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的年纪

作品和作家的组合关系也很有趣，如果是一九九五年——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三十一岁的作者该如何去写《推拿》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定会把《推拿》写成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语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顿说了，这是一个“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于盲人这个题材，三十一岁的年轻人也许会鼓起对着全人类发言的勇气，试图图解亨廷顿的那句话。年轻人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张三象征着局部，李四象征着局限，王五象征着人与人，赵六象征着人与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后，真理在握。在小说的结尾，太阳落下去了，它在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没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阳，它只是史前的一个蛋黄。

写作其实不是文学，而是化学。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们在小说家的内部所构成的化学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是好的语言？布封说：“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地方。”什么是好的机遇呢？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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