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页：2122年的斯特兰蒂亚

在如今这个由资本主义领导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类社会以及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正如数百年前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一般，其转变的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政治更多的是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思想蓬勃发展的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始和结束后期进行对比的话，若是以悲观的角度进行陈述，我们正处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时代。

卡勒斯著名思想家兼作家“莫利亚特·冯·斯特莱”在2000年出版的《世界机器》中阐述了一个深刻且不可忽略的社会现状。斯特莱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中，个人就是“大机器（Group machine）”中齿轮的一个齿，这个观点深刻的阐述了个人在集体和社会群体中的本质地位，以及人类个体在群体中所展现出来“服从性、易受影响”等特性，每一个人或者人类个体都因为社会的存在潜移默化的成为了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无论这个人类个体的身份或地位有何不同，都以“共同利益”以及“公认的社会功利”为整体导向成为了社会、政府、国家这一类“大机器”的一员，在极端情况下许多人类个体甚至会忽略其本身的利益。这种反常行为本身恰恰就是人类个体在群体之中，在国家以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本能反应。

关于人类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和群体的影响，早在1960年的斯特兰蒂亚思想家“罗德里安·卡特”的《群体论》中早已提出。虽然卡特的《群体论》中存在大量的关于“根本文化”缺失的担忧和批判，但其理论观点仍然值得采纳。在数十年前的斯特兰蒂亚大部分民众和社会的确对卡特所提出的“根本文化”缺失有极大的否认，这并非因为卡特的观点存在偏见或时代的局限，相反数十年前斯特兰蒂亚的否认行为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斯特兰蒂亚正处于最繁荣昌盛的阶段，甚至一度超越卡勒斯在资本主义阵营的统治地位，而对于卡特的观点进行否认也是理所应当。

从事实层面来看，斯特兰蒂亚的确如卡特所说的那般，存在“根本文化”的缺失。斯特兰蒂亚的早期以及建立都与“被殖民”存在极大的关系，斯特兰蒂亚作为一个被殖民国家几乎没有卡特所认为的那种“根本文化”，斯特兰蒂亚没有卡勒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更没有瓦尔多斯那样的革命历史，斯特兰蒂亚的历史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这并不是对于斯特兰蒂亚的独立历史的否定或是对其辉煌灿烂的发展历程的否定，而是斯特兰蒂亚的“自我放弃”。斯特兰蒂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独特的，且难以撼动，在世界上斯特兰蒂亚拥有全世界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根本是斯特兰蒂亚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毫不干涉，这必然会造成“根本文化”的缺失和市场经济的主导性，从理性层面来看，这一切都是斯特兰蒂亚在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取舍。

以我来看卡特所提出的“根本文化”的重要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骇人听闻，因为斯特兰蒂亚已经用实践告诉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与文化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卡特的观点就一无是处，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此时的斯特兰蒂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将会带来空前的改变且关乎每一位斯特兰蒂亚人。

每一个历史悠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危机”，以卡勒斯为例，卡勒斯分别在1932年、2002年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即使年代不同但这三次经济危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市场经济的反噬”。卡勒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定义其实并不准确，若是“资本主义”所指的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那么卡勒斯其实称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而卡勒斯的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是相对性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当我们回顾历史卡勒斯其实一直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都保持着保守的态度。自1907年以来卡勒斯一直都在对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尝试，1930年时任卡勒斯元首“埃玛・索菲・穆勒”提出“市场开放大体方略”并在同年签署《卡勒斯市场经济开放法案》，而两年后的1932年卡勒斯迎来了第一个经济危机，这也让埃玛・索菲・穆勒不得不撤销法案。而在2000年时任卡勒斯元首“卢卡斯・本雅明・施密特”在千禧年间，向“帝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开放市场经济的提案，以适应新时代的全球市场经济整体走向，并计划在全球经济上巩固卡勒斯的统治地位。结果也如我们所知那般，2002年卡勒斯进入了第二个经济危机，而也就是在这一年斯特兰蒂亚的经济与卡勒斯持平。

从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上来看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问题，卡勒斯并不是一个缺乏市场环境和高端制造业的国家，甚至恰恰相反。卡勒斯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生产水平都说明卡勒斯拥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和维持其运行的资本，但卡勒斯的政治体制和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等问题都导致这一切在执行层面上有不可忽略的问题，而且从“根本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便会发现，卡勒斯的国家风貌和国民性并不适合过于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而其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成了必然导向。但卡勒斯对于市场经济的尝试并没有因为两次经济危机而停滞，卡勒斯政府敏锐的察觉到国内和世界市场的根本性差别。

2008年，卡勒斯经济学家“汉娜・莱娜・韦伯”就曾在《人与经济》中充分解释了卡勒斯的经济与国民之间深刻的关系，以及对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汉娜的观点在于个体与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其影响，也充分且具体地解释了“经济”这一词。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个体是 “微观基础”，群体（企业、行业、社会等）是 “宏观载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经济运行。个体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双重身份 ——“生产者” 与 “消费者”，其选择直接影响市场走向，同时也享受市场带来的福利。而群体是个体的 “集合体”，包括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整个社会等，其作用是将个体力量整合，实现 “1+1>2” 的协同效应，并为个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但对于经济这一词的解释，汉娜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 “纯粹的自由放任”，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并在效率与自由、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市场经济的本质是 “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 的结合：市场负责 “高效配置资源”，政府负责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底线”，二者缺一不可。

从汉娜的观点中就不难发现，其实卡勒斯拥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国际市场经济”，但对于国内的市场经济却知之甚少，这便导致其国家发展重心偏移等一系列问题。而卡勒斯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其本质来源于卡勒斯政府简单的将国际市场经济中的理解和措施套用在国内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而忽略了“根本文化、国民、个体与群体”等问题。汉娜的观点清晰且犀利，卡勒斯的国民性以及其经济体制本身就不适合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更偏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经济”，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卡勒斯一样，但国有制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市场缺乏活力等一系列问题，汉娜却提出了另一个方法就是“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 的结合。事实的确如此，2010年卡勒斯正式进入“国家发展全国动员”第三阶段，此时的卡勒斯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且根本的改变，即为“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回到关于斯特兰蒂亚的讨论之上。斯特兰蒂亚所面临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必然，就如卡勒斯的经济危机一般，但斯特兰蒂亚的问题远比经济危机要大的多的多，不仅仅是关于根本文化的缺失，也不仅仅是国民与国家制度之间的不匹配，更不止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2122年的世界中，经济不再以国家为单位划分，而是以公司为单位。事实上，斯特兰蒂亚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与国际关系均处于稳定状态，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对其构成直接威胁。它的问题，是内生的，是结构性的，是历史与制度共同演化的结果。斯特兰蒂亚的问题，从始至终，都是它自身的问题。

斯特兰蒂亚的政府以及其经济层面的决策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一种不加干预的市场自由主义态度，这便让斯特兰蒂亚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典型。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资本的涌入，也同时构成了斯特兰蒂亚一直所宣传的“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斯特兰蒂亚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科技的发展，企业权力迅速膨胀，政府逐步退位，最终沦为一种“合法性平台”它不再主导国家发展，而仅仅维持秩序与形式上的稳定。斯特兰蒂亚的政府，不再拥有实质性的主权。它的主权被资本所接管，被企业所操控，成为一种“内部傀儡政权”。这种政权之所以没有瓦解，原因并不在于其治理能力，而在于企业之间的制衡机制。各大企业彼此竞争，彼此牵制，谁也无法取代政府成为唯一的统治者。政府的存在，反而成为企业维持秩序与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制衡并非真正的稳定。它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一种资本之间互相制约的临时结构。斯特兰蒂亚的社会容不得任何结构性变动。一旦出现革命性的政治变革，或某一企业试图突破制衡体系建立统治力，整个国家的制度基础便会动摇。

也正如上述所陈述的那般，此时的斯特兰蒂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脆弱且混乱的时代。但以我个人的观点进行分析，我并不认为斯特兰蒂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来自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而在于政府的缺失和经济失衡。在汉娜的《人与经济》中已经充分阐述了人类个体和群体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当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便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其根本也是最难以忽视的问题就在于对于底层也同时是社会中人口最多群体的压榨和忽视，这并不像我们简单理解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而在于“经济”这个复杂但简单的系统循环本身。

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少民结构，而在于它在实践中忽略了经济循环的闭环逻辑。当消费者被压榨、被边缘化，生产的意义便开始崩塌。经济不是为了少数人而存在，而是为了维持社会整体的流动性与可持续性。一个忽略消费基础的制度，终将走向自我瓦解。这其实是许多人一直所忽略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左派人士在政治主张层面上时常忽略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少民结构是一个错误的事，或者说与无产阶级本身就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我甚至认为少民恰恰就是“政治”的本质。这里的“少民”并非指特权阶层的垄断者，而是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担决策责任的少数人群体。政治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调配机制，而资源的调配、制度的设计、权力的行使，必须由具备足够认知能力、责任意识与实践经验的人来完成。

正如凯尔维亚帝国哲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索科洛夫”在1799年撰写的《哲学政治》中所提到的那般，政治并不是权利的集合和垄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少数人掌权”，而在于“掌权者是否具备治理的智慧与公共责任”。 少民政治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对结构性治理的肯定。它要求的是“有能力者治”，而不是“人人皆治”。真正的政治公平，不在于权力的平均，而在于权力的合理分配与责任的有效承担。

同时，斯特兰蒂亚迫在眉睫的危机是，这个容不得任何结构性变动的社会正逐步走向消逝。2122年3月4日，斯特兰蒂亚劳动党正式宣布成立，这个独立于斯特兰蒂亚官方政治体系之外的党派标志着斯特兰蒂亚的新时代已然到来，而该党派的政治主张不难看出这场关乎整个斯特兰蒂亚人的变革将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更不会以没有硝烟的方式收尾。但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斯特兰蒂亚的必然，更是每一个看客早已知晓的结局。

我不想太过于悲观，但我作为一个斯特兰蒂亚人很难不为之叹息，我可以大胆的承认我并不是一个爱国人士，毕竟如此的政府如此的国家也很难让人谈得上爱，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毫无反应，因为我深刻的清楚，斯特兰蒂亚在这混乱的背后是无数的人民和数以万计的家庭。

（文章来自：世界真相报 提供者：文森特·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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