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中国历史的生命史是颠倒的，先老年，后中年，再青春。一句话，中国人越活越年轻。这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一九〇〇年，激情四溢的梁启超就曾站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这样“一言以蔽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我们先把梁启超的一腔热血放在一边。我注意到，在一些人文著作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一到了晚明突然变得天真起来了，灿烂起来了，澄澈而又灵动，飘逸而又自主，让我们看了都难受，我怎么就没有生在晚明呢？当然，论述者并没有忘记补充，晚明文人的这种变化原因有二：一、专制；二、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膨胀。其实，封建史数千年，专制何处没有？何时没有？关键是文人们自己醒了，像亚当偷吃了禁果那样，“铛”的一下，眼睛亮了。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嘉靖、隆庆之后的“我大明”不是中国文人的“孩提”就是中国文人的“青春”。晚明的文人成了中国史上的新人类，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他们在晚明这条小路上来了一次大撒把。天真多好，灿烂多好，孩提幸福，青春万岁。只要别做李卓吾，杀头可不是碗大的疤，只要别做徐青藤，捣碎自己的睾丸有点疼。做一做纨绔子弟张宗子就不错，有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相伴，夫复何求？张大复也行，一潭水、一庭花、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实在无聊了，就弄点病生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明代好哇，它“觉醒”了，**了，它是中国文人的青春期。这一点逻辑上倒是说得过去，如果说，一九〇〇年的“我中国”是“少年国”，那么，按照颠倒的逻辑，三百年前的“我大明”不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梦遗又是什么？晚明的文人天真烂漫，童趣益然，通体透亮，一片冰心在玉壶。

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梁启超的激情业已构成后人修史的逻辑依据，事实上，我们的论述和梁启超的话题并没有多大关联。必须承认的是，后人们从晚明的背影里看到了天真，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比方说，晚明的文人就有一张中国史上特别生动的脸。关于中国文人的脸，年龄不满四十的韩愈有过一番自我描摹：“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这句话是经典性的，差不多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部表情的大写真。但是晚明的人们不。又是“本色”（徐青藤），又是“童心”（李卓吾），又是“性灵”（袁中郎），又是“主情”（汤义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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