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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是可以同老邮递员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然而不多久就是1966年的夏季，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和已经成了我妻子的恋人，关严门窗，坐在小板凳上，围着一只陶盆，烧毁我们积存的所有信件。我得承认我们是弱者，我们明知自己无罪，却战战兢兢地在深夜里干着这种销毁有可能成为“罪证”的事。然而我们又都是富于感情的人。我们忍不住不时把某一封信重读一遍，于是我们立时牵心挂肚地想起了一些平凡而善良的亲友，回忆起了一些凝聚着最生动最真挚的感情的生活片断。我家里还保存着我大学时期从实习地写回来的那些充满着夸张描写和纯真抒情的信件，我真舍不得烧掉这些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理想血肉相连的信件，然而，爱人却冷静地举出例子：“‘太阳疲倦万分地落到山背后去了，我们面前是一片昏黄的荒漠……’像这样的句子，不都能惹祸吗？”于是，我只好把这些信件都送到点燃的火柴跟前，眼看着它们在焰舌中化为焦糊般的纸灰……在这痛苦的焚烧活动中，我因为总忍不住停下来端详着待烧的信件，渐渐发现，不管是谁的来信，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封，贴着什么样的邮票，也不管盖有什么样的邮戳，有一样东西，却永远不变，那就是在每个信封后面都盖有的一枚细长的印章，印章上清清楚楚地显现着邮递员的名字：马友全。啊，原来他叫马友全！他年复年、月复月地给我们家送了十几年的信。这些信我们都仔细地阅读过，甚而信封上贴的邮票，我们也曾仔细地鉴赏过，有时为了考究信件寄出的时间及路上所费的日子，我们还曾仔细地辨认过邮戳，可是，我们却从未注意过那每信必有的小小印章。啊，马友全！这憨厚的、默默不语的、忠实而辛勤的信使，他恪守局规，每天都在他所负责递送的信件上，盖上他小小的印章，不是为了使人记住他的名字，而是为了使他自己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他大概十几年从未渎懈过他的责任，也因而从未有人按印章找他追究过责任，因而几乎没有一位信主注意并记住过他的名字……直到我把十多年积存的信件拿出来焚烧时，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才终于注意到了他盖的印章！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爱人，我说：“我原以为我们烧掉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我才觉悟到，我们也在烧毁着构成别人事业、责任感、劳动和情感的东西……马师傅，马友全，他现在心情怎么样呢？今天傍晚，我看见他还像往常一样在胡同送信……”爱人微微咳嗽着，点着头。我们继续烧下去。可是烧得最坚决的爱人，忽然变得格外迟疑，原来她手里捏着那封曾经被扔到大槐树下的信，那封信对于我和她，是同样宝贵的，或许，我们应当把它留存下来？我从她手里抽出那封信，检验着，我以如同发现地质图必须加以修改的口吻，告诉她说：“这大概是唯一的一封没盖上马友全戳子的信！对了……”于是，我把接收这封信的详细经过，娓娓地讲给她听。在那发烫的陶盆旁，在那纸纤维焦糊的气息中，在那发闷的小小居室里，我和她的头发、眉毛上都飞落上了灰色、黑色的纸灰屑，我们俩就那么对坐在小板凳上，我讲，她听……她听得入神。听完了，她从我手中取回那封信，毅然地点燃。含泪微笑着说：“反正它永远存在你心里了……而且，又不是马师傅送的……”

这以后有好多年，我们尽可能不再写信。当我去干校时，我同爱人约定：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不必写信，好在总不时有同单位的人来往于干校之间，当中不乏好心而可靠的人，我们尽可以托他们带话。少写或不写信的做法，自然带来了少收或断绝来信的效果。我再没有倚门待信的心情和必要，因而也就同马友全师傅松懈了联系。只记得依旧是一个黄昏，胡同外的电线杆上的那高音喇叭正放足音量聒噪着，晚风把一些破碎的大字报纸碎片挟带进胡同，在半空中舞逐着，我从单位里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家走，在院门附近遇上了骑车送信的马师傅，我主动招呼了他，他也就下了车，站住同我说话，我发现他没有穿着制服，并且头上没有戴那我非常熟悉的硬壳制帽，露出了微秃的头顶。我问候他说：“您好吗？天冷了，您怎么反倒不戴帽子了？”他朝左右望望，叹口气，语调沉重地说：“那制服制帽，不都成了修正主义的玩意儿了吗？他们斗‘走资派’，也把我揪上去陪了斗，说我是‘走资派’树的黑典型，说我国民党时候，也认认真真送信，修正主义路线底下也认认真真送信……我不明白，什么时候该马马虎虎送信呢？……他们斗了我，可还让我到这里来送信，这片地段，没铺柏油的小胡同多、乱，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我可不是为他们送信，我是为人民送信，我还得认真……”说着指指瘪下去的邮囊：“只是如今信少多了，大家伙都不怎么喜欢写信了，您的信以往哪天不得两封三封？如今……”我望着他那憔悴的面容，那鼓起而下垂的泪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便截断他的话说：“我的信早晚还能多起来的，大家伙的信早晚都能多起来的……”他竟淡淡地微笑了：“多起来好……到那时候，我还认认真真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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