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功劳，微臣还担不起。除了圣上的英明远见之外，大宋能有今天文武鼎盛的局面，与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忠臣干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韩琦、富弼做出了那么多，最后弄成那般下场，圣上不觉惭愧吗？虽然他们背叛了圣上，但是他们却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虑。圣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一步步走出来。政事堂已经按照圣上的旨意，开发了湖广和流求，又大力兴建作坊，发展了海贸。现在，又按圣上的旨意，迁都上京。圣上所有的谋划都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是稳步巩固成果、多多囤积粮草，大力兴修水利道路。圣上！不要再打仗了！增加一个明珠县，得到硝石矿，却增加了粮食的负担。”王安石这是在指责赵顼对韩琦、富弼不公，指责赵顼过多耗损民力，指责赵顼穷兵黩武了。

“韩琦、富弼有何功劳？他们的功劳就是大肆兼并，放高利贷，阻扰变法吗？”赵顼不再纠结粮荒的问题，转而愤怒地说道。

“大肆兼并，放高利贷，阻扰变法，这些事情，圣上详实地调查过吗？有何根据？难道田产多，就是兼并得来的吗？”王安石瞪眼反驳道。

“那先生说他们有功劳，又有什么根据？”赵顼也不服软。

“你养了那么多铁臂卫，暗影卫，难道就没看到吗？”王安石站起大吼道。

见赵顼与王安石似乎要吵起来，包绶急忙站起，拱手说道：“圣上，王相。韩琦、富弼等人阻扰变法说不上，尽管他们也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虑，但他们背叛圣上却是不应该的。圣上剥夺他们的功名官位，也不算过分。他们自杀，也不是圣上的错。不过，他们为大宋立下的功劳，圣上也不能轻易抹杀。他们田产虽多，但微臣从来没有听到过百姓指责他们兼并土地，也不曾听到过百姓指责他们放高利贷。”

王安石也不想争吵得太厉害，毕竟是过来劝谏的，不是来吵架的，什么事情都要讲个理字。而赵顼也不想太过触怒王安石，对于王安石，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赵顼总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感。

见王安石和赵顼都坐了下来，端起茶杯喝茶，包绶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务农最怕的就是天灾，百姓家资弱小，既无法自行兴修水利，又无法在遭受天灾时自救，还得缴纳朝廷的赋税。无法承担之下，只能将田产出售给官员地主，求得庇护。自新法施行以来，废钱令、方田令得到贯彻，百姓能够得到青苗钱资助，官员地主的土地也得到丈量，查出了大量隐瞒的田产，官员们也得缴纳田税，土地兼并的状态因而得到好转，加上湖广大开荒，现在大宋已经没有客户了，客户得到了土地，都上升为主户了。然而，百姓始终家资弱小，无法兴修水利，无法购买耕牛，经营田产的经验也是不够，土地分开经营，人力耗费大，产量却要低得多。从这点来看，圣上新拟定的均田令，只会让大宋粮食产量越来越低，百姓越加贫困。”

包绶所说的，赵顼也明白，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确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粮食产量。地主出租土地给佃户时，也会干预农业生产，指导协调各家佃户进行农业种植。规模化，在防止天灾方面，的确也有优势，万一田地遭灾，还可以得到及时的补种改种，不会把土地荒废了。因为，佃户其实就是客户，可以自由流动，为了留住他们，地主的剥削并没有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这样的农业生产关系，还是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这个时代的客户对比后世的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几乎是一样的。

“这与韩琦、富弼的功绩有什么关系？”赵顼尽管明白包绶所说的道理，却觉得包绶这是扯开话题。

“韩琦、富弼，他们的田产就是这么经营的。凡是投靠他们的客户，只要努力经营，最后都能积蓄家资，最后购买一份自己的田产。而韩琦、富弼也不会阻扰他们离开。很多百姓受益于他们，也感恩于他们。他们虽有大量的田产，但租金却非常低，有效地经营不但扩大了他们的田产，也让投靠他们的客户百姓富裕了起来，有了能力离开。至于高利贷，虽然有，但都是对那些豪赌的贵族子弟而言，对于普通百姓，收取的利钱却是非常低。除此之外，韩琦、富弼在边疆立下的战功，圣上应该也是知道的。望圣上明鉴！”包绶拱手说道。

“这么说，均田令不适合推行了？”赵顼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废钱令规定，朝廷所征赋税只征交子。普通百姓通过副业就能上缴赋税，这有利于百姓提高抵御天灾的能力。因为赋税只征交子，地租也变成了交子，佃户只需上缴交子做地租就行，不必再上缴地主规定的农产品而遭受地主与商人的联合剥削。只要圣上限定地租的范围，令各级衙门统筹水利，废钱令足于应对大宋存在的贫富差距，均田令没有推行的必要。”包绶进一步解释道。

“普通百姓家，能有什么副业？”赵顼对大宋的农业生产状态的确了解不够，听到这里，不由得再次问道。

“副业比较多了，饲养家畜，进山捕猎，外出进作坊务工，或是给地主豪族做短工。这些副业所得，比较稳定，不会受天灾的影响，所得交子足够他们缴纳赋税了。方田令规定，纳税不再分户等，农税只纳田亩税。只要百姓有求富之心，足够勤快，富起来不是难事。”包绶见赵顼听进去了，心里畅快了许多，进而解释道。

宋朝，与其它朝代最大的不同，便是民本思想的不同。孟子的地位在宋朝是很高的。赵顼与王安石等人谈论的也是百姓的生计问题。历史上，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是从百姓的生计考虑的，坚持“财不在民，便在官。”大哲学家程颢更是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声音。宋朝的士大夫们虽然安逸奢侈了一点，但是大宋养士百年，他们风骨都硬的很，贪污和欺压百姓的事情少得很。

对比各朝代，宋朝对百姓也是最好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想扩大皇宫，嫌百姓在皇宫外叫卖很吵，为百姓开小摊堵塞御街烦恼，但都因为怕百姓不喜，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宋仁宗也没有因为自己想扩建皇宫而强迫百姓拆迁，那些叫卖的小贩从来没有遭到过驱赶。比起后世的城管，宋朝的这些事情简直不可想象。

宋朝的这种民本思想，即便是后世的中国都没有达到。为什么原来要分户等？为什么不会驱赶百姓？宋朝与唐朝征税方式是不同的，唐朝征的人丁税，而宋朝征收的是财产税。征收财产税必然要按财产的多少区分百姓户籍的等级。

这种征税方式一方面是承认了百姓财产的私有权，并且朝廷保护这种私有权；不抑兼并，允许土地买卖，就是保护百姓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另一方面承认了百姓私人相当程度的自由经营权，自产自用不是一种经营权，只有生产了拿出去卖，才是一种经营活动；承认百姓的经营权，是宋朝商业发达的原因，也是商业发达的表现。

放在后世，你开个工厂，你造个房子，你不花钱去向国家购买经营权试试，第二天就拆了你家房子。街头小贩为什么被城管追得满街跑，不就是没有经营权吗？

分户等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财产或者财产够不上户等的百姓不用缴纳任何赋税。宋朝为什么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原因就在这里。当然，分户等也有一定害处，因为财产不仅仅包括田亩，还包括其它方面的经营，一旦经营失败，户等下降，但依然要按原来的户等纳税的话，百姓们就遭殃了。方田令废除户等，将田亩作为唯一的纳税财产，十分有利于百姓发展其它副业经营。

北宋底层没有俸禄的胥吏，常常用户等，钻营盘剥百姓，造成百姓要承担不必要的赋税，弄得百姓不敢求富。一旦富起来了，户等上升，那么如果经营失败，户等是很难降下去的。这一度造成百姓家的资本太小，无法抵御天灾。

如果不考虑资本的大小，单看这种经营权的话，北宋百姓们享有完全平等的经营权，这样一来，事实上在经济基础上，北宋已经进化成资本主义了，因为平等的经营权，肯定伴随着足够程度的财产保护、人身自由安全的保护和自由交易的原则。这种社会环境，就足够诞生出原生的工业革命。

人身自由不必说，从北宋的户籍制度就可以看出来。北宋凡是在一个地方居住两年以上，就自动获得当地的户籍，而且不限制百姓的自由迁徙。不会因为你要去某一个地方而给你办临时居住证。宋亡之后，这种制度就没有再出现过，从元朝开始，再到明清，百姓出个村子都得开证明。后世的共和国，也是如此，你没有身份证，哪里都去不了。

历史上，也只有北宋有详细而明确的经济立法，这和英国的《权益法案》几乎是一样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以《权益法案》为标记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过了四十年，才开始的。当时的英国工业，基本上和北宋一般，仍处于作坊阶段，就生产工艺和繁荣程度而言，和北宋差不多。生产工艺，不是生产技术，牛顿的力学绝大部分还是高大上的贵族们的玩物，和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一般，不是下层百姓能了解的。

想到这些，赵顼也觉得自己过于苛刻对待士大夫们了，把士大夫阶层想得太坏了，把北宋想得太恶劣了。一直认为后世的制度就一定先进，岂不知还不如宋朝！一直想着用后世的制度改造宋朝，这时才明白，后世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所有制相比宋朝的土地制度而言，实在是太落后了。

没有平等的经营权，北宋也不会产生那么多影响世界的伟大发明。要知道，中国四大发明，其中三个就诞生在宋朝。没有自由平等的经营权，怎么可能有创新？

没有平等的经营权，即便赵顼把后世的先进技术都弄过来，像很多小说中的无敌主人公一般发明无极限，蒸汽机说弄出来就弄出来那般，也只会是清朝洋务运动的翻版，最终还是要失败的。

北宋如果不是被宋太祖那崇文抑武、分化事权的制度所束缚，导致一支强悍的军队没有出色的统帅来指挥，他的武功简直不可想象。这从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的沉浮就可以看出来！

“朕拟定的其它几条新法呢？”赵顼不由得怀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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