘。这一天他们从沙圪堵走到了库布齐沙漠边缘，天和日丽，凉风习习，正要住宿，突然天空传来了几声枪响。（未完待续）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